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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田洺 精选

已有 12882 次阅读 2016-6-29 04:04 |个人分类:人物纪事|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田洺

今天浏览科学网最新文章,看到武夷山老师的文章《悼念田洺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557&do=blog&id=987290),极度震惊,才知道田洺兄于627日离开人世了。其实,在我敲下上述文字的时候,仍然不能相信这是事实。

武夷山老师的博文配了一张田洺生前的照片,端详着照片,田洺的音容笑貌宛如昨日。

其实,我跟田洺已经有几年没有见面了。对他的近况,一点儿也不了解。我刚刚给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刘细文老师发了微信,对田洺去世的消息表示极度震惊。细文是我跟田洺共同的朋友,说是来,我跟田洺相识,还是细文做的中介。

1997年,我还在科学院计划局工作的时候,我们处承担了一项紧急任务,为中科院起草一份向中央的工作汇报。当时负责领导这项工作的是我们的处长何传启,由我协助传启工作。参加者还有当时从空间中心借调在我们处工作的张凤。传启提出,希望从院属单位再找两个有思想文笔好的同志,参加报告起草小组。我找细文聊起此事,细文推荐了田洺教授,他们是在中科院研究生院一起读书的同学。我们处的同事邓心安推荐了当时综考会的霍明远研究员。

传启和我很快跟田洺约了时间,然后去玉泉路的科学院研究生院跟田洺见了面。聊了大约半个小时后,双方都比较满意,我们就决定邀请田洺参加起草小组。这是我跟田洺的初识。后来霍明远老师也加入了起草小组。这样,给中央的报告,就由传启,张凤,田洺,霍老师,再加上我,历时数月,共同完成。这份报告,经由院务会议讨论通过后,上报给中央和国务院,事实上促成了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的实施,算是科学院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我跟田洺就是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熟悉起来的。有几次,起草小组在京区找一家旅馆,进行封闭式讨论和写作。我和田洺常常在一起畅谈到很晚,彼此都觉得很投机。聊的内容大部分忘却了,只仿佛记得他当时在翻译古尔德的名著《熊猫的拇指》和《自达尔文以来》,为了解决翻译过程中的问题,他还跟古尔德本人建立了联系。记得田洺跟我说过,翻译的一个好处,是可以在翻译的过程中“套写”类似主题的专著。他用了“套写”这个词,我觉得十分恰当,因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借鉴国外名著的思想和方法。田洺后来出版了专著《未竟的综合:达尔文以来的进化论》,不知道有多大程度得益于他所说的“套写”。当年国内人文社科领域,学者对于国外的研究成果,还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借鉴学习阶段,即使是专著,其中引进借鉴国外学者思想方法的篇幅也占据相当的比例。

田洺的专业是自然辩证法,他是学生物出身的,研究重点在生物进化论思想。因为专业不同,我没有读过田洺的译著,也没有读过他生物进化论专著。在网上陆续读到过一些关于田洺译著质量的文章,大多批评他的译文水平不高。依田洺的年龄和学历看,他的英文水平应该不会很好,译文出一些错,恐怕难免。不过,当年(世纪之交)英文好、专业又好的人,恐怕大多不屑于搞翻译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

在跟田洺相识后的几个月里,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有几点特别深刻。那时候,他刚从澳大利亚访学回来不到一年,脑子里还都是澳洲的美好,跟国内的现实对比之下,觉得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太多了。他有点言必称澳洲,以至于我会联想到钱钟书笔下的“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不过,田洺是真诚的,他是真心希望国内变得跟澳洲一样好。另一点印象,是他的烟瘾。是个烟鬼,从来烟不离手。他说,在澳洲访学期间,买烟也是他最大的花费。不知道他的死因是否跟抽烟有些关系。写到这里,我脑子里浮现了我们俩坐在旅馆的房间里,在他喷云吐雾之间,畅谈国内外大事,针砭时弊,探讨振兴科教之路,恍如隔世。田洺知道我将赴美攻读公共政策,还跟我约定,待我学成回来,跟我共同策划一套“公共政策译丛”,可惜世事难料,这项计划并没有实施。当时还有一件趣事,就是他的名字。那个时候无论是联想汉字还是中文之星,都没有“洺”字。每次我们起草小组给领导汇报工作的文件上,都要先把他的名字打成田名,然后在用手工把三点水加上去。我很好奇,这个“洺”字有什么高雅的含义,后来查字典发现就是个地名,有点小失望。

1998年我去了美国,跟田洺渐渐没有了联系。听说他调入科学院机关,当了政策局的副局长,内心里总是不能把田洺这个人跟国家事业单位的官员挂起钩来。2000年和2001年我回国期间,还跟田洺一起吃饭,问他在科学院机关工作的感受,才知道,他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负责起草院里的政策文件,还有给院长起草一些发言稿。我觉得这也算是用到了田洺的特长。

后来,政策局改成了战略规划局,田洺仍然担任副局长。再后来,田洺转任中科院科学传播中文主任,听着也很高大上,实际上这个传播中文恐怕只有他一个人是正式编制,尽管待遇仍然是副局级,但这个职位是个虚职。这期间好多年我没有回国,仅有的几次,也是来去匆匆,没有跟田洺联系过。间接从朋友那里得知他的一些近况,但不知道详细内情。

2012年我回国,在北京小住了近两个月,抽出时间去田洺的办公室。下午3点左右,到他办公室,发现窗帘禁闭,敲半天门,才有回应。原来他还在沙发上睡午觉。表面上看,这时候的田洺,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无拘无束,天马行空。也许他内心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吧,交谈之下,发现他仍然是那么愤青,那么有批判精神。

田洺说到底是个读书人,在他办公室的书架上,书桌上,摆放着林林总总的书籍。我一边跟他神侃,一边浏览他的书架,终于发现一本不错的关于中国技术创新的英文版新书,立即抽出来,要求借回去阅读。田洺笑了,说:你哪还有时间还书啊,算啦,拿走吧!

没想到,那就是我跟田洺最后一次见面。这本书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看见它,我就想起田洺的笑。田洺才58岁就走了,实在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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