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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haedra Cress；译者：刘欣怡；校译：陈铭

来源：https://scholarlykitchen.sspnet.org/2018/07/31/little-white-lies-healthcare-publishing/

《语言和社会心理学杂志》的一篇文章称，大部分美国人每天都会撒一到两次谎。但是人们往往会相信自己接收的大部分信息都是真实的而非谎言，因此我们的谎言鉴别能力正一步步被蚕食，这对某些涉及透明度问题的领域甚至整个时代而言，将是非常有害的。

告诉别人他们穿这条裤子很好看和告诉他们我其实并没有看过这整篇稿子，但是我完全能为它提供同行评议意见，这二者有什么区别？招聘者如何在一个人的领英（LinkedIn）首页分辨出他是因自身原因被开除还是因公司变动被解雇的？这些细节往往能告诉我们真相，但是却很难被识别。

我们几乎都参与过某种形式的写作、编辑或者自身专业领域的调研，特别是出版行业的人。我们试图对所做的事情都保持最高标准，不论是我们的工作还是生活，甚至包括我们在社交平台Instagram上发布动态。

但我们是这样的吗？

以白宫交流部部长Hope Hicks女士为例，她在辞职前不久就曾向白宫情报委员会承认，她也会为总统编织一些白色谎言。我们想以领导人为榜样，但这似乎并不十分合适。如今，“谎言”也慢慢地侵蚀了出版的许多方面。

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存在很大的需要我们自行判断或解释的变数。我进行文章勘误是因为作者的要求，还是若不这么做期刊就看起来很糟糕？我是否有道德上的义务去核查上传到期刊提交网站的许可表格？作者是否因获取期刊全文无果就直接引用了摘要，在并不知道全文内容的情况下以摘要的价值评价它？

很容易理解白色谎言是如何产生的，但这不是借口，尤其对上市公司而言。当脸书（Facebook）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出庭作证，他主张他所做的和不做的事情以保护我们的隐私不被售卖。我们想要相信他，但是在直觉上，我们大部分人又怀疑存在一个让他的“真相”看起来更像一个谎言的小技巧。

我们日常工作中多少做或不做的事情会影响到全球医疗健康出版的科学和医学？对于像我这样偶尔写评论文章的人来说，我的举动不太可能影响什么。但对于那些将创作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作为终身事业的院士、研究者和学者来说，影响就会很大。虚假新闻也许会被售卖但它不能流向科学和医学界，否则可以想象后果。

每天我的收件箱都会发布一些关于“造假作者”的公告，他们的稿件已经被撤回，毫无疑问这种事情非常令人震惊，作者在窃取文章，同行评议者在伪造评论并且使用虚假的描述来提升自己的声誉，图片正在被篡改，甚至在被盗用后还会被属上盗用者的名字。

13年前，Nature Material（《自然材料》）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就警告我们遇到麻烦了，科学出版的可持续性正处于危险中。当时“Salami Slicing”（香肠论文）还是相对新鲜的事物，但如今，我们看到、读到或者同行评审到的“香肠论文”就是把一篇研究成果分割成多部分提交，以此丰富作者简历上的项目成果数量。出版伦理委员会的网站包含了1998年以来的分割发表的例子，但“香肠论文”这个名词是直到2012年才开始被使用，这会是新的道德滑坡的开始吗？

为我们指引正确方向的道德罗盘在哪里？我们又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失控了？我们是太过于幼稚还是已经习惯于接受新的道德冲击，这种冲击的重现太过于熟悉以至于我们因为麻木没能发现？诺贝尔奖获得者从声名显赫到身败名裂也只在笔耕不辍和挥金如土之间。一些海外国家因为“香肠论文”变得臭名昭彰，他们铤而走险发布这些论文，并且侥幸认为编辑不会看得太仔细。因此当代编辑的简历增加了新的要求，包括处理语言障碍与方言问题的能力和使用新的检测工具的能力。此外，还会聘用社会心理学专家保持公开公正，因此20年前从事编辑工作的人可能很难胜任如今的工作了。

那些因撤职而感到羞愧的作者是否更有可能一念间铤而走险？两个来自日本的研究者发现，那些面临撤职的作者很有可能会再次采取不当措施。他们说：“你会发现3-5%经历过一次撤稿的作者会在未来五年内撤回另一篇文章，但对于那些经历过至少五次撤稿的人来说，这个几率会上升到26–37%。”这个数字非常令人震惊。

还有另一个灰色地带——引文堆叠（citation stacking）：指在两种或多种期刊中互相变换形成不成比例的引用数的异常引用行为。这种行为该如何定性？可接受（即文献是相关的且添加到文章中）和不道德（即作者或编辑试图弄虚作假来提升形象或影响因子）的分界线（称作白色谎言）又在哪里？期刊做这种“礼貌的推荐”已经很多年了，但这算是借口吗？这样真的可以吗？没有任何权威的东西可以信赖，我们只能依靠伦理道德和编辑团队的良好判断能力了。

当我们用Crossref的相似性检测系统来检测剽窃时，我们应该扫描提交的每一个数字、图像和表格，并且查找伪造、剽窃或复制的内容吗？我们需要为这项工作单独招聘员工吗？我想到了编辑道德协调员或出版犯罪扫描仪，我们本应该专注于优秀作者的出版，可是现在却把时间都浪费在找坏人上？

在学术界，资深作者把工作委派给初级作者或研究员是很常见的事，有时候他们知道这样做会使自己的工作受到损害，但他们到底是串通一气还只是疏忽大意？尽管这种做法尚可接受。

我们都知道Clarivate Analytics能够禁查那些使用小计俩蒙蔽系统的期刊，比如大量自引或其他不道德行为，但是为何处罚这些期刊的门槛又高得不可理喻呢？以及这又会对那些在被除名或被禁查期刊发表作品的作者造成什么影响呢？似乎有理由认为，如果作者在掠夺性期刊和/或被除名或被禁查的期刊发表文章，那么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的声誉——会受到损害。虽然有的人是在愚弄系统，有的人可能只是无意为之，而他们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目前很多机构似乎已经从标准勘误和撤稿选项中发展了很多补救措施，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引进了“关注声明”，并且现在已经有了“撤稿和替代”措施，国家图书馆医学著作也标有“纠正和重新发布”灰色地带标签。但一般读者应如何理解这些“修正”水平的细微差别？

有些可能认为少量的“白色谎言”是必要的，但它们会积少成多，并且会影响学术作品的准确性。当学术出版转向接受不断修订的文化（以及多地不同版本）时，作为编辑和出版商，我们又怎能确保读者每次阅读的都是真实可信的呢？

我怀疑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白色谎言会变成标准，我们有更好的工具能查找作弊行为，但同样的也会有这样的工具来造假。如果我们把白色谎言、捷径，以及“一次性例外”作为群体的准则，我们很可能知道它背后会发生什么——我们能够相互监督以示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