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请注明出处

作者：NICKO GONCHAROFF

译者：康楚熠

校译：檀湘琦

来源：https://scholarlykitchen.sspnet.org/2023/11/15/guest-post-mind-the-gap-understanding-chinas-perspective-on-research-integrity-and-open-access/

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研究论文生产国的20年里，中国研究界与国际学术出版商之间的互动一直保持着数量多、范围广的状态。然而，在某些方面，这两个群体之间的认知差距正在扩大。我们在中国的一些同事、同行和合作伙伴对开放获取（open access，OA）、科研诚信以及作者、编辑、机构和出版商的责任的看法与北美和欧洲的同行大相径庭。其中一些源于中国研究生态系统的独特性，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中国的立场则表明全球学术出版实践可能会发生演变。无论如何，我们都越来越需要就学术研究与交流交换意见，达成更多共识。

最近，我有幸主持了国际科学、技术和医学出版商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ientific, Technical and Medical Publishers，STM）/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The Society of China University Journals，CUJS）中国研讨会，该活动由STM协会和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主办，于10月16日在法兰克福举办，正好在STM年会之前。对于一次在欧洲举办的活动来说，这次研讨会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国演讲者和中国听众占多数，同时还有来自STM成员出版商的代表。演讲和随之开展的热烈的观众讨论环节内容新颖、信息量大，并凸显了双方观念上的差距。

图1.STM/CUJS中国研讨会观众（图片来源：STM协会）

我们有幸邀请到四位专家小组成员，就当今国际和中国出版商面临的关键议题进行讨论：

•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学会理事长、北京林业大学学报出版部主编张铁明就中国OA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做了详细而深刻的阐述。

•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院，计量与评价部主任杨立英博士介绍了具有影响力的《中国科学院国际期刊预警名单》的发展、方法和使命。

•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数字发展中心副主任陈哲介绍了最近成立的开放科学促进联合体（Open Science Promotion Consortium，OSPC）及其在中国学术界开展的工作。

• Taylor & Francis（T&F，泰勒与弗朗西斯）/Routledge（T&F旗下英国跨国学术出版商）政策总监兼STM开放研究委员会主席Vickey Gardner介绍了出版商和STM协会在支持科研诚信方面的作用

  
  

这些演讲（可下载）以及我们的专家小组与听众之间的讨论涵盖了中国学术出版面临的重要问题，包括：

• 中国对全面过渡到金色OA所需的成本表示担忧，因为这将远远超过中国目前在国际期刊上阅读和发表研究成果所花费的成本。

• 中国缺乏全国性的OA授权，以及分析了要在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之间实施这一政策的难度、复杂性和（再次提及的）成本。

• 对OA期刊质量和国际出版商商业动机的持续怀疑，人们普遍认为国际出版商从中国研究人员身上牟取不当利益。

• 对金色OA商业模式的抵制与日俱增。

• 期刊预警名单在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和作用、未来发展和最终目标。

• 在中国，科研诚信如何被视为出版商的主要责任。

图2.STM/CUJS中国研讨会小组（图片：STM协会）

对OA期刊、APC和科研诚信的不同看法

研讨会的发言人和与会者传达了中国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看法。一位颇有名望的中国医学期刊的资深编辑指出，32年前他第一次发表论文时，中国出版商向他支付了稿费。他接着说，中国人普遍认为所谓的“假论文”——即来自论文代工厂（paper mills）的文章的增加是由于OA出版商出于利益驱动而增加发表量造成的。他承认，中国的激励机制确实促使了研究人员大量发表论文，但他认为更大的问题在于OA出版的本质。

他和其他中国与会者明确表示，他们认为出版商应在维护科研诚信上负主要责任。与会专家和国际出版商代表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的研究人员发文激励制度，以及检测代写论文产出和其他学术造假行为的技术挑战是威胁学术诚信的主要因素。在中国，一些人认为OA商业模式是学术不端的主要原因，但正如T&F的Vicky Gardner所指出的，OA撤稿可以说是更广泛问题的表象。

图3.Vicky Gardner在STM开放研究委员会上的发言摘录

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政府为改变这种激励机制所做的努力至关重要，但许多中国与会者仍对金色OA持批评态度，认为它主要是国际出版商赚钱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获得研究成果。

对金色OA商业模式的抵制与日俱增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批评金色OA是强加给中国的另一种西方商业模式。大学和研究机构肩负着不增加成本向OA过渡的重任，因此它们对金色OA和一般的OA都特别抵触。一位在座的STM成员说，在与中国的机构讨论金色OA的替代方案时，他经常被告知，其他建议的替代方案（减免、折扣、单一收费协议）都是不可接受的（许多中国研究型大学从折扣订阅套餐中获益的事实很可能是这一立场的基础）。一些中国机构表示，作者应该自己去找资金，如果找不到资金，出版商就应该填补空缺。

图4.张铁明关于中国OA的演讲节选

与许多其他地区相比，中国的研究人员和机构很少反对订阅模式。这种态度再加上中国缺乏全国性的OA授权，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作者的OA出版物产出增长虽然令人印象深刻，但却落后于其他国家。（截至2021年，OA论文占中国出版物产出的35.1%，而世界其他地区这一比例为44.3%）。

图5.按文章访问类型划分的产出——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STM Publishing in China State of the Market Report 2023, Goncharoff, N. Osmanthus Consulting Ltd/Clarke & Esposito 2023。

数据由Digital Science（https://www.dimensions.ai）提供的互联研究信息系统Dimensions提供。

“合理APC”

中国作者的研究成果数量庞大，这意味着中国仍然会产生大量的OA论文。随着产出和文章处理费（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APC）成本的增长，中国科研界的利益相关者都在关注“合理APC”的概念。

过去，中国政府曾提出过有关APC额定数值的想法，如2020-2021年中国学术社交媒体上出现的1200美元的数字。现在的做法似乎已转向通过将APC与同行期刊进行比较，以及对期刊“质量”的评估来评估APC。

张铁明在关于中国OA出版物的演讲中将“APC不合理的期刊”描述为“根据其出版量、影响力（H指数、期刊影响因子等）和其他指标”，APC明显高于符合类似标准期刊的期刊。张铁明还引用了GoOA（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提供的开放获取信息与分析服务）的一项分析，该分析认为，2019年至2021年间，中国10%的科研成果发表在APC“不合理”的期刊上。

在讨论《中国科学院国际期刊预警名单》（Early Warning List，EWL）时，杨博士指出，EWL的“中度风险”类别考虑的是期刊的APC，以及相对于同行期刊的APC和期刊自身的退稿率是否“合理”。如果一份期刊的退稿率很低，但APC却很高，那么它不仅会被视为“不合理”，还可能被列入警告名单。确认期刊的APC偏离了一定的APC阈值后，EWL的标准是“合理的APC，而不是APC的绝对值”。

中国科学院的这一观点在APCheck服务中已有先例，它使研究人员（和出版商）能够快速确定APC期刊收费在中国是否被视为超出了类似范围和影响的期刊的平均水平。这项APC查询工具是GOoA提供的一整套服务的一部分，GOoA于2013年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建立，旨在促进OA以及建立公平公正的OA结构和实践（APC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图6.具有合理APC的期刊的APCheck结果。图片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GoOA提供

“合理的APC”与目前大多数国际出版商的平均APC之间的巨大差距表明，中国研究机构和政策制定者需要与国际出版商进行谈判并达成妥协。

国家性OA授权的实行并不迫切

在我们看到一个总体妥协方案之前，中国不太可能通过一项全国性的OA授权。张铁明指出，虽然APC成本问题是主要障碍，但向OA过渡的复杂性和潜在风险意味着所有主要利益相关者都在等待别人率先行动、以身试险。他认为，任何全国性的OA授权都“遥遥无期”，研讨会的一些中国与会者以及一些STM成员也持相同观点。当然，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新的、风险较小的政策，以及中国领先机构与头部商业出版商之间的一些开创性的交易，或许能为全国性的OA授权打下基础。

然而，最有可能达成更广泛OA协议以满足双方需求的转换协议（transformative agreements，TAs）在中国仍然很少见。在撰写本报告时，中国仅有16份转换协议，以及一份与学术出版商Karger签订的协议。根据该协议，订阅者可在有限数量的论文上享受15%的APC折扣。

图7.2020-23年中国的转换协议。*表示由Charlesworth Group（全球出版解决方案公司）处理的协议

**根据当前信息，截止日期为2023年

资料来源：The Charlesworth Group; Open Access Publishing in China 2022, a joint report by the STM Association and 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smanthus Consulting Ltd.

Charlesworth Group（全球出版解决方案公司，被全球STM出版商认可为中国这一全球最大的STM市场的销售代表）首席执行官Mike Evans在研讨会上表示，转换协议的采用率可能会增加。他说：“尽管迄今为止进展缓慢，但毫无疑问仍有扩展的空间，中国机构正越来越多地向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先行者学习，以衡量其举措的成功与否。”

“各机构对深入探讨替代商业模式和举措的兴趣日益浓厚，这表明它们愿意适应并不断发展，这对增加转换协议的采用至关重要。”中国未来转换协议的结构以及参与各方值得密切关注。

中国科学院国际期刊预警名单——混乱，然后沟通

对于在中国的国际出版商来说，最有争议的问题可能莫过于期刊预警名单，尤其是《中国科学院国际期刊预警名单》。作为对政府科研评估改革的回应，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计量与评价部于2020年12月31日推出了《中国科学院国际期刊预警名单》。第一版名单包括65种国际期刊，分为低、中、高三级风险。在2021年版中，期刊数量减少到35种，而最近于2023年1月31日发布的版本则包括28种期刊，其中仅有3种也在最初的2020年版中。

那些被列入预警名单的期刊中，中国作者的投稿量骤减。这是由于中国科学院主办的名单具有固有的影响力，而且许多中国大学全盘采用该名单，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期刊指南。中国学术机构警告学者们，向预警名单上的期刊投稿将不会获得APC资助，任何此类文章的发表也不能被纳入学术资格或职称评选的进程中。

《中国科学院国际期刊预警名单》的推出对国际出版商和中国研究人员都是一个冲击，许多人认为这是一项惩罚性措施。研究界对预警名单的宗旨和评价方法也存在一些困惑。

杨博士在研讨会上明确表示，中国科学院认为这些名单是保护和促进科研诚信的必要步骤。她接着解释了不同的风险等级及其理论依据，许多国际与会者认为这些信息很有参考价值。杨博士还解释说，将期刊列入名单或将其除名的理由因刊而异，因为每种期刊通常都有其独特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对许多人来说相当不透明的遴选过程。

图8.杨立英博士在中国科学院国际期刊预警名单上的演讲中对“中风险”期刊的分析

自2020年以来，出版商与中国科学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讨论促成了期刊管理的变革以及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在促进科研诚信方面的合作。此外，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还围绕《中国科学院国际期刊预警名单》加强了更广泛的交流。除了与出版商进行直接讨论和更广泛的社区宣传外，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现已开始在《中国科学院国际期刊预警名单》最终发布前约六个月向出版商发送该名单拟列出的候选期刊草案。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出版商能够采取措施，解决中国科学院列出的问题，与《中国科学院国际期刊预警名单》团队进行讨论以获得避免被列入名单的可能性。

如上所述，《中国科学院国际期刊预警名单》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中国的大学会不分情况地全盘采用该名单，而不是选择与自己研究领域更相关的某些期刊。有些大学并不会每年更新期刊预警名单，这就意味着已从名单中删除的期刊仍可能保留在大学的名单上。更麻烦的是，一些中国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的大学附属医院会更进一步，将某些出版商的所有（或几乎所有）刊物都列入警告名单。在后续的讨论中，杨博士强调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我相信国际出版商可能会发现，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愿意支持向中国研究机构发出更明确的信息，说明应如何使用预警名单）。

改变人们对于OA的看法

尽管国际学术出版商可以不同意本文所讨论的某些中国观点，但他们必须理解并承认这些观点，以便更有效地传达自己的观点。一些出版商可能会想，除了与客户和其他学术研究界利益相关者进行单独讨论外，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一个办法是加入中国现有的努力，应对开放科学的挑战和机遇。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积极与国际出版商合作，开展OA和开放科学的推广、教育和交流工作。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也一直在与STM协会合作，围绕OA开发和交流知识，包括发布《2022年中国开放获取出版》综合报告。

开放科学促进联合体（Open Science Promotion Consortium，OSPC）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最近发起的一项倡议，旨在汇聚出版商、大学、研究机构、科技协会和专业服务提供商，帮助指导开放科学和OA的进一步发展和采用。该联合体由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成立，负责运作OA、开放数据和开放科学基础设施方面的工作组。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数字发展中心副主任陈哲在发言中积极鼓励国际出版商加入，建立新的联系，并在中国OA政策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建设中获得发言权。

图9.摘自陈哲关于开放科学促进联合体的演讲

主要收获

回顾研讨会以及随后在STM年会期间进行的讨论，我们可以确定一些关键议题：

• 中国对APC的日益关注表明，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OA很可能会发展成包括金色OA、钻石OA、S2O（订阅开放）和订阅在内的多种商业模式。此外，订阅模式不一定会消失。

• 人们对金色OA成本的担忧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还在增加。这是国际出版商面临的一大挑战，中国科研机构在业务规划中也应认识到他们所面临的经济限制。如果中国能开始从APC收入中获益，这种态度可能会改变。但即便如此，可以肯定的是金色OA在中国的发展也将不同于国际出版商的预期或希望。

• 如果我们希望在解决学术不端行为方面取得真正的进展，国际学术研究界和中国学术研究界就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目前在科研诚信方面存在的意见分歧。

• 中国希望继续与国际出版商在OA、科研诚信、出版商与作者最佳实践、出版合作等方面开展合作。尽管近年国际局势更加紧张，但中国仍一再呼吁加强学术研究和出版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国政府也始终如一地传达了这一信息。

OA和开放科学使世界各地的国际出版都更具挑战性，在中国尤其如此。这些挑战将继续存在，在某些领域甚至会加剧，但中国有意愿参与解决这些问题。国际出版商应尽可能利用这一点。这些将是值得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