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收益与实际应用研究成就密切联系的市场化环境下，纯粹的基础理论研究属于遥远的研究。

       然而，能具体的应用于实际工程的那套学科性基础理论是否在科学意义上靠得住，却要由纯粹的基础理论来考证。

       这种考证是基于全局性的多学科基础理论的综合为正确的来考证某个具体学科的基础理论。这被很多学者看成是应用理论研究。

       应用理论研究有3个特点：1）其前提性假定是，用于作为出发点的纯粹基础理论是正确的。2）针对具体的应用学科理论目标，必须对纯粹基础理论进行狭义化处理。3）对原有的学科理论会产生修改或更正。

       前一个特点决定了：在基础科学理论上没有创新性。最后一个特点决定了：与原有的学科理论有所冲突，从而被否定的风险很大。

       在社会行为选择性意义上，一项既没有基础理论创新，也没有得到具体目标学科认可的研究，无论是以宏观管理的尺度看，还是从经济应用价值看，都是不值得作为研究选择的。

       这就是现实。在20世纪，纯粹基础理论以创立新理论和发现新的科学理论为基本的方向（相关的实验研究也提供此类支持）。而具体的应用学科理论基本上是维持在20世纪前就已经建立的传统性学科理论道路上。

       这样，在20世纪，纯粹基础理论，传统性学科理论，就是两架各自奔驰的马车。中间的要害环节：基础理论应用于工程学科的研究始终处于薄弱的地位。

       客观上，这类研究的难点在于：既要求研究者准确的把握作为前提的纯粹基础科学理论，还要求研究者深刻的把握目标工程学科的原有理论。因此，人才难得。研究的起点要求极高。

       大多数的研究机构组织这两类人才形成一个研究群体，但是在交流上的困难依然是难于克服的。

       历史上，基础理论应用于工程学科的研究的论文既有可能出现在纯粹基础科学类期刊上，也有可能出现在具体工程学科的期刊上。但是，由于纯粹基础科学类期刊读者是看低此类论文的（没有理论创新，而且还是狭义化）；而具体工程学科的期刊读者则认为此类论文毫无实际意义（与学科理论冲突，或是看不出有何实际价值）。

       由于这个原因，基础理论应用于工程学科的研究在实际的科技文献发表中也是处于弱势地位的。

       这样，在宏观上，就出现了对于种子的超强研究，和对于果实的普遍性研究，而缺失了：从种子到结出果实的种植性研究。

       基础理论应用于工程学科的研究的重要性和价值是学界公认的，但是一旦要落实到个人头上，则几乎可以肯定是（对个人）灾难性的。大多数的科研机构实质上也无意承担此类没有基础理论创新而风险又很大的研究。

       这个格局充分的反映在近百年来的科技文献中。

       因此，就这个现实而言，在科研战略上，应该是把基础理论应用于工程学科的研究作为（个人）优先的科研方向选择。而在具体战术上的实现就取决于（各人的）机会主义决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