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民歌在文明更替的

断层中再生

鲍 元 恺

     中国古代首部诗歌总集《诗经》，后人以歌词内容和音乐风格将其分为“风”“雅” “颂”三部分。悠悠长河，大浪淘沙，两千五百年的历史证明，其中真正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璀璨明珠是“风”，是周朝十五个地区那令后人一唱三叹的160首民歌。

西汉时期，汉武帝设立了庞大的音乐机构，从事民歌的搜集和整理。入乐的歌谣，被称为“乐府”。这些歌谣，凝练传神，情真意切，记载着先民的劳作与爱情，折射着先民的苦难与欢乐，为后来盛唐时期音乐与诗歌的傲世颠峰奠定了基础。

到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编纂整理了两部清新泼辣的吴地民歌专集——《挂枝儿》和《山歌》。他在为《山歌》所写的《叙山歌》中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  

 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以农业经济为特征的中国封建社会在20世纪初宣告结束。在西风渐进的时代，先哲们没有忘记那些产生在中国漫长封建社会，又不断与时俱变，寻求自身发展的民歌。他们做了倾尽全力却成效甚微的努力：1918年，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校刊上发表校长启事，“征集全国近世歌谣”。1920年，郭沫若先生也提出了“编集成一部《新国风》”的设想。在内忧外患的战乱年代，他们为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扼腕长叹。

从20世纪五十年代起，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的中国政府，支持各地文化机构进行了初步的民歌搜集整理工作，但还没有形成规模就因“文革”而中断。1979年，文革刚刚结束，虽百废待兴，但包括民间歌曲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工作，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协助下，由文化部和全国文联组织，财政部拨款，自上而下规划，自下而上筛选，以超过历史任何一次的空前规模在全国范围层层推进。二十多年来，这个被称为“中国文化万里长城”的伟大工程取得了举世惊叹的成果。

这些未被现代文明异化的原生状态的民歌，曾经活生生地伴随着我们先辈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伴随着他们的送往迎来，春种秋收，伴随着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它们是具有鲜活艺术灵性的生命释放，是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心灵记录，是具有独立认知价值的历史传承。

我们之所以如此重视民歌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当然不仅仅是为了给我们的博物馆增加几块失去生命的斑驳化石，也不仅仅是为了给我们的研究所增加几本远离社会的尘封册页，更重要的是，要把它作为一种活的文化形态，在同现实生活的结合中，打开同世界文化隔绝的封闭状态，在文明更替的断层中获得新的生命。

所谓同现实生活结合，一方面是通过表演、传播和再创作，通过同其它艺术形式的结合，使它获得再生机能，从而进入世界音乐文化的国际循环，从空间上扩展影响；另一方面则要通过学校和社会，将民歌的原本形态记录和它的原生环境记录，置于文化接力的教育环节，使它得到系统传承，从时间上延续生命。

前一方面的工作，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同早已经建立了创作、表演、传播一整套完整体系的欧美相比，其差距是不言而喻的。而后一方面的工作，目前更显薄弱滞后。我们的音乐教育，无论是专业音乐教育还是普通学校教育，目前大部分采用以18、19世纪欧洲专业音乐为标准的单一音乐体系。而这些音乐，只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地理疆域产生的人类音乐精华的一部分，它不能涵盖地球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积累的极其丰富的音乐遗产。正是这些与各地区的生活共生共存，与各民族的文化相依相和的多种形态多种背景的音乐遗产，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多元音乐世界。

我们中华民族包括民歌在内的传统音乐，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专业音乐的形态与背景。它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世界音乐宝库的一部分。让青年一代了解这些音乐的表现形态，了解产生这些音乐的历史背景，是我们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以独立姿容走向世界的基础。

我们的下一代，要知道咏叹调，要知道宣叙调，更要知道“长调”“短调”，《赶马调》和《太平调》；要知道《雪绒花》，要知道《花的圆舞曲》，更要知道《对花》《茉莉花》和《拔根芦柴花》；要知道《月光》，要知道《月亮河》，更要知道《月儿高》和《春江花月夜》。数典忘祖，缺乏本民族文化根基的人，永远不可能以独立人格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