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读唐诗之乐府中的李白

扶 兰

一、唐乐府中，收李白诗篇数最多

明人称：“唐人诗谱入乐者，初、盛王维为多；中、晚李益、白居易为多。”（——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六）然而实际上，《全唐诗》收录的乐府诗中，李白诗占最大多数：

《全唐诗》卷15-29乐府诗中收录李白、王维、李益、白居易诗篇数统计

（备注：一篇之中或有数首诗，为便于统计，以篇而非首计数，故李白《清平调词》三首统计为一篇，白居易《竹枝词》四首也统计为一篇。此种统计或有误差，不过因标准统一，应可较为真实地反映乐府诗收录的倾向性。）

即使是乐府中收录较多的张籍、李贺、王建、刘禹锡等人的诗篇，就数量上而言，也明显不能与李白相比。

这难免让人生出一个疑问：

是因为李白的诗名太盛，所以乐工最乐于传唱他的诗作；还是因为乐工最乐于传唱李白的诗作，所以才使得李白的诗名在他生前便传扬四海？

二、唐代诗歌的文本传播中，李白较之王维并不占优势

唐代诗歌的传播，主要有两种方式：口头与文字。研究者或将之总结为音乐传播与文本传播（——王立增《论唐诗的音乐传播与文本传播》，《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若自文字或者说文本的传播来看，王维的诗名，较之李白似乎更盛，也更得到唐代上层社会、主流文化的认可。

唐人选唐诗主要有五个选本，分别是“黄挺章之《国秀集》，殷璠之《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之《中兴间气集》，姚合之《极玄集》，韦庄之《又玄集》。”（——苏华《论王维的边塞诗》，《新疆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研究者统计了这五个选本收录的王维诗与李白诗，王维占明显优势：编于天宝年间、主要收录应制奉和之诗的《国秀集》选王维诗7首，李白诗无；选录天元天宝年间24位诗人230首诗的《河岳英灵集》收王维诗15首，李白诗13首；主要选中晚唐诗的《中兴间气集》未收录王维、李白诗，然编者自称多以王维诗为典范来编选；编于中唐的《极玄集》，主要收录大历诗人之作，盛唐诗人仅王维、祖咏入选，且王维诗被列于卷首，共3首；编于晚唐的《又玄集》收录初唐至晚唐142家诗人，王维、李白均有4首诗入选。（——周莹、王雪凝《天下文宗旨旭处——浅谈长安文化区中的王维与李白》，《江淮论坛》2016年第1期）

故而，唐代宗在对王维之弟王缙《进王右丞集表》的《批答手敕》中称：“卿之伯乐，天下文宗……抗行周雅，长揖楚辞，调六气于终篇，正五音于逸韵，泉飞藻思，云散襟情。”（——（清）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三、唐代诗歌的口头传播中，李白诗占据显著优势

然而唐诗受众更广的传播方式，还是音乐，或者说口头传播。

在唐代，诗歌“被之管弦”或“诵于人口”十分普遍（——任半塘《唐声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吴相洲《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旗亭画壁”即其明证：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于旗亭小饮，遇梨园艺人同楼宴饮、奏乐歌诗，三人相约以艺人歌诗篇数最多者为胜，画壁记数，王昌龄以数量最多胜出，王之涣以歌者最佳胜出（——薛用弱《集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P580-581）。故宋人评曰：“以此知李唐伶伎，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俗也。”（——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而唐宣宗悼白居易诗中也有“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一语（——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

在识字率偏低、出版业不发达的时代，音乐具有比文字更为强大的传播功能，研究者称：“唐诗的传播，尤其是绝句，借助于音乐、歌唱的力量，传入宫廷、传到酒楼、传到西域边陲……而且诗本身就要求唱、而不是念的。曲子词、诗、词都是音乐的孪生兄弟。”（——周月亮《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宋时“有水井处皆有柳词”亦可为一证。

乐府诗的来源，既有官方机构的定制选编，也有乐工歌伎的自行采选。就宫廷音乐机构而言，太常寺的采选来源主要有内出（出自宫廷）、大臣撰制、诗人创制并呈献、协律郎搜集或上献四种；梨园歌诗来源主要有帝王亲制、词臣应制、梨园弟子请人创制与自制、诗人献诗等；教坊俗曲的来源主要有乐工学习民间曲调、民间乐工进入教坊时将民间乐曲带入、观风俗使到民间采集而来、地方官员进献（——吴淑玲、张岚、许海岩《唐代宫廷音乐唐诗的汇集及传播》，《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这些乐工歌伎，文化教育程度恐怕并不高，但其采选歌诗的鉴赏力，显然不低。

“旗亭画壁”的典故之中，乐工选择的都是绝句，高适并不以绝句闻名，选唱的高适诗，后世的知名度不高，但高适诗名卓著，乐工或因其名而选唱其诗；而选唱的王昌龄诗是《芙蓉楼送辛渐》与《长信秋词五首·其三》，选唱的王之涣诗是《凉州词》，都是传诵千年、历代选家选唐诗时必选的佳作。

《本事诗·事感第二》载：“天宝末，玄宗尝乘月登勤政楼，命梨园弟子歌数阙。有唱李峤诗者云：‘富贵荣华能几时，山川满目泪沾衣。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时上春秋已高，问是谁诗，或对曰李峤，因凄然泣下，不终曲而起，曰：‘李峤真才子也。’”（——孟棨《本事诗》，丁如明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P1244）这个故事中，梨园乐工选唱的是李峤长诗《汾阴行》的结尾四句，也是全篇画龙点睛之句。

《云溪友议·卷六·云中命》：安史之乱时，著名的乐工李龟年流落江南，“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赠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又：‘清风朗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此词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园唱焉。”（——范摅《云溪友议》，中华书局，1985年，P34）前一首《相思》，同为传诵至今的名篇；后一首《伊州歌》在后世的传诵程度不如前者，但在唐代，征夫戍边、家人思念的情形极为普遍，王维此诗的传唱或不下于前者。

《旧唐书》：“（李益）长为歌诗……与宗人李贺齐名。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赂求取。唱为供奉歌词。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画为屏障。”（——《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P3771）李益绝句，尤其是其中的边塞诗，多有佳作，明人称“七言绝，开元之下，便当以李益为第一。”（——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所作从军诗悲壮怨转，乐人谱入声歌，至今诵之，令人凄断。”（——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七）

具有这样的鉴赏力，乐工歌伎多选李白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当然，这又有了另一个疑问：乐府诗选杜甫寥寥无几，为何？

是否因为杜甫诗更适合于文本传播而非音乐传播？

从朗朗上口、易于歌诵这一方面来看，李白诗的确更易于传唱。研究者或以为，李白在创作诗歌时，有意识地考虑到了唐诗的传播方式以及诗歌的传播对象，以制造特定声誉来获得社会承认与皇帝赏识，例如学习古乐府与民歌而作的《巴女词》、《长干行》、《乌栖曲》、《长相思》等诗便极少用典，朴素自然、诚挚天真（——曾定华《唐诗的传播方式对李白诗风的影响》，《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也或者是因为，乐府全盛日，是开元尤其是天宝年间。李白曾为翰林学士，身处中枢，诗名盛于一时，又善作乐府诗，时人与后人推崇备至的《清平调词》，便是奉玄宗之命为梨园创作的歌词，人花交映，华美缥缈，韵律和谐。所以，得天时、地利、人和，李白诗入乐府者远超旁人。

太常寺之歌诗，主要用于祭祀庆典等场合，因此，从宫廷之中传入长安城乃至传播天下的乐府诗，主要来自梨园与教坊。

梨园与教坊的歌诗传播，主要途径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条（吴淑玲、张岚、许海岩《唐代宫廷音乐机关与唐诗的汇集及传播》，下文资料主要转引自此文）：

乐工歌伎在宫廷之外的各种场合的演唱——孙棨《北里志序》：“近来延至仲夏，京中饮妓籍属教坊，凡朝士宴聚，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能致于他处”（——任半塘《教坊记笺订》，中华书局，1962年，P22）；《中朝故事》卷上：“中书政事堂后有五房……至牡丹开日，请四相到其中，并家人亲戚，日迎达官，至暮娱乐。教坊声妓，无不来者”（——《中朝故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P812）；《逸史》卷三：“（李暮）开元中吹笛为第一部，近代无比。有故，自教坊请假至越州，公私更宴，以观其妙。”（——《太平广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P346）

乐工歌伎将梨园与教坊的曲谱歌词抄写传播于民间——《唐语林·卷七·补遗》：“教坊曲工遂写其曲奏于外，往往传于人间。”（——王谠《唐语林》，中华书局，1979年，P656）

安史之乱，梨园弟子流散各地，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一诗可为例证，梨园歌诗法曲由此传入民间（此可谓“国家不幸诗家幸”）。

遣散民间的教坊伎人，将乐府诗带入民间——唐顺宗时，“出后宫并教坊女妓六百人”（——《全唐文·卷560·顺宗实录二》，中华书局，1983年，P5663）；王建《送宫人入道》：“……弟子抄将歌遍叠，宫人分散舞衣裳……发愿蓬莱见王母，却归人世施仙方”，被遣散的宫人伎人，出宫之前忙着抄歌词曲谱，出宫之后“施仙方”，此中“仙方”，恐怕便指的是这些歌词曲谱。

乐府之中的李白诗，也由此传扬天下。

李白诗名的传扬，渠道不一，然而乐府无疑是其中极为关键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