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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与科学学的缘分说起
武夷山
2017年7月1日上午,在中科院学术会堂参加了“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35周年座谈会”,本打算在“自由发言”阶段说几句,但由于事先安排好的发言者用的时间较长,到他们讲完时,已经12点,就只好取消了“自由发言”。那么,我就将准备好的发言提纲给扩充细化,放在这里。
我与科学学的缘分
我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信所)工作了30年(连读研一起算,则是33年),中信所是研究情报学的,那么我与科学学有什么关系呢?简而言之,若没有科学学的导引,我就不会来到中信所。
我们77级实际上是1978年初入学的。1981年年初,我在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电子工程系进入大四阶段的学习。那时系里有一个规定:大四的学生,可以进入教师阅览室浏览文献。凡是图书馆、资料室,我是绝不放过的。既然可以进入教师阅览室,我就当然要去。我们系的教师阅览室里既有专业图书、专业期刊,也有让教师扩大视野的非专业期刊,其中包括天津出的《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我一见到这本期刊就被吸引住了,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做摘抄。我记得,该刊发表过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中信所的原名,简称中情所)研究人员写的科技政策方面的论文。
到了考研报名阶段,我在本校教务处办公室堆满招生简章的大台子上,偶然发现了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的招生简章,要招收5名“情报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与科技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这太对我的胃口了,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并顺利考上,成为中情所的研究生。因此,我对《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一直怀有感激之情。我的第一篇论文《国外的技术转移研究》就坚定地投给该刊,并发表于1984年第2期。再后来,在该刊主编许静老师主事的许多年间,她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包括想办法让我的研究生和我合著的论文尽快送审,稿件被接受后尽快刊出,以便让学生能够按时参加答辩。所有这些我都铭记于心。
从1982年初开始,我到中情所读研。在读研阶段,我仍然如饥似渴地搜寻科学学资料。我听说,中科院图书馆编了《科学学文摘索引》,该刊将英文、俄文、德文等外文期刊中与科学学相关论文的文摘译为中文,供国内科学学研究人员参考。我在1982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
去中科院图书馆(今注:中关村那部分),就是想看《科学学文摘索引》。当我向一位馆员打听《科学学文摘索引》时,其身边的一位女馆员告诉我,《科学学文摘索引》属于中科院图书馆城内分馆(今注:在王府井大街上,已不复存在)的收藏范围,不过她本人有该文献的最近一期,可以让我看一眼。然后我跟着她进了她的办公室,聊了一会儿。她叫陈望,南京人。
既然我得知是中科院图书馆(现在叫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社科部在编辑《科学学文摘索引》,1983年1月16日(据日记记载),我专程去了一趟王府井大街,到该刊编辑部去拜访。《科学学文摘索引》是油印的内部资料,印刷装订很简陋,但我不介意。编辑部主任是杨果(他后来也曾在我目前工作单位的前身----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编辑部成员是后来也从事科学计量学研究的金碧辉老师。我要将该刊自创刊以来的6期都自费买下,杨果和金碧辉客气地说:4期旧刊你自己花钱买,最新的两期我们就送给你吧。
再后来,硕士论文选题的时候,我研究的是实验室研究成果向生产转移面临的障碍。这不是典型的情报学选题,倒是较为典型的科学学选题。是我自己选的题目,经过了导师的同意。
从我个人与科学学的遭遇,可以延展讨论一下科学学与情报学的关系。事实上,情报学和科学学有着天然的联系。
据国外学者的研究,科学学创始人贝尔纳也对情报学的早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见我的博文“作为情报学家的贝尔纳”(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816535.html)。匈牙利著名科学计量学家布劳温是Scientometrics杂志的创办人,他原来的职业是化学家,也担任过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在他身上,图书情报学家和科学计量学家融为一体。
我曾担任《情报学报》主编多年。《情报学报》创刊号上,就发表了中国科学学重要先驱者赵红州先生的文章。这并不奇怪,他在《科学能力学引论》一书中对图书情报的重要性有专门的论述。
中国科学学研究的早期活跃者之中,常见科技情报人员的身影,如:定下“科学学”译名的韩秉成老师,科学学的早期传播者丁元煦(已去世)、郑慕琦、杨沛霆老师,都曾是中情所的研究人员。科学学老前辈符志良老师则是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的。中国社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的王兴成、李惠国老师也为中国科学学的早期传播立下汗马功劳。我们5位研究生同学还于1983年1月间专程去王兴成老师家里拜访他,向他请教如何学好科学学。
Scientometrics(科学计量学)这门学科,国内多数学者认为它是科学学的一部分,国际学界则较普遍地认为它是情报学的一部分。因此,无论各国学者们用什么方式来确定国际图书情报学的核心期刊或代表性期刊,Scientometrics杂志必在其中。
总之,科学学与情报学的关系本应该十分密切。遗憾的是,多年来,除了少数研究人员在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和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这两个学会中都参与学术活动外,两个学会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交往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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