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庄的社会理想不同：

老子追求“小国寡民”；庄子追求“至德之世”。

 

在社会历史观方面，老、庄都力主复古，欲将历史车轮由文明社会倒退到远古的自然社会。然而，细加考察，则可发现，他们的社会理想，其实并不完全相同：老子追求“小国寡民”；庄子追求“至德之世”。

“小国寡民”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

“至德之世”的主要特征是：“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2]

显然，庄子的“至德之世”较老子的“小国寡民”更为原始：“小国寡民”犹带有文明社会的某些特征，诸如“甲兵”、“舟舆”之类。尤其是“甲兵”，此乃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它显示了“小国寡民”作为文明社会的特性；而“至德之世”却全无文明之迹象，国家固不存在（以其无“君子”、“小人”之分），就连“舟梁”都还没有，人们甚至尚未构木为巢，而“同与禽兽居”，这说明其时代至少也得在“有巢氏”以前。以此，若谓老子的“小国寡民”是属于文明社会之初始阶段的话，则庄子的“至德之世”则当属原始社会无疑，甚或还是原始社会的早期。由此，我们就更不难理解为何老子以“气”为宇宙的本原，而庄子却进而要把宇宙的本原推及于“本无气”的虚无了。

老、庄的人生观不同：老子严肃认真；庄子玩世不恭

在人生观上，老、庄皆主张以“自然”态度来对待人生。然而，同是“自然”的态度，于老子是严肃认真的，在庄子却是玩世不恭的。下面，我们试从其名利观和生死观两个方面来说明之。

首先来看其名利观。

乍看起来，老、庄都是淡泊名利的，似乎无甚区别。其实不然。老子的名利观颇似于儒家鼻祖孔子的观点。孔子虽“罕言利”，但他并不一般地反对追求“利”，而是主张“见利思义”，即认为应该通过正当的、合礼合法的渠道来谋取个人利益。老子对于“利”，亦抱有类似的态度。他强调“利而不害”[3]，反对损人利己。他认为，“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4]，主张把利己和利人统一起来，通过利人的手段来达到利己之目的。当然，老子并不是很重利。在他看来，“金玉满堂，莫之能守”[5]；并且，“多藏必厚亡”[6]。因此，他更强调的是“知足者富”[7]，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8]。所以，他主张“少私寡欲”[9]，反对贪得无厌的求利。

对于“名”的态度，老子亦很接近于孔子。孔子并不怎样看重“利”，但却十分看重“名”，不过不是当世之名，而是没世之名。他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10]孔子所追求的乃是青史留名!与之相似，老子其实亦是十分看重“名”的，不过不是昙花一现的“非常”之“名”，而是名垂千古的“常名”。他认为，只有不为一时的功名所牵累，才能获得永垂不朽的大名，故曰：“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11]反之，居功则必损其名。所以，他力主“功遂身退”[12]。此亦即所谓“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13]之意。若是，则纵然身死，而其名可以不去。此之谓“死而不亡”。“死而不亡者，寿。”[14]老子所孜孜以求的人生大目标，正是这样的“寿”!由此观之，老子对于没世之名的追求实较孔子为甚，其执著认真的态度着实令人肃然而起敬。

与老子相比，庄子的名利观可就大相径庭了。《逍遥游》中许由说的一番话，可看出庄子对于名利的态度来，其曰；“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此话之底蕴实就是说：我只消填饱肚子，再有个睡觉的地方，行了；什么功名利禄，我全不在乎!所以，庄子的处世原则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所谓“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15]也。这种处世态度，分明是一种混世主义、滑头主义!

其次，再来看其生死观。

对于生命，老子是十分珍惜的，并因此很注重养生之道。他主张通过内气（德）的存养，即所谓“积德”，来达到“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目的。他认为，“物”的存在是依赖于积聚在其体内的“气”（“德”），其内气一旦散失（“失德”），则必然导致其灭亡。而欲念则是导致人的内气散失的：“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16]这也就是说，欲念与内气是互相排斥的。欲念减少则内气增多；反之，欲念增多则内气减少。因此，他主张“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17]，亦即要使欲念减少到与“自然”相一致的程度。如此，其心便能“不欲以静”[18]，以至于“心不使气”，从而就能保持内气充足，使生命力常盛不衰；反之，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巳。”[19]此所谓“不道”者，乃指不合乎上述“长生久视之道”。当然，老子虽认为通过“积德”可以“长生久视”，但也仅仅是延长寿命而已；他未尝认为养气可以长生不死，所谓“不道早已”，反过来恰好说明了“为道”（“积德”）也不过是迟死罢了。在这一点上，老子的观点与后世道教徒的“长生不死”的神仙观点是有本质区别的。

庄子对于生死则是持一种极端消极的自然主义态度。他以“死生为昼夜”[20],“不知说（悦）生，不知恶死”[21]。并以相对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人生，谓“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22]以为人生短促而虚幻，不必看得太认真。他更以悲观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人生，说：“人之生也，与忧俱生。”[23]他因此嘲讽那些追求长生久视的养形存身者：“寿者惛惛，久忧不死，何苦也!”[24]他极欣赏那些“游方之外者”的人生态度，认为其“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疒溃痈”[25]的生死观，才是真正通乎生死之道的。唯其如此，方能达到“死生无变于己”[26]，而“入于不死不生”[27]之地。庄子的这种企图从精神上解脱死生的做法，实质上是一种虚无主义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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