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下酒菜

一个初秋的晚上，澳洲的蚊子依然很多，围着小区的林荫小路，我敷衍地走了一圈，算是兑现了锻炼身体的承诺，回家，老婆煮好了饺子，等着，女儿已经吃完，在看电视。

我习惯性地往小碗里倒了点陈醋，扒开一瓣大蒜，这是我吃饺子的标配。但并不是所有人吃饺子的时候都喜欢拌醋，母亲就不喜欢，可父亲喜欢。小的时候，也并不是经常有机会吃饺子，只有逢年过节，来人来踥，或者上中学大礼拜回家的时候，母亲才会做顿饺子，偶尔还会专门为我炒个菜。炒菜的时候，父亲也要叮嘱母亲要多放陈醋。母亲有时反对，父亲就会说儿子爱吃！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爱吃陈醋，可能父亲就那么一直说，一直说，慢慢就喜欢了。说起饺子，父亲和母亲经常为了饺子馅拌嘴。父亲认为饺子要想有饭店的味道，就必须多放葱，一个肉丸的才叫好吃。母亲其实更喜欢多菜清淡一点的。相持不下的时候，父亲总会把我推到前面去。我那个时候正长身体，见肉不要命，当然喜欢肉多的，父亲因此总是很得意。母亲包的大蒸饺，我当时一顿能吃十五六个，临走回学校还要带上一饭盒。

小时候，在我的印象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父亲偶尔喝点小酒时要有下酒菜。喝酒要是没有下酒菜，酒就没法喝完，所以必须要有下酒菜，这在逻辑上是非常合理的，我当时一直这么觉着。其实父亲的下酒菜很简单就可以，一小碟花生米，一个很少油的煎鸡蛋，一两条烧熟的小咸鱼，父亲都会省吃俭用很长时间。我很喜欢父亲喝点小酒，因为喝酒的时候作为中学教师的父亲更健谈，会绘声绘色地跟我们讲“张三谎”的故事。张三慌，我一直以为是父亲创作的一个人物。因为除了父亲，我从没听过其他人或书上讲过类似的故事。话说张三是一个穷人，没吃没穿，穷得叮当响，只好在地主家做长工。地主对张三很是苛刻，经常刁难张三，让他多干活，张三很少吃饱。为了反抗地主，张三跟地主斗智斗勇。地主给张三出了三个难题，具体什么题目我记不清了，总之很刁钻，如果张三答不上来，就得不到工钱。聪明的张三通过撒了三个巧妙的慌，把地主治得心服口服。这样的故事在当时那个年代，很有时代烙印，现在想起来其实漏洞百出。但当时的我就是那么爱听，大人孩子都爱听。因为听这样的故事人们心里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生活似乎也看到了希望，正如父亲温酒时那个小酒杯被两根火柴燃起的蓝黄色火焰，把父亲和我的脸照得通红。喝完酒，父亲总会即兴地拿起二胡拉一首二泉映月或赛马。二泉映月是一首很凄婉的曲子，而赛马是很欢快的曲子。父亲一拉二胡，左邻右舍的大人孩子都爱围过来听，大家其实并不太在意曲子具体表达的什么意境，只是喜欢这种热闹的感觉。似乎热闹与温暖更近了一步。

说起下酒菜，姐姐上大学的时候去实习，路过北京，看见路边有卖北京烤鸭，当时好像要十块钱一只，姐姐拿起了又放下，放下了又拿起来，最后还是没舍得买。实习结束后回家跟父亲说了。父亲虽然没吃到烤鸭还是很高兴的样子，跟节比邻右“遗憾”了好多次，邻居们也都附和着。似乎没买比买了更让人赞扬孩子的见识与出息。看到那个场面，我当时暗下决心，要是我上了大学，去实习，路过北京，看到路边的烤鸭，我会毫不犹豫的买下来再说。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大学，毕业工作了，当时的工资是一个月不到500块钱。过年的时候回家前我花了518块给父亲买了一瓶茅台酒，外加一个烧鸡。为什么没买北京烤鸭呢？因为一次单位请吃饭，有一道菜就是北京烤鸭，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吃。父亲接过我买的茅台酒，也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高兴，只是拿出了8个小酒杯，每个杯里都倒满了一小杯，让全家人都尝尝。除了父亲，每个人都辣得咳嗽，还连忙说好喝好喝！

春节过后，我去上班，临上火车的时候，父亲告诉我包里面的拉锁里有一个信封，注意路上别丢了。到了单位宿舍后，我找出信封，里面是一千块钱，还有一个小纸条：“以后不要乱花钱了，攒着钱将来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