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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下酒菜
一个初秋的晚上,澳洲的蚊子依然很多,围着小区的林荫小路,我敷衍地走了一圈,算是兑现了锻炼身体的承诺,回家,老婆煮好了饺子,等着,女儿已经吃完,在看电视。
我习惯性地往小碗里倒了点陈醋,扒开一瓣大蒜,这是我吃饺子的标配。但并不是所有人吃饺子的时候都喜欢拌醋,母亲就不喜欢,可父亲喜欢。小的时候,也并不是经常有机会吃饺子,只有逢年过节,来人来踥,或者上中学大礼拜回家的时候,母亲才会做顿饺子,偶尔还会专门为我炒个菜。炒菜的时候,父亲也要叮嘱母亲要多放陈醋。母亲有时反对,父亲就会说儿子爱吃!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爱吃陈醋,可能父亲就那么一直说,一直说,慢慢就喜欢了。说起饺子,父亲和母亲经常为了饺子馅拌嘴。父亲认为饺子要想有饭店的味道,就必须多放葱,一个肉丸的才叫好吃。母亲其实更喜欢多菜清淡一点的。相持不下的时候,父亲总会把我推到前面去。我那个时候正长身体,见肉不要命,当然喜欢肉多的,父亲因此总是很得意。母亲包的大蒸饺,我当时一顿能吃十五六个,临走回学校还要带上一饭盒。
小时候,在我的印象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父亲偶尔喝点小酒时要有下酒菜。喝酒要是没有下酒菜,酒就没法喝完,所以必须要有下酒菜,这在逻辑上是非常合理的,我当时一直这么觉着。其实父亲的下酒菜很简单就可以,一小碟花生米,一个很少油的煎鸡蛋,一两条烧熟的小咸鱼,父亲都会省吃俭用很长时间。我很喜欢父亲喝点小酒,因为喝酒的时候作为中学教师的父亲更健谈,会绘声绘色地跟我们讲“张三谎”的故事。张三慌,我一直以为是父亲创作的一个人物。因为除了父亲,我从没听过其他人或书上讲过类似的故事。话说张三是一个穷人,没吃没穿,穷得叮当响,只好在地主家做长工。地主对张三很是苛刻,经常刁难张三,让他多干活,张三很少吃饱。为了反抗地主,张三跟地主斗智斗勇。地主给张三出了三个难题,具体什么题目我记不清了,总之很刁钻,如果张三答不上来,就得不到工钱。聪明的张三通过撒了三个巧妙的慌,把地主治得心服口服。这样的故事在当时那个年代,很有时代烙印,现在想起来其实漏洞百出。但当时的我就是那么爱听,大人孩子都爱听。因为听这样的故事人们心里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生活似乎也看到了希望,正如父亲温酒时那个小酒杯被两根火柴燃起的蓝黄色火焰,把父亲和我的脸照得通红。喝完酒,父亲总会即兴地拿起二胡拉一首二泉映月或赛马。二泉映月是一首很凄婉的曲子,而赛马是很欢快的曲子。父亲一拉二胡,左邻右舍的大人孩子都爱围过来听,大家其实并不太在意曲子具体表达的什么意境,只是喜欢这种热闹的感觉。似乎热闹与温暖更近了一步。
说起下酒菜,姐姐上大学的时候去实习,路过北京,看见路边有卖北京烤鸭,当时好像要十块钱一只,姐姐拿起了又放下,放下了又拿起来,最后还是没舍得买。实习结束后回家跟父亲说了。父亲虽然没吃到烤鸭还是很高兴的样子,跟节比邻右“遗憾”了好多次,邻居们也都附和着。似乎没买比买了更让人赞扬孩子的见识与出息。看到那个场面,我当时暗下决心,要是我上了大学,去实习,路过北京,看到路边的烤鸭,我会毫不犹豫的买下来再说。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大学,毕业工作了,当时的工资是一个月不到500块钱。过年的时候回家前我花了518块给父亲买了一瓶茅台酒,外加一个烧鸡。为什么没买北京烤鸭呢?因为一次单位请吃饭,有一道菜就是北京烤鸭,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吃。父亲接过我买的茅台酒,也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高兴,只是拿出了8个小酒杯,每个杯里都倒满了一小杯,让全家人都尝尝。除了父亲,每个人都辣得咳嗽,还连忙说好喝好喝!
春节过后,我去上班,临上火车的时候,父亲告诉我包里面的拉锁里有一个信封,注意路上别丢了。到了单位宿舍后,我找出信封,里面是一千块钱,还有一个小纸条:“以后不要乱花钱了,攒着钱将来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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