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的好事多磨（下篇）

（2008年10月7日） 

Rycroft与Kash合著的The Complexity Challeng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复杂性挑战：21世纪的技术创新》）一书，于1999年由英国的Pinter出版公司出版。而出版本书中译本的努力，是与英文版同步展开的。

 

清华大学21世纪研究院的孙老师曾于1990年代中期在George Mason 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以访问学者身份进修学习。她回国后，积极联系并促成了Kash教授1997年的中国之行。Kash踏上中国的土地，感到一切都新奇而令人鼓舞。他尤其对中国人的好客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访问了北京、武汉、西安、西藏等地，或讲学，或旅游，感觉好极了。后来他知道我没有去过西藏，还让我猜一猜西藏那个地方什么啤酒卖的最好？而且不等我回答，就自己说出来了：“Budweiser!”

 

Kash的中国之行，接待单位是清华大学21世纪研究院。当时担任副院长的侯世昌教授跟Kash一见如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Kash写给侯老师的信，总是以Lao Hou起头的，侯老师给Kash写信，则以Lao Kash相称。顺便说一句，Kash多年以来一直希望能够在美国IOWA州自己的农场里款待侯教授一次，这个愿望终于在两年前实现了。

 

侯老师了解到Kash当时正在写一本书，得知了书稿的内容后，认为有必要向中国同行介绍本书的成果。跟Kash谈了这个想法后，Kash很高兴，认为他的书如果能够同时出版英文和中文版，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于是，1998年，到了Kash觉得英文版差不多了，就把书稿传给清华侯老师。侯老师组织清华21世纪研究院的研究生们，开始了本书的翻译工作。

与此同时，Kash已经跟Pinter签署了出版协议。侯老师则在国内找到了新华出版社出版本书的中文版。新华出版社跟Pinter签署了版权授权协议，规定Pinter免费给予新华出版社六年的中文版权。一个个关节在打通，似乎一切都在计划之中顺利地进行着。

 

清华的学生都是人精，英文水平自然不用说，清华的研究生们就更厉害了。本书的翻译进展顺利，很快就翻完了，并汇总到侯老师那里。但是，翻译这种事，是慢工出巧活儿，如此急就章，恐怕质量难以保证。侯老师是老清华，做事严谨，精益求精。他阅读了译文，很快发现翻译质量良莠不齐，名词术语也没有统一。如果这样拿去出版，怕是不行。此事就这样放下了。

 

2000年秋天，我随Kash访问中国，住在清华大学。见到侯教授的时候，Kash问起中文版的事儿，侯教授就据实相告了。Kash转过来问我愿意不愿意帮着看看译文，我说没问题。这样，等我们回到美国，侯教授的学生就把译文给我发过来了。我看了头几章，帮着改了一些语法上别扭的地方和一些明显的误译。老实说，我个人最不喜欢校对别人的翻译稿了，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干过几次，感觉那个费劲的程度，比自己从新翻译一遍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个出力不讨好的活儿，我校对了几章，给清华的那个学生发过去，让他看看这样行不行。稿子发回去了，却再不见回信。

 

2001年秋天，我二度陪Kash访问中国，还是住在清华大学。见到侯老师，问起此事，侯老师说，正在委托他以前的一个学生专门对译稿进行全面的校对。那个学生已经毕业工作了，外文功底不错，文笔也好。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很可能是那个学生工作太忙顾不上校对吧，总之，本书的中文版就在不知不觉中夭折了。

 

转眼到了2007年。

 

有一天，我收到一个Email，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刘细文研究员写的，说他正在跟国家基金委商谈一个项目，中心思想是要把国外科技政策领域的经典文献有计划地、系统地翻译介绍给国内读者，以推动国内的科技政策研究。细文问我，是否可以抽时间贡献一个书目单子。我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天大的好事，就一口答应了。很快，我就准备了一份包括三十几本英文原著的书目，并进行了大致分类，加了少许点评，给细文发过去了。

 

细文自己也在科技政策领域熏了很多年，还去英国曼城度过金，他对书目的选取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心目中也早有一个单子。这样，把我的单子和细文的单子综合之后，去粗存精，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建议书目。

 

2008年，这个翻译项目最终得到了基金委政策局的支持。翻译工作就此启动了。幸运的是，第一批书目里面，就有Rycroft和Kash的这本 Complexity Challenge。我对此非常高兴，同时觉得我有义务承担这本书的翻译工作。一来，作为Kash的学生，我对本书内容的把握应该是准确的；二来，我希望能够以此来答谢Kash对我的培养造就之恩。我把重新翻译本书的事儿告诉了Kash。Kash于2004年光荣退休，正在安度晚年。听到我准备再度翻译这本书，他非常高兴。我想，受老师恩惠多年，总算可以为他做点什么了。

 

在我着手翻译本书的时候，细文经过艰苦努力，终于敲定了北京大学出版社作为这套翻译丛书的出版商。北大出版社果然不含糊，很快着手联系版权事宜，负责联系的是王燕（Wang Yan）女士。Pinter出版社于1999年与Continuum出版公司合并了。现在的联系人是Continuum公司的伊丽莎白女士。

 

伊丽莎白告诉王燕女士，这本书已经把版权卖给了中国的新华出版社，为期六年。你们要看看国内是否已经出版了中文版。在得知新华出版社没有能够出版本书中文版后，并得到Kash教授同意免费授权给北大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的允诺后，伊丽莎白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当年给新华出版社的版权为期六年，现在已经过期了。

 

正当大家以为版权问题顺利解决了的时候，伊丽莎白突然写信说，她就要准备跟北大出版社的合同文稿的时候才刚刚发现，本书的版权已经在前两年跟另外几本书一起，卖给了Thompson Learning出版公司。北大出版社要解决版权事宜，需要跟Thompson直接联系，她愿意提供协助云云。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Kash写信说，恐怕王燕女士要继续努力跟Thompson 出版公司联系了。Kash表示，只要能够加快问题的解决，他本人愿意提供一切帮助。他也无奈地说，出版行业频繁了版权买卖使得这件事变复杂了。

 

这是上个月发生的事情。究竟王燕女士是否已经跟Thompson公司取得联系并解决了版权问题，我不得而知。我因为最近身体状况不佳，不得不停止了本书的翻译工作。已经译好的部分，大致有三分之一了吧。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底之前，把剩余部分译出来。现在这本书的英文原版，就摆在我的床头。

 

这还是一个尚未结束的故事。不过，这本书的复杂经历，不得不令人感慨好事多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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