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说纷纭的研究生评价

刘庆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前些日子清华大学关于博士研究生毕业基本条件中取消“发表学术论文”作为“必需”条件的内容引起了一些社会公众的热议。我认为学校的这个变化并没有太大新意，别人不是早就这样做了嘛，不知道什么原因会在科学网上引起“轩然大波”。果然不出所料，不日清华大学有关部门出面解释这个“文字表述少许变化的内容”丝毫没有影响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或条件的意思，既没有降低，也没有提高博士研究生的毕业条件。

在我的记忆里，我国研究生学位教育的40多年经历大致可以粗分为三个阶段和两种模式。第一个阶段属于早期培养研究生时期，例如我国首批博士毕业生的学位发布仪式于1982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显示其庄严和隆重。那个时期我们的大学有一批高水平的老一辈科学家。他（她）们有的经历过欧美国家著名大学研究生教育。例如我们学校经邓小平同志批准于1978年在北京原校址成立的“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主要照顾几位出生于上世纪初到10年代末的几位“海龟”老教授留在北京。这些教授有的博士毕业于欧美名牌大学，他们会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不经意”地采用哪些普世价值研究生培养机制和标准。他们的弟子有的后来成长为行业内的领军人物。第二个阶段属于“摸着石头过河”。因为，这个阶段研究生导师以我国自己培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师资为主。这些师资中多数没有出国经历，即使有的人在改革开放后利用国家留学生政策出国交流，由于语言及生活习惯差异，并没有学到多少欧美大学先进的研究生培养“真金”。有的研究生导师纠结于欧美研究生培养评价模式与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模式之间的差异。所以，这个阶段培养的研究生质量参差不齐。第三阶段为近些年大量海龟学者回国服务。他们将海外知名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和理念带回，并试图在自己学校或部门实践。然而，由于我们的体制特色，研究生录取和培养过程不完全由导师说了算。例如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经常发布的管理文件就是从宏观上要求教授们如何按照我们的国情特色指导研究生。

据此，我揣测清华大学现在发布的博士研究生毕业条件中文字少许变化，属于第三阶段。用以前时髦话说“与国际接轨”。例如清华大学坦言，他们当下实行的“长聘教授和讲座教授”做法就是效仿（照搬）欧美大学的职称聘任做法。当下大量海龟人士和国家每年派出的大量高校教师出国交流访问，使得这种实质性的“与国际接轨”逐渐成为可能。然而，我国传统历史文化特色与管理体制使得这种接轨的过程异常艰难，需要一个长期“磨合过程”。

我们究竟应当采用什么标准培养博士研究生，似乎有点“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有人将培养单位分成三六九等，似乎单位不同，培养博士研究质量要求应该不同。有人提出看似高大上，实则难以操作的“原创”要求。尽管渴求“原创”无可厚非，属于人之常情。但是我想，无论说的如何，最终还是靠同行圈子专家判断和定夺。真可谓“说你原创就原创，谁也说不清楚”；“说你不原创就不原创，还是说不清楚”。我们现在处于一种纠结状态。教授们，尤其那些成果丰硕著作等身且具有社会担当的海龟教授们希望按照自己的理念培养研究生，为国家培养优秀科技人才做贡献。但是，由于一些导师的表现并不尽如意，惹怒了顶头上司和社会公众，结果适得其反。

我曾经在相关文章中谈到，在那些世界知名大学，教授们无论做科学研究还是培养研究生，其实理念很简单-自己説了算。一位海龟教授谈到MIT的科学精神和培养研究生的理念时说，MIT教授们具有高度自律精神，高度钻研精神。“科学研究只有最好，没有更好”的价值观。这些先进理念造就了MIT世界范围内诸多科技领先的品牌效应。MIT（至少是这位海龟所在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对教授和研究生并没有要求在多长时间内发表多少论文，更不管发表论文刊物的“级别”和“点数”，只要领域内影响大（同行说了算）。由于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工作量通常比较大，所以博士生在读期间没有发表论文的学生大有人在。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属于“厚积薄发”，经历过如此严苛与高水平的科学研究训练，还会担心出不了高质量成果吗！

2019年4月26日初稿，5月20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