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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栾星先生讲文献学——对何均地老师的记忆之一

已有 1790 次阅读 2020-7-13 12:55 |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前天,在微信的朋友圈里看到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转《风雨沧桑屯溪桥》一文。这篇文章内容非常丰富,其中说到上海旧书商到这里购书,从而引起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关注,使一批古籍得以保存的事。看到这篇文章,我留言如下:

 

       解放后,五十年代初,大批古籍被化纸浆。我在上本科三四年级时,承何均地老师(夏承焘先生五十年代研究生)高看,让我跟研究生一起上一些课(19801982),有一次是请栾星教授讲文献学。栾先生原来在省图书馆古籍部,当时因为近便而发现并点校《歧路灯》。他由此得名,调河南省社科院工作。这门课先在栾先生家里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八个字,我第一次听到就是在他家里,留下终生不磨的印象。他老人家还带着我们(我与何老师的三名研究生到省图古籍部,逐架介绍说,这里的书大部分都是当年从造纸厂拉回来的。不少是乾隆年前的版本(当时定的古籍标准),还有少量元、明版的。

 

      小女儿看到我的留言说,爸爸怎么回事?哪有朋友圈留言这么长篇大论的。我回答说,这篇文章引起了我的回忆,我要就此写一篇博客。这两天,因为有些事,博客没及时写,写作冲动平息下去了。今天想来,还是略写一点吧。以上话题,该说的也说得差不多了。再多发挥,就可能出现政治不正确的现象。这里介绍一下带我们去栾星先生家求学的何均地老师。

    何老师是四川人,东北师大本科毕业后到夏承焘先生帐下求学,1955年研究生毕业,分配到郑州师专工作。郑州大学成立,到郑大中文系教古代文学。他对我有所垂青,我亦执弟子礼甚恭。1980年,何老师开始带研究生,共招了三名:张而今、李维新和丁立群。张兄是1966年黑龙江大学外语系毕业的。丁立群兄是文革中推荐上大学的。李维新是郑州一中毕业生,文革中下乡后,被招到郑州师范学习,后教了几年中学。我在文革中长期自学,上大学前及大一时都考过古代文学的研究生(曾有多篇博客述及),跟他们几位年齿相近,在古典文学方面共同话题比较多。何老师知道我的学业兴趣,有些课让我听,这是背景。

    何老师思想开明,他自以为文献学不是长项,所以请河南省社科院的栾星先生给上。栾先生是当时河南社科界的名人。他早年毕业于河南大学(1945年),思想进步,还是一位诗人。他当过中学校长,据说1957年整风时说了些话,被打为右派,所以下到省图书馆古籍部。他因祸而得福,潜心文献整理,才有机会发现并整理清代小说《歧路灯》,成为一位知名学者。从何老师给我们找的这位文献学老师,可以看出他的交往。这种学习方式在今天看来是不正规的,但当时学生得到了实惠。

      用现在的话来说, 何老师是典型的红二代。他的父亲何秉钧,伯父何秉彝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革命烈士。他本人在全国解放前夕,随李济深等进步人士从香港转道东北,参加革命工作。他性情所在,一心读书,还喜爱诗词写作,政治上不开展(实际上就是不擅长跟风)。被认为是白专、被视为有诗人气质(这在当年是政治不进步的象征)。幸亏有父亲在天之灵护佑,才未在历次运动中陷入灭顶之灾,但也往往擦边。杨建中(蓝翎)老师在给《何均地诗词集》写的序言中讲到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杨老师说,文革中,来郑州大学占领教育阵地的一位霸主,在大会上拿何老师的名字摆威风。胡说什么,有个教师名叫何均地,啥意思呢?就是说贫下中农为什么(何)分(均)了他家的地。这不是念念不忘反攻倒算吗?这是哪儿跟哪儿啊!可这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不是小说。

 

【附】《风雨沧桑屯溪桥》一文相关部分摘要: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随着土地改革运动在皖南轰轰烈烈地展开,徽州城乡各地的古籍、文书除有不少被焚毁外,还有大批流入市场,很多被当作废品,用以制作鞭炮、纸浆和农副产品的包装纸。有不少契约文书被村民订成账簿使用,后被走村串户的小贩廉价收购,摆在老大桥附近的书摊上作为废纸求售。
      1956年前后,上海旧书商韩世保前往屯溪收购古籍,他在当地书商余庭光的陪同下,时常光顾老大桥头淘购旧书。而从此处购得的徽州古籍,有一部分辗转到了文化名人李一氓、郑振铎和康生等人手里。其中,韩世保与著名收藏家郑振铎的关系尤为密切,后者从他那里听说徽州很多珍籍流入市场,并遭受空前的破坏,马上就在各种场合要求文化部门,要从废纸堆里抢救文献。郑氏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当时的文化部立即派出干员前往安徽、江西等地实地调查,抢救古籍。另外,他还找到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希望后者能采取措施保护珍稀古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合肥、芜湖、屯溪和安庆四个地方成立了专门的古籍书店,负责抢购、搜集、管理该四处发现的古籍。"

      文章说,当时抢救出来的古籍,仅文书一项,就多达20万件(册)。“徽州文书的大批发现,为人们开启了明清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经济史研究中的许多新课题,使得以往无从下手的许多研究,一下子增添了不少内容翔实而生动的新史料。这些契约文书,是历史学者研究南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代)中国历史文化的珍贵史料,也是时下方兴未艾之“徽学”研究形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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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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