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全国性最高学术研究机关除国立中央研究院外，在成就和影响上能与之媲美的唯有国立北平研究院。二者一南一北，遥相呼应。近些年来，学术界对中国现代科学建制化的研究日渐重视，其中尤以对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为重，相比之下，对北平研究院的研究则比较薄弱。有鉴于此，张培富、夏文华撰文《北平研究院第一届会员分析——兼与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比较》，对北平研究院90位会员的产生、年龄、籍贯、留学、任职、去向等情况进行逐一分析，并与中央研究院院士进行比较，对民国时期学术精英的整体情况作微观的社会学考察。对涉及院士制度的问题的探讨对于理解中国现代学术评议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考察会员与院士的产生过程及个体的社会属性也可体察到社会使命、学术自由在科学研究中弥足珍贵的价值。本文节选其中两小节（“会员”与“院士”之比较、“会员”与“院士”的去向）以飨读者。

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合影

国家学术研究机构与学术评议机制的建立，是一个国家学术建制化成熟的重要标志。1928年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和1929年北平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国家科研体制化的开端，“为中国的学术研究工作树立了一个标准”。经过20年的学术积累，中国学术界已取得一定的成就，为进一步加强国内学术研究，促进国际合作，完善学术交流和评议机制，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分别筹备建立院士制度和会员制度，以在“院士制度”方面与国际接轨。1948年4月中央研究院选举出81位第一届院士，该事件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里程碑性的标志。同年8月，北平研究院也选出了90位“会员”，与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遥相呼应。“两院此次所选出的院士与会员，自然都是国内绩学之士，在学术上或文化事业上有光辉灿烂的成就，为各科的权威。”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与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的召开，标志着“院士制度”在中国的正式确立，是中国学术研究组织化和职业化建设的标志性成就，是中国学术研究向国际学术标准靠拢的关键一步。“院士制度” 的出现，“标志着接受西方科学教育训练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群体再次登上国家最高学术殿堂，接受国家荣誉的认证”。“院士制度”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推动着中国学术研究制度化和专业化的进程。

“会员” 与“院士”之比较

“会员” 与“院士”，二者的称谓虽不相同，但其文化内涵则大体一致，约同于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一旦当选即意味着该学者的学术成就为学术界所承认，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从学科分组来看，中央研究院院士共分数理、生物、人文三组，其中数理组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气象学、工程学，生物组包括动物学、植物学、人类学、生理学、医学、药物学、农学，人文组包括哲学、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经济学、法律学、政治学、社会学，共涉及21个学科；北平研究院会员共分天算、理化、生物、地学、农学、工学、医药、史学、文艺、社会科学10 组，分组虽比较细致，但涵盖面并不比中央研究院宽，表明二者在学科设置方面存在差异。

在当选资格方面，两个研究院都主要依照学术成果及对科学事业的贡献进行评选。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的会员分为两种，一是当然会员，包括本院历任正副院长与现任各研究所所长；二是选任会员，选任会员的资格如下: (1) 国内外有重要发明或著作之学术专家；(2) 国内主持学术机关满十年以上者；(3) 对于有关学术事业有重大贡献者。相较而言，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选举筹备的时间更长，程序更规范，标准更严格，院士完全通过公开选举进行，且中央研究院并未保留“当然院士” 的资格。按《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院士从全国学术界成绩卓著的人士中选出，其资格有二: 一是“对于所专习之学术，有特殊著作、发明或贡献者”；二是“对于所专习学术之机关，领导或主持在五年以上，成绩卓著者”。由于设立“当然会员”，北平研究院的正副院长与时任各研究所所长——李石曾、李书华、严济慈、周发岐、朱洗、张玺、刘慎谔、赵承嘏、徐炳昶9人自然出任会员。与之相较，自1940年9月18日起即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朱家骅经过严格选举之后方才当选为院士，但其当选一事仍久久为人诟病。

1930年4月北平研究院欢宴特约研究员（前排左起翁文灏、刘慎谔、桑志华、李书华、普意雅、斯文·赫定）

李书华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提到1948年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会员的产生: “先是民国三十七年一月成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第二次大会筹备委员会，由委员十三人组织之。在平沪开会数次，通过学术会议暂行规程，决议由北平研究院院务会议推举学术会议会员，由院长聘任；以后增加的会员即由学术会议自行选举。”北平研究院的首届会员由院务会议推举，院务会议由正副院长、总干事、各研究所所长组成，1948年担任上述职务的分别是李石曾、李书华、杨光弼、严济慈、周发岐、赵承嘏、朱洗、张玺、刘慎谔、徐炳昶，其中除杨光弼留学美国，赵承嘏留学英国、瑞士外，其余的人均留学法国。1948 年8月13日北平研究院召开院务会议推举首届会员，此次会议确定88人名单，后又增加张元济与沈尹默2人，共90人，该名单经过8月21日学术会议筹备会讨论，全部通过。

从院士和会员的产生方式上看，中央研究院院士是“选举”，而北平研究院会员是“推举”。由院务会议“推举”，不可避免地会掺杂诸如故交、学术派别等因素。虽然会员的选举不必拘泥于举贤而避亲，但裙带关系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信力。从时间来看，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从1947年5月12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候选人，到1948年4月1日正式公布当选院士名单，前后长达近11个月，从510人的候选人名单中层层筛选，最终选举出81位名院士，选举过程严格按照《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规程》进行。而北平研究院会员名单的出炉前后不到10天时间，难怪有研究者批评，北平研究院会员的选举直接由院务会议拟定名单的做法显得简单化了。

尽管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会员的产生显得有些仓促，但若把这一活动放回到历史的情境中来看，此举仍难能可贵。1948年的后半年，平津之地已处于战云密布之中，通货膨胀，交通不畅。北平研究院的学术会议就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举行，推举的90名会员，“除平、津、张三地会员四十余人，及四川大学周太玄教授赶来参加外，余皆因经费所限，未能支给旅费，不克参加。”严济慈在学术会议上的致辞中也指出科学研究的困窘，“今日从事学术研究者，比十年前多了三四十倍，而设备越来越少了。”

对于时局的动荡与学术环境的恶劣，同时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与北平研究院会员的张元济痛陈其害。他在9月23日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上的致辞痛斥内战给学术、教育与社会带来的厄运。“战端一开，完全是意气用事，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这是多么痛心的事情! 打的时候，并没有多久，已经闹到所谓四海困穷，人民有些受不住了。报纸所载，关外、山西、河南流亡的学生，成千上万到了平津、武汉和南京，吃没有好好吃，住没有好好住，哪里还说什么入校求学呢? 这边不受战祸的地方，应该可以安全些了；其实不然，到处征兵征粮，也弄到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即以学校而论，教师所得的薪水，几乎不够生活。”即使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仍能尽力追求学术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足以证明自近代以来的科学救国理想逐渐通过学术精英的努力而趋于实现。

比较北平研究院会员与中央研究院院士名单，发现同时荣膺“会员”和“院士”称号的共有36位，40%的重合率显示两个研究机构在学术评定标准上基本一致，证明这些学者的学术成就得到了不同学术机关普遍的认同。

北平研究院会员名录

天算组(6人)

熊庆来　江泽涵　陈省身　赵进义　李　珩　张　云

理化组(14人)

李书华　严济慈　周发岐　吴有训　叶企孙　饶毓泰　马士修　庄长恭　吴　宪　曾昭抡　杨石先　黄子卿　吴学周　林世谨

地学组(11人)

翁文灏　李四光　杨钟健　袁复礼　孙云铸　尹赞勋　裴文中　李士林　竺可桢　黄国璋　张印堂

工学组(7人)

刘仙洲　魏寿昆　李书田　朱物华　侯德榜　张克忠　顾毓珍

生物组(12人)

李石曾　朱　洗　张　玺　刘慎谔　陈　桢　秉　志　胡先骕　戴芳澜　张景钺　周太玄　童第周　胡经甫

农学组(5人)

刘大悲　戴松恩　冯泽芳　汤佩松　俞大绂

医药组(8人)

赵承嘏　林可胜　陈克恢　汤飞凡　朱恒璧　戚寿南　李宗恩　朱广相

史学组(9人)

徐炳昶　陈　垣　陈寅恪　顾颉刚　姚从吾　张星烺　董作宾　汤用彤　李　俨

文艺组(8人)

吴敬恒　张元济　胡　适　沈尹默　谢寿康　陆志韦　朱光潜　魏建功

社科组(10人)

王宠惠　顾孟余　陶孟和　何基鸿　杨端六　陈序经　崔敬伯　费孝通　吴克刚　罗喜闻

中央研究院院士名录

数理组(28人)

姜立夫　许宝騄　陈省身　华罗庚　苏步青　吴大猷　吴有训　李书华　叶企孙　赵忠尧　严济慈　饶毓泰　吴　宪　吴学周　庄长恭　曾昭抡　朱家骅　李四光　翁文灏　黄汲清　杨钟健　谢家荣　竺可桢　周　仁　侯德榜　茅以升　凌鸿勋　萨本栋

生物组(25人)

王家楫　伍献文　贝时璋　秉　志　陈　桢　童第周　胡先骕　殷宏章　张景钺　钱崇澍　戴芳澜　罗宗洛　李宗恩　袁贻瑾　张孝骞　陈克恢　吴定良　汪敬熙　林可胜　汤佩松　冯德培　蔡　翘　李先闻　俞大绂　邓叔群

人文组(28人)

吴敬恒　金岳霖　汤用彤　冯友兰　余嘉锡　胡　适　张元济　杨树达　柳诒徵　陈　垣　陈寅恪　傅斯年　顾颉刚　李方桂　赵元任　李　济　梁思永　郭沫若　董作宾　梁思成　王世杰　王宠惠　周鲠生　钱端升　萧公权　马寅初　陈　达　陶孟和

“会员”与“院士”的去向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两个国立的综合性科研机构，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选举出的“会员” 和“院士” 代表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最高荣誉，所选出的会员和院士基本能反映中国学术界的最高成就，体现了中国科学几十年的发展。这两个学术精英群体，既有重合，又有差别，在一些社会特性上具有共同点，但考虑到学科设置、科学成就、学术派别等因素，两个机构选出的“会员”和“院士” 仍有所区别。在选出“会员”之后不久，北平即和平解放，北平研究院的学术活动自然终止。1949年底，以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为主体的一些科研机构合并组建为中国科学院，两院的院士和会员大部分选择留在大陆，在1955年设立学部时，两院的院士和会员中一批人当选为学部委员。

中央研究院81名院士在1949年之后的去向，已有学者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对一些院士未能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原因也做了分析。笔者在此着重对北平研究院90名会员的去向进行考察。1949年有68名会员选择留在大陆，21名会员选择留居海外，陈省身、李书华、吴宪、胡适、张印堂、李书田、林可胜、陈克恢、戚寿南等留居美国，熊庆来留居法国(1957年回国)，翁文灏旅居欧洲(1951年从法国归国)，李石曾先在瑞士，后去乌拉圭(1956 年定居台北)，林世瑾定居乌拉圭；直接赴台的有董作宾、吴敬恒、王宠惠、姚从吾、刘大悲(1983年从台湾回大陆) 5人；张云、谢寿康、顾孟余3人定居香港；何其鸿去向不可考。选择留在大陆的院士与会员的比例差不多，分别为73% 和76%，选择去台湾的院士有9人，占11%，而选择去台湾的会员只有5人，仅占6%，这一数据表明学术精英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统治深恶痛绝，极度失望，因而绝大多数人选择留在大陆，即使对新政权有所观望，宁可选择移居海外，也不愿跟随国民党政权偏安台湾。

1955 年中国科学院选出233 名学部委员，北平研究院会员江泽涵、吴有训、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黄子卿、杨石先、叶企孙、赵承嘏、严济慈、饶毓泰、尹赞勋、朱洗、李四光、秉志、竺可桢、俞大绂、胡经甫、孙云铸、张景钺、陈桢、汤佩松、童第周、冯泽芳、杨钟健、裴文中、戴芳澜、戴松恩、朱物华、侯德榜、刘仙洲、李俨、陈垣、陈寅恪、陶孟和、汤用彤、魏建功等37人当选学部委员，1957 年增选的21 名学部委员中有汤飞凡、陆志韦2 人入选。若以学科和组别来看，天算、理化、地学、工学等数理学科当选的人数为19人，占留在大陆会员的66%；生物、农学、医药等生物学科当选学部委员13人，占52%；史学、文艺、社科等人文学科当选学部委员7人，占35%。人文学科当选率最低，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被视为资产阶级学科，或被消减或被取消，自然不必设立学部委员。在确定学部委员的名单时，“要从学术、政治及工作需要三方面结合考虑”，在此指导原则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61 名学部委员中，有一半是党员，大量党员学者入选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从巩固新政权的角度，试图通过党员学者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学术政治化倾向。

北平研究院是民国时期学术地位仅次于中央研究院的综合性科研机构，在其20年的历程中，组织机构逐步发展、完善，为科学的研究与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北平研究院的“会员制度” 是“院士制度” 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员” 称号不仅是学术精英的个人荣誉，更是那一代科学家数十年致力学术体制建设的结晶。北平研究院的文化影响力不如中央研究院那样大。一方面确实是其学术地位逊于中央研究院，另一方面与对它的研究不足有关。我们通过对其学术会议会员的情况所作的全面分析以及与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比较，可以看出，两所研究机构的核心成员的差距并不是想象中那样大，足以证明北平研究院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特别是对1949年之后北平研究院会员去向问题的探讨，表明他们与中央研究院院士共同构成了新中国科研力量的重要力量。1949 年后他们以新的身份开始自己的学术使命。从这个意义讲，北平研究院会员和中央研究院院士百川奔海，殊途同归，共同汇入新中国科学发展的主流。

本文由刘四旦摘编自郭贵春主编《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第三辑）》一书。“科学哲学问题研究专辑”作为“科学技术哲学文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年度专辑形式推出，是以具体问题研究为导向，涵盖一般科学哲学、数学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论题，反映年度科学哲学前沿动态和热点领域研究现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第三辑）》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学术研究团队阶段性最新研究成果的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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