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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是外企(补充)

已有 8802 次阅读 2009-2-23 05:29 |个人分类:书刊评介|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就在联想重新启动柳传志、杨元庆的“双核”领导机制之际,笔者读到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教授黄亚生的新著《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书中有一个令人、至少是令笔者吃惊的说法:联想是外企!黄亚生认为,联想之所以有今天,完全得益于其外企的身份!
 
 
尽管联想现在已经成为总部在美国的一家跨国公司,但研究中国科技多年的笔者,从来没有怀疑过这家高技术企业的中国身份。
 
黄亚生的著作的前10页就是对联想验明正身。联想诞生于中国北京,具体出生日期不详,大概为1984年10月或11月的某天,曾用名“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中科院曾向新技术发展公司提供了20万元人民币,所以,中科院现在还拥有联想的股份。
 
黄亚生的著作还提供了另一个说法,那20万元是创业者搞到的银行贷款,再由中科院借给新技术发展公司,因为当时的中国不允许新技术发展公司这样的民营企业。即使20万元是中科院借给新技术发展公司的,根据黄亚生的分析,中科院充其量只是债权人,而不是拥有股权的股东。
 
1988年是新技术发展公司发展的关键一年——它在香港注册了一家合资企业,取名“香港联想”,在其中占三分之一的股份。
 
1993年,香港联想在香港上市,融资1200万美元。接着,香港联想以外企身份杀回大陆,创办了北京联想、上海联想等全资或合资子公司(或将新技术发展公司的优质资产和无形资产吸纳到香港联想),进而获得生产电脑的许可证(此前仅电子部六所创办的长城公司有许可证),并成就了今天的联想
 
黄亚生认为,幸好新技术发展公司聪明,做了聪明的事,能充分利用实施健全的西方金融和法律体系的香港,在那里注册公司、筹到资金后摇身一变成为外企后再进行“返程投资”(round-trip investment),进而取得了成功。所以,联想这样的企业的成功几乎与中国的金融系统没有任何关系。同时,每一个类似联想的成功案例的背后,都有数不清的民营企业因不能像联想那样走香港曲线而失败。
 
黄亚生举出联想的例子,说明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功之所以要采取非正常的融资渠道——国内公司注册海外公司再到海外上市——完全是因为中国经济体制下的金融系统长期排斥和蔑视民营企业。于是,中国不少在海外上市的这类企业走的是一条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路子,其他国家的企业想效仿?没门!
 
换一个角度看,尽管联想等中国高技术公司主要在国内运作,但由于在海外上市,中国股民无法分享它们的成功。
 
关于20万元,凌志军所著《联想风云》(中信出版社,2005年)是这么写的:
 
国家下拨的科研经费都须专款专用不得挪用他处银行也不会贷款给公司。好在过去几年里曾茂朝一直在出租计算所拥有的大型计算机,一小时收费一元,这使他有了一笔小小的积蓄。大多数机构遇到这种情形,都会把钱作为员工的奖金,或者购买鸡鸭作为年货分发出去,但是曾茂朝却希望用它解决长远的问题。他把手里的20 万元人民币悉数交给公司。日后公司发展壮大,每年以2000万元回报给计算所,证明这位所长确有先见之明。不过,这仍然不能解决一个基本的问题:人们以曾茂朝当年的投资为根据,说明公司的财产应当属于国有,其实按照当日计算所的财务状况,这笔钱是否能够归在国家名下,还是一个疑问。
 
×          ×          ×          ×
 
哈佛毕业生(本科和政治学博士)黄亚生,在著作中引用了另一个哈佛毕业生Lu Qiwen(社会学博士)对联想的研究。Lu的著作《中国跨入信息时代》(China's Leap into the Information Age:Innovation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Computer Indust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研究了四通、方正、联想和长城四家公司的演进,是笔者所见到的研究中国高技术的最出色的著作之一。这得益于Qiwen曾在中关村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的经历,后来他又对这些公司实地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他的著作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中关村著名的高技术公司创业时所凭借的技术,或多或少来自于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在国有研究所和大学的投入。笔者在给《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撰写的书评中专门提到了这一点。基于此,中科院在联想持股可能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遗憾的是,笔者没有见过Lu Qiwen,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的中文是哪几个字。他1997年从哈佛毕业后,在法国的著名商学院INSEAD找到了教职。但不幸的是,1999年夏天,他被诊断出患有肝癌,上了手术台后就没有醒来。出生于1958年Qiwen英年早逝,令人唏嘘。
 
这些是他“实际上”的导师William Lazonick多年前告诉笔者的。也是哈佛毕业生(经济学博士)的Bill是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Lowell的教授,不可能是哈佛学生的导师,但是,他给予Qiwen的指导和帮助超过其导师,Qiwen的教职也是在Bill的帮助下找到的。据说,Qiwen 在哈佛的导师不同意Qiwen的论文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么写,加之他相当一段时间在克林顿政府任职,所以,Qiwen基本上是在Bill的关照下写完论文的,Bill所在的UMASS Lowell的Center for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还向Qiwen提供了几年的资助,Bill还是Qiwen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成员之一,两人还在Research Policy上发表过论文,Qiwen去世后,Bill最后还为他的著作看了清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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