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来,本文的标题是错的,正确的应该是,一次有可能改变首师大乃至北京基础教育界的考试,就是昨天1月10日的首师大数学系2011级实验班高等代数考试。
北京基础教育界的中小学数学老师,据说有50%多源自首师大,所以,能够改变首师大,自然就能够改变北京基础教育界。
我们这次考试,终于采用了我多次建议系里的高标准考试,参见:
为了照顾首师大这个学校的实际情况,高等代数课程,分为了两次考试,一次比较简单,比较基本,一次是难度较高的,每次都是2个小时,也就是,学生实际上要考4个小时,光从量上说,就跟以前不一样。
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前的文章已经说得透透的了,感兴趣的可以点击链接,关键是要做。
这种事情,不用申请教育部批准,完全是我们普通教师就能做的事,实际上也不用通过学校教务处,因为,高等代数是大学数学系基础课,基础课会配备习题课,这两门课程的课号本来就是不同的,以前只有一门考试,现在不同的课号开不同的考试,操作上完全没有任何行政障碍。
难度仅仅在于,老师要多判两次卷子而已,加上期中考试,相当于多判4次卷子,与收益相比,这种付出其实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为什么说,这次考试是改变了首师大呢,我博客上介绍了同事们的教学实践,比如
在首师大数学系就已经坚持做了6年半了,我们这些老师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改变首师大的基因。这跟大家对师范院校的定位理解有关:
师范二字,不仅仅是能当中小学老师,也应该是针对将来能当大学老师,首师大的校友人群,将来也应该大面积地出现大学教授,这才对,这对北京的基础教育界,只会有利。
高标准考试,也不仅仅是为了培养高层次人才,学生们将来成为中小学老师,如果自己考数学题时,分数都很低,那怎么能够成为合格的教师。不幸的是,就我在首师大十年多的教学经历,这一直是首师大的现实,甚至是基因,从而影响到北京基础教育界的水准。
北京家长们,热衷于重点中小学,是很有道理的,至少,那里的教师们,不会差到自己成绩低下。
传统上推行高标准考试的难度,主要观念在于,考试难度上去了,不及格的人会多上去,这在中国当前国情中是受不了的,不光是普通教师受不了,真正受不了的是校长,当前行政体系下的校长,无法承受住这个压力。
所以,我把考试分为两次,一次是基本的,一次是难度较高一点的,期中就进行了一次试验,改完考卷后发给学生们看,让学生们了解我们判卷的规则。
信息透明化,是教育改革的抓手,仅此微小一点,亦如是,学生知道我们会怎么出题,怎么判卷后,抵触情绪就不会那么大,学习热情反而是被调动起来了。
不止一个学生跟我说,他们这学期的学习,比在高三还累,我就想,你们这些学生的高三也过的太舒服了。
我自己也重新改变了观念,推行高标准考试,不是要把同学们弄成不及格,所以考试难度虽然上去了,但是判卷却松下来,尽量要让同学们考试都过关,88个同学最后有5个同学不及格。
但是,要想拿到比较高的分数,那判分可就严上去了,能得85分以上的,卷面水准绝对非常可观。也就是说,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把同学们的及格和优秀层次拉开,显示出来。经过这一个学期的努力,同学们的结果非常好,令我极为高兴,即使是高标准考试,也有好几位在95分以上,这可真是不容易。
没有划狭窄考试范围,只有大范围,就是课堂内容+课下作业+研讲内容,就出原题,或稍加变化,另外会有15~20分的题再超出范围一些。具体情况其实不用多说,不是本文的重点,关键在于机制的改变。
同学们在那个较难考试时,精力集中,多数面有难色,进行了1个多小时后,基本已经能看出同学们的表现,为了下学期铺垫(高等代数课程至少一年),我中场发挥,发出告示:
“同学们,如果你们这次考得好的话,下学期的习题课考试,我们就可以出的再难一点了。”
可以想见的回音是,教室里一片嘘声,这就叫鼓舞士气,我宛如一个将军。
你说,同学们听了我这句话后,答卷子的时候会不会故意藏拙,故意答得差些,以便下学期题目不要更难,才不呢。
我跟几位男同学悄悄地说,“怎么样,过不过瘾,爽不爽”,他们都在笑,点头,都是平常很顽皮的孩子。班上有一位同学,他自己似乎没觉得会是“好学生”,但是这学期变化特别大,是那种气质上的改变,不仅仅是知识上的,像换了一个人,日渐沉静。
果不其然,他的成绩是在第一梯队,95以上,这个同学,肯定不仅仅是考试这些拼搏,他平常绝对是还在做了别的事情,虽然具体情况我还不太了解,但是我能感觉到,从他日渐憔悴的脸上。
年轻人,有资本去憔悴,休息一个寒假,自然就恢复了。
这样用功学的同学不止一个,班上有20多个,再加上那些性格不是很显眼的,估计有30多个,这绝对是非常厉害的阵容了。
如果没有高标准考试,他们在这学期期末基本程度的考试中,很容易就获得了高分,那么下学期就很容易懈怠,大学对他们就会有点像黔之驴。反之,我在考试中场时的鼓劲,让他们认识了自己的价值,这才是对他们真正的尊重。
这些同学,刚从中学出来,非常看重分数,我们还是要根据他们的这个性格特点,把考试环节抓好,不能降低标准,形成恶性循环,一降再降,最后害得是我们自己,这些同学,将来是要教我们的下一代的,牵扯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发展,这是师范院校跟其他院校的不同之处。
我们这种判卷处理方式,是鉴于首师大实际情况的考量,校长有校长的难处,教务处有教务处的难处,系里有系里的难处。其实,我们真正的目的,尚不需要把学生们弄成不及格(见附注1),能把同学们的层次拉开,让有潜力的学生,把劲尽可能地发出来,就够了。
我因此多次告诉学生们,要掌握答题”技巧“,卷面上也要让我们老师过得去“教学检查”,你要是一片空白,或者一写出来就是错,就不好“送分”了。这样讲和这样做有个好处,让学生看到了学习的指望,即使题没有完全推理出来,但是每一步是对的,就会送分,为此,学生们自然要把获得送分的本事学到才行。
所以,这种高标准考试,对成绩较差的学生,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附注1. 据王崧介绍,加州理工的考试,只有两档成绩Pass or Fail,我今天琢磨出了这滋味,确实有道理,这就意味着,加州理工真是要开掉学生的,学得不够好,那就真得要离开学校,得不到学位的。剩下来的,大家都是兄弟,不分彼此。
这是非常高级的精英教育,Pass之后考试成绩就不再重要,考试只是求学生涯的准入证,准入之后,就不能标示资质的高低。
其代价也是非常残酷的,淘汰率必然是非常高的,高到中国的大学校长,没有一个能承受的住。如果将来有一所中国大学,如果将来有一所中国师范大学,能够真正实行这样的机制,意义将会非常大。
其实,说穿了,也不是不能做,关键是要有人去做,法、财、侣、地,齐全了,没有什么事是做不了的。(今天又跟一位加州理工博士聊天,她讲,加州理工本科生的成绩还是分成多档的,研究生的成绩是分成两档,针对的是更高级课程)
附注2. 本学期的实际教学时间,只有12周,因为开学之后,要进行六周的军训。我很想跟领导同事们建议,与其如此,我们首师大不如就开始实行三学期制,每个学期12周教学+1周考试,3个学期共39周,比传统的两学期共40周少一周,但是教学时间两者相等,都是一年36周。
如果以春节和中秋节进行定位,这种三学期制在时间上是完全能排好的,秋季学期在中秋节之后再开始,之前还可以加一个6周的短学期,正像本学期一样,一年级同学可以用短学期进行军训,其他年级可以做别的事。
这里说的三学期制,才真正类似国外大学那种三学期制(Quater),Stanford大学是用这个,这是私立大学,公立大学Ohio State Univ. 也在用。好处是有很多,正如它们所施行的,这里只是先借此提一下,真正形成提案,还得待领导们想办这件事的时机。
上海大学是中国最早施行三学期制的,但并未以春节和中秋节进行定位,似乎带来了一点点不便之处。
附注3. 可以相当于以前博文中的主题系列的继续
师范院校发展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中小学师范教育跟专业研究教育的矛盾,说实话,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数学系高年级的专业抽象课,确实没有必要让准备当中小学老师的学生们去学。
可是,作为规定选项,他们还是得学,但是又学得不应心,其实是影响了学风,也影响了领袖科学家们的教学热情,如果仅从学生质量上来看,顶级数学家们是很难在首师大数学系安下心来的。
但矛盾的另外一个方面又是,顶级科学家们,跟准备当中小学的师范生们进行接触,从长远意义上来说,又是对的,是应该的,只不过缺少机制,把它真正落实。
这是一个巨大的哲学问题了,本篇就不多想了,留待以后吧。这里稍微想点评一点的,是杨振宁,他回国后曾经教过清华本科生一门课,结果学期还没结束,课就停了,并不是他年纪大生病造成的,因为他接着就去结婚了。
杨振宁有清华这么一个巨大的资源,本来可以做得非常好,在人生将近结束之时,有望迈入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圣人之阶,就这么自己给放弃了。
据说他读过很多中国古书,这叫做哪门子读书啊,那些古书的效果就是这么着吗。
清华的巨大资源就是,那里有非常好的本科生,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能熟识伟大科学家,心理激励效应是极为巨大的,好吧,课没上完,就去结婚,这些孩子们心里怎么看。
清华为杨振宁成为圣人,其实还创造了另外一个巨大资源,就是众多年轻学者们的生存状态,他们对学术非常专注,但是住房条件非常差,看看校园里那些旧楼吧,我们中国第一流的年轻学者们,住得就是这样的狗屎房。
光看居住条件,这些年轻人跟穷困潦倒有什么区别,与同等智识的人相比。
杨振宁先生,如果回国后,只要站对立场,站在这些年轻学者一边,与他们同生息,他不是喜欢“年轻人”么,那就跟清华的年轻学者们住一起吧,仅此一项,其他什么都不用做,就足以让他在中华历史地位上发生质变了。
师范院校在当前的格局下,是不可能成长为顶级学校的,就是上述的机制性矛盾,也许法国高师有点小答案,但不会很全,它们有它们的局限。
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师范生,若在求学的时候,能够有机会跟顶级科学家们朝夕相处,他们的同学中,也能有未来的顶级科学家,学问高低有不同,友谊却地久天长,这样的好处自然是很大的,对基础教育的未来改变,也将是根本的。
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哲学上去解决,因为它首先是一个哲学问题,即,中小学教师,是否应该成为一个“学习者”,进一层意思,成为专业知识的“学习者”,只有有了这个哲学前提,才能去构建后面的财侣地的配套机制。
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规定,中小学数学教师评定职别级位的时候,必须有三年内的高考数学成绩,并且成绩不能低于本地区优秀学生的平均水准,这是一个基本面的要求,但是,教师也可以有专业知识上的发展,即,如果教师参加通过更高级别的考试,比如研究生课程,博士生课程,则可以免考高考数学6年。
当然,这样的前提是,中小学教师们,要真得有自己学习的时间,这就需要“财”的配套,没有国家在大政策上的资金投入,只能把教师往“死”里用,让他们没有了自修进步的时间,成为只教别人,却自己不学习的人。
附注4. 杨振宁的另一个不是之处,是他跟李政道的纠纷。最近又看到他的解释,是说李政道先做不义之事,先是在欧洲Seminar讲义中故意不提及他的贡献,所以好几年后被他看到讲义,有了真凭实据,他就要向公众开口,把私下里的恩怨公开化,弄出个道理来。
这能弄出什么道理呢?当甲“觉”得受到了乙的伤害/攻击,甲就应该给予乙更大的伤害/攻击么,把冲突进一步升级,古书就是这么读的么。
更何况,真正有自信的人,李政道不提你的贡献,你的贡献就真得能从历史中抹杀的掉吗。对比一下Hardy和Littlewood的合作四准则吧,Leveque的初等数论书上有个版本。
即使如此,白壁有瑕,如果机制得当,杨先生若能和年轻学生,乃至年轻教师们呆在一起,如剑桥那种学院制机构,其正面效应也是巨大的,破缺之处,反而更会让学生们感悟到真实的科学进程,朝夕相处,助益是会极大的。
附注5. 本文实际上体现了,师范院校里教育学技能和专业知识水准之争的矛盾,师范院校都有教育系/教育学院,里面的老师,你要说他在人类具体的哪个专业知识上,人类的三大语言之一上有深入的修为,恐怕不是当前的现实。
这种悖谬,也就因而投射到中小学教育领域,教师是否应该发展他自己的专业知识技能,比如,中学老师应该有不错的高考成绩,那么小学数学老师呢,我认为也应该有,他们是成年人,既然教数学,这是最低标准。
当然,我这里也提出一个折衷之法,就是如果进修了更高阶的研究生课程,或者说,参加了比高考难度更大的奥数型竞赛,自然也就可以赦免高考6年,相当于一个中学生/博士生学习长度。
以此标准观之,目前发展的民间教育,在自己的师资选拔上,还没有有意识地形成这个最基本的标准,更深一步,用“公司”的语言说,没有重视建设自己的“研发部门”。
--------一位同学的反馈,他是首师大本科,上海大学硕士,去年刚去美国读博士-----------------------
收到你的邮件我很兴奋,虽然没有细看你的链接博文,但是我觉得你的做法非常有效。其实每一个老师都应该有自主的设计评分标准的权力,学生不都是厌学的,既然来了大学,愿意学的学生还是期待一个能够对学生有更多期待的好老师。
中国的百分制在大学有什么意义呢?我下学期就要给本科生上高数,TA培训的课上说的很清楚,成绩档次ABCDEF的比例是有严格规定的。大部分学生只要一个C(pass),但是因为总有D,E,F的存在,所以,C才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看,“5个人没有过”数量不重要,但能研究一个合适的比例定下更好。美国的期末考试已经很有标准化的味道了,会召集志愿者来验证题目的难度,来确定多少POINTS 可以给什么等级的成绩。但是无论如何,得A的人不会多于20%,得D的总是存在。本科生门门得A不是很容易,如果要想进医学院,法学院,不少学生需要反复选数学课刷GPA。当然,这里按学分收费,代价还是很高的。
这学期我们奥本大学有“初等线性代数”,“线性代数”,“代数学初步一,二”, “代数学”等不同等级的和线性代数有关系的课程。课程前面的标号代表难度等级,研究生一般学6,7等级,讨论班等级是8,9.课程的内容介绍网上写的清清楚楚,需要哪些课程做必备条件也一目了然。最少只要5个人就可以开课,有时候我看着这些课程就想,我们首师大那么多老师,为什么没有一学期同时开设不同LEVEL的同方向课程?是国家大纲的问题还是学校的问题我不清楚,但是,我在这呆了短短一学期,觉得这个体制要赶上来还是任重道远。
还有,我深刻感受到国外的研究生作业要求严格于国内要求。例如,上学期的代数学我交了一共30次的作业,考了3次小考试,1次4个小时的期末大考试,作业题每次都要让我通宵思考。想不出来问老师时,老师会一步一步给提示。每次作业老师批改的及其认真。当然,可能不是全部老师都如此负责,但也绝不是偶然个别现象。。我深深敬佩我的授课老师的教学职业精神。兴趣不仅需要自己发扬光大,学术榜样的操守是十分重要的。
我深爱我的首师,希望她越活越年轻。。。
------------------一篇可供参考的博文---------------------------------------------------------------------------------------------
决定孩子去美国上大学,源于我大学毕业二十周年的一次同学聚会:
带着孩子参加了这次难得的聚会。在这次聚会上,我当年的老师(一位非常著名的科学家、老一批的学部委员)的一席话让我下定决心送孩子留学:
他的话的大意是:现在的高校,不同于我们当年在校的那个时代,老师不愿意教,孩子不愿意学。老师都忙着赚钱去了,学生则忙着谈恋爱。(原话更直白也更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