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红楼梦大辞典增订版“上篇”负责人之谜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5年4月15日发布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当代学案之一的《红楼梦大辞典》，自1985至今已经30年了。就编辑体例来说，1990年初版分上下篇，2010年增订版也有上下篇。在编撰人员和分工名单中，1990年版并没有上下篇的负责人,而2010年增订版却有“这次增订，上篇由吕启祥同志负责，下篇由张庆善同志负责”之说（见2010年4月12日增订后记）。

  那么，增订版究竟有无所谓的“上篇由吕启祥同志负责”之事呢,这是本文着重探寻的问题。

先来看看《从红楼梦大辞典初版和增订版的编撰出版速度说起》（黄安年的博客/2015年4月9日发布）中的一段话:

现任所长已经在信中承认，2010年增订版是他管的，主编和编委无权过问，他作为职务“法人代表”，有权瞒着、不请示、不报告等等。他在信中称：“当时我们的分工是:由你吕启祥先生负责‘上编’，张庆善负责‘下编’和‘附录’。”

经核实，吕根本不知道由吕负责“上编”一事，从无人和她说过此事，谈何“负责”。现任所长需要提供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由谁来委任她“负责‘上编’”的证据来。

他在信中称：“你负责‘上编’，我们并没有过问”。既然“负责‘上编’”一说根本是个不存在的伪命题,本该过问而“没有过问”所长的不作为和失职，怎么赖到吕的头上。

他在信中称：“直到听说你吕启祥要美国去，因为是我代表所里跟出版社签订的合同,心理着急，所以打电话问你吕启祥，你去美国‘上编’怎么办？”经核实，事实也非如此,所谓“打电话问”之事，乃子虚乌有，根本没有说起什么“上编”之事。如果真的尊重吕是“上编”负责人,为何不和吕商量并在统稿时通知吕。就以时间来判断，也表明现任所长的嫁祸于人之说不能采信。吕2003年5月赴美探亲，2004年已经回到北京，从2004年到2010年长达五、六年时间,现任所长有多次机会见到吕，还在一起开过会，并向吕约过稿，在他主持的刊物上发表,怎么这么健忘？为何从未找过吕谈起“上编”负责的事?难道这五、六年时间没有及时出版，也要吕来负责?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880965

我们在来看看，吕启祥的郑重声明：

“在此，笔者郑重声明《红楼梦大辞典》2010年的所谓“增订版”与我无干。有所增益，不敢掠美; 产生问题,亦不负责。盖因增订版的实际主事者漠视前人，不让我有任何与闻机会，没有通知我开会,没有给我看过任何稿子，以至“躲起来”通稿，直至出书后，我才于2010年凤凰岭与会者一样,仅得会上分发的一本。增订版后记中谓“上编由吕启祥同志负责”，是强加于我,这一冠名未经我本人同意。”

（《红学基础工程的坚守、充实、更新与提高----以《红楼梦大辞典》为例》[3月29日《纪念曹雪芹诞辰三百周年学术研讨会（2015）》发言]，受权发表吕启祥（中国艺术研究院）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5年3月31日发布，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15-878673.html）

好了,现在我们来厘清以下的一些问题:

一，迄今没有文件证实并经吕认可，增订版“上篇”负责人为吕启祥

  讨论问题需有文字为凭，不能信口开河，指鹿为马。现在找不出，白纸黑字上写着的，而那2010年增订版后记得写的却是强加于吕的，如果真的有此事且为吕认可怎么可能发生一系列无法解释的现象呢。

二，从2010年增订版的上篇内容看,不可能是吕启祥主持的

为何见得呢?这就需要排列一个《红楼梦大辞典》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之间的各版出版时间表来。

1982年3月《红楼梦》校注本初版

1990年1月《红楼梦大辞典》初版

1996年12月《红楼梦》校注本第二版

2008年7月《红楼梦》校注本第三版

2010年8月《红楼梦大辞典》增订版

   以上可见在1990年《红楼梦大辞典》初版到2010年8月《红楼梦大辞典》增订版间，《红楼梦》校注本已经有了第二版、第三版的修改,而这两次均有吕启祥的参加。上篇的词条分21类含词语典故、服饰、器用、建筑、园林、饮食、医药、称谓、职官、典制、礼俗、岁时、哲理宗教、诗词韵文、戏曲、音乐、美术、游艺、红楼梦人物、文史人物、地理，这些显然与大辞典的词条修订相关，就是说2010年增订版需要充分吸收1996和2008年两版的内容,因为大辞典初版和红楼梦的主编都是冯其庸，吕启祥均参加其中。

作为佐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二版，2006年7月第19次印刷的《红楼梦》校注本再版序（冯其庸）写得很清楚：“现在重新整理、重新校注时，不可能把原有的人都邀请回来了，幸好初版定稿时的三位同志:冯其庸、林冠夫、吕启祥都还在原工作岗位上，因此本次的校注，即由他们三位负责:由冯其庸总负其责，林、吕二位分别作校、注的具体修订工作。”（1994年7月6日）

2007年8月13日红楼梦校注组在《红楼梦》校注本三版序言中写道：“这次校订，计正文修订共500余条,校记修订共100余条，注释修订共300余条，其中增加条目200余条；修改条目100余条；凡例修订共3条。”“这次参加校订工作的人手较少，主要是冯其庸和胡文彬、吕启祥、林冠夫四个人。冯其庸同志负责正文的校订，吕启祥同志负责注释的修订和增补，胡文彬同志正文和注释两方面的工作都参加，并且由他来承担校和注两方面的合成工作”。

如果，吕启祥真的知道自己负责大辞典上篇的词条工作,能够想象不将二版修订的成果充分反映到增订版中吗？

顺便提到《谁把《红楼梦大辞典》增订版一些“稿子弄丢了”》（ 黄安年的博客/2015年4月12日发布）中举了两个例子说: 吕感到初版本身有缺欠、有遗憾，在当时条件下未能尽善。以她自己所撰为例，如“秦可卿”这个人物，说她“又名兼美”是不妥的；又如“红豆曲”应为曹雪芹原创，而辞典释文含糊，似本于清无名氏之《荡气廻肠曲》。此两例于辞典付梓后就发现不当，改在书上,迄无机会纠正。曾经向参与增订版人员B递了一张纸条，提出望改，直到看到增订版才发现竟未被理睬，难道这也要吕负责。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881728)

还有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是如果真的吕启祥知道自己是“上编负责人”，为何初版时由吕启祥负责统筹的“工具性”在增订版时被取消了，这可能是吕启祥所为吗？如果不是把吕排除在外会出这样的问题吗？

三,从现任所长2月8日信看“上篇由吕启祥负责”说矛盾百出

据查，从无人向吕启祥说起“上篇由吕启祥负责”之事，现任所长没有在任何场合下和当面向吕说过，作为研究院副院长的张庆善也没有说过，文化艺术出版社的责编们同样没有说过（初版时，吕作为最后发稿人和出版社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而且增订版依初版为基础），此外2005年还是2006年或其他什么时间里，现任所长称他“赶紧把‘上编’其他部分的词条往外分派，这其中大部分都给了张书才先生”。问题是，张先生从未向吕提起过此事既无咨询,也无交接,更无看稿,如果确有吕负责上编事宜，怎么一丝一毫都没有呢？

既然,从那时起,现任所长已经“大部分都给了张书才先生”，而那时距离统稿还有好几年时间，怎么增订版中的问题,还要吕来负责？

四，现任所长将增订版下编中的问题也算到吕启祥的头上同样很荒唐

红楼梦大辞典下编中包括红学人物词条和红学书目词条,现任所长连增订版中出现的问题也嫁祸于吕，说什么“这与你吕启祥开始立的规矩有关”这里且不说,这规矩并非吕所立,而是经冯、李为主编的编委会研究确定的。现在要说的这是下编的问题,而按照现任所长信中所言“下编”和“附录”负责的恰恰是他自己（把“下编”和“附录”扔给了我），而并非“扔给了”吕，怎么这账也算到吕的头上了。在2010年4月统稿时,现任所长是主持人并负责最后定稿的，其出版后涉及内容的一些重大问题,现任所长难辞其咎。

总之，动辄得咎，既向吕封锁消息,排吕在外，不容关注，又倒打一耙，责吕撂挑子,还要为增订版的错负责。天下的理，他一人占尽；所有的错，全由吕一人承担，公理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