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友邓公

李世洞（武汉大学）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11月5日发布

（按:本文为武汉大学教授李世洞先生所作。原载黄安年编:《从战地到史林—邓蜀生九旬文集》第502-508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现在博客上发布的是定稿文本。附PDF版7页。）

我是在1979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议上认识蜀生同志的，屈指算来已经33年了。这几十年间，我们的联系虽然时密时疏但从未中断。在这漫长的交往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他的认识、理解也一步步深入。他在我的心目中逐渐形成这样的形象：执着事业、认真负责、敢于直言、重情轻利。在和其他同志的交谈中，我不止一次地说过这样的话：邓蜀生同志是我最敬佩的几位老一辈美国史专家之一。

                      （一）无怨无悔做嫁衣

从我认识蜀生同志直到今天，他一直是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根据他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他如果稍微把力量多用一些在自己的研究方面，完全可以写出更多的高质量著作和文章。但是他并没有这样，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为别人做嫁衣的编辑工作上了。六卷本的《美国通史》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从1979年4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上确定编写该书起，到2002年9月出齐，经历了23年。该书能够完成，固然是主编和撰写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如果没有蜀生同志的策划、组织、协调和编辑出版工作，也是难以实现的。六卷本《美国通史》两主编之一刘绪贻教授曾说过下面一段话：“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出席筹备会的人民出版社资深编辑邓蜀生本人就是很有成就的美国史学者，他深感当时我国需要新的美国史著作的迫切性。因此，他不独在会议上一再为此出谋划策，而且还主动为我们解决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代表人民出版社约稿，并担任责任编辑。”（刘绪贻：六卷本《美国通史》诞生记  原载《世界历史》2004年第1 期）。
  就我所知，这期间有两个分卷的编者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按时交卷。这就需要他和两位主编商量另找新的承担者。在寻找新的人手时，有些合格的不愿意承担，有些愿意接手的又不太合乎要求，个中的艰辛、曲折可想而知。作为该书的责任编辑，历经漫长的23年锲而不舍，坚持不懈，如果没有为别人做嫁衣的思想境界是很难做到的。

关于这一点，我有更为直接的体会。1994年出版的《美国2500历史名人传略》就是在他主持下完成的。当时，蜀生同志已经离休，按说他可以颐养天年了，但是他不甘“寂寞”，继续在人民出版社的“分号”——东方出版社发挥余热。这本书是由黄安年教授与我分别带领北京、武汉一批中青年教师集体编译的。参加者水平不一，质量必然参差不齐，加上两摊人马又分住两地，这给审查、通编、校对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具体情况可从下面一封信看出来。大概是在93年初我得知他在编辑、校改中负担很重时，曾给他去一信，想去北京帮助他做些校对辅助工作以减轻他的负担。他在93年4月12日给我的信中写道：“你的好意和责任心我很感佩，可是校样不是一次来齐，而是分批来，而且说不准什么时候来，来了以后由校对同志校初稿，再交给我看。现在刚到198页（16开），还只到“F”部，还有3/4没有来，因此你来京看校样不可能实现。”又说“这两天我正与美术编辑的同志商量《美国2500历史名人传略》封面设计问题，拟用淡蓝色，后面以XX（字迹不清楚）自由女神头像做衬托。”这一段话不仅说明他负责的校对工作零碎繁琐，而且还表明蜀生同志超出 “本职范围”去考虑封面的设计。如果没有全心全意做嫁衣的精神能这样吗？

离休之后，蜀生同志的眼疾愈来愈重，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编辑工作。在我的印象中，他主持编辑的最后一本书好像是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Iris  Chang）用英文写的《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众所周知，这是一本忠实记录了日本军国主义在南京暴行的重要著作，对于驳斥日本某些极右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的谬论很有价值，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但该书出版10 年后一直没有完整的中文译本。蜀生同志担任了这部译作的责任编辑。不言而喻，此书的出版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在这本书稿的编辑过程中，他的眼睛似乎受到了更大的损害。该书2007年8月出版以后的第二年新年前夕，他给我寄来一张贺年卡，卡上写道：“又活了一年，老年朋友交流，只谈健康，不谈名利，你还可以学术学术，我不行了，眼睛不行，等着划句号了。”看着这短短的几句话，看着这些已经失去了往日苍劲、挥洒、有力的书法风格，歪歪扭扭像个小学生写的字体（显然是视力不佳所致），一股莫名的哀伤涌上心头，心想他为了编辑工作奉献出了自己全部的精力以致损害了自己的健康，真可谓“照亮了别人，燃尽了自己”。与此同时，一股崇敬之情也也涌上心头，他真可以称为无怨无悔给别人做嫁衣的楷模。

            （二） 坦率直爽说真话

 和蜀生同志接触不久就可以发现他身上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特点。这就是：正直、坦率、敢言。他对一件事情的观点、主张从来都是“就事论事”， 从不考虑其他因素。对者支持，错者反对，一切都看事情是否“在理”。这就是我理解的“正直”。他形成了一定的看法以后就直接说出来，从不遮遮掩掩，从不模棱两可，不会因当事人与自己关系亲密而不好意思说，也不会因当事人位高权重而不敢说。这就是我理解的“坦率”“敢言”。我特别敬佩特别欣赏的也是这一点。在某种角度上讲，正是他的这一性格，使我几十年来一直愿意并主动地和这位大我十几岁的兄长般的挚友保持着联系。

 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末，由于原来承担多卷本美国通史第4卷的单位情况有变，任务难以完成。刘先生要我接手该卷的编写，我深知其中之艰难与复杂，一直不敢答应。后来他反复做工作，我勉强接了下来，并且花很多时间看资料和思考，在这个基础上草拟出了初步的编写大纲。这时蜀生给我发来一信，大致意思是：除非再找一个像杨玉圣那样的中年教师，我是不适宜承担的，因为“黄忠老矣”。他这种“直来直去”的说法，既不顾忌刘先生的推荐意见（他写这封信之前是否与刘先生交流了看法，我不清楚，如果交流了则另当别论），又不怕我产生不快情绪。这件事很典型地说明了他的这种性格。他之所以如此，正说明他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工作而不是其他。我接到他这封信后，也没有产生一点“扫我的面子”“看不起我”等等不愉快的情绪，相反对他的坦率、直爽、敢言有了更进一步的感受。

说明他这一性格的还有一件事。这就是《美国研究词典》出版以后，由于编辑过程中自己的疏忽，在使用某老专家的译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当该老先生提出批评后，我立即承认错误并向他赔礼道歉。但是他要求在公开刊登的“道歉启事”中非要我写出“美国学者的说法是错的，他的说法是对的”这样的话。鉴于美国学者的说法也有资料根据，更由于害怕这样写会招致美国学者的起诉（说我的“道歉启事”损害了他们的名誉权）从而引发一场新的国际诉讼（当时我是很害怕打官司的）。我几次写信恳求这位老先生答应我在道歉启事中“只向他道歉，不牵涉美国学者”。对方不答应，遂把我告上了法庭。2003年去北京应诉，一审完毕以后我去拜访了蜀生同志。当他问我为何事来京时，我把此事简单的作了介绍。他听后说：对这事的全面情况一时半会搞不太清楚，不好说什么意见，但是在“道歉启事”这个具体问题上，如果介绍的情况确实如此的话，非要写出“美国学者的说法是错的，他的说法是对的”不答应就上法庭这一点确实是欠妥。因为第一是不够谦虚，第二也不够宽容。蜀生同志是认识这位老学者的，而且也了解他的学术地位，但他并没有因为老先生是权威就不敢发表意见。2004年，他得知老先生的诉讼要求被法院驳回我赢了官司后发来贺卡，卡上写道：“讼事胜诉，谨表祝贺。新年春节，事事如意”。我觉得这一祝词不是一般的应景之词，而是表明他也为他当时的看法获得肯定感到高兴才有感而发的。像这类敢于直言的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每一件事例都突出显示了他的这种可贵性格。

蜀生同志直爽、敢言，但从不霸道，从不一味坚持己见。当他发现自己的说法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时候，也能及时修正。例如，上世纪80年代蜀生组织我们翻译一部著作，译稿完成后，他请一位老编审校对。这位老编审校一小部分译稿之后，即以几个例子为依据对译文提出全面否定的意见并拒绝继续校对。蜀生在转达意见时对我们的稿子也表示了不满。我诚惶诚恐地根据这位老编审的校改稿进行修改，可是在逐字逐句地核对中发现老编审校改的稿子有几个地方把翻译稿对的反而改错了。我于是给老编审写信交流提出我的看法，老编审不愧为学者，面对事实很爽快的承认自己改错了。他在表示歉意的同时也解释了原因，即当时忙着为其亲属的一部译稿校对，对我们稿子就有些不够专心和细心。在和老编审交流了意见后，我给蜀生去了信，说明我不能接受全面否定的意见，认为该老编审的评价不够全面、客观。蜀生看了具体例子后回信同意了我的看法，与此同时他也劝我从积极意义上来看待老编审的意见，我对这一点也接受了。一场风波很快平息。这一点说明他不仅敢于发表意见，也敢于修正意见，一切以事实为根据。

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既敢于发表意见又不霸道的性格，我在他面前也能毫无顾虑地“竹筒倒豆子”地“实话实说”。他也因此获得了我更大的尊重和敬佩。

               （三）君子之交淡如水

     我和蜀生几十年的交往中，物质上的相互馈赠几乎没有。不管在岗时或者退休后，尽管每次去北京我都尽可能挤出时间去看他，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两手空空（记得唯一一次是送给他一小盒茶叶）。蜀生向来不计较，无论有“礼”和无“礼”，每次都是热情相待，谈兴很浓，不断问我的各种情况，问武大美国史同事特别是问候几位老专家。有一次，我先去看商务印书馆的老编审方生同志，然后又和方生编审一起去会他。我同样只带一张嘴去的，他也未因此有丝毫不悦，仍然热情地在一个叫“九王府”的饭庄（？）宴请我们。三人在那里边吃边谈一个多小时，才依依惜别。

很长一段时期，每逢新年和春节我们都互赠贺卡，互相祝贺。一个小小的贺卡加上几句朴实的问候语，往往使我高兴得手舞足蹈，保持很长一段时间的好心情。他也是特别看重这些精神上的交流和问候。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蜀生同志久卧病床的夫人去世的时候，他是严格保密不通知我们这些老朋友的（顺便说一下，此前蜀生同志在和我们接触交谈时，向来不谈及他的这些私事）。当我从其他渠道得知此一噩耗时，给他发去了简短的电子邮件，向他表示慰问劝他节哀顺变，他看到后很是感动。他的一位老同事也是我的老朋友吕一方（我在上世纪70年代随吴于廑教授去北京参加修改《世界通史》，吕一方同志负责接待和领导具体修改事宜，从此结下持久不衰的友情，书信联系一直不断）在不久以后写信告诉我：蜀生一再反复跟她讲“世洞给我发来了慰问信”。据一方同志信中讲，蜀生讲此事时的表情显得特别感动。一纸简短的慰问信竟然使他念念不忘、屡屡提起，由此可见他的重情。还有一件事，他编辑的《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出来以后，曾经寄给我一本，但我没有收到。当他得知以后又立即改用挂号给我寄来一本新的。此事让我感动不已。      

2008年以后，蜀生同志眼睛的视力更加恶化，新年不再寄送贺卡。但他对我的友情并没有丝毫淡化，仍然利用其它方式表达对我的关怀和问候。最常见的就是他让朋友代他给我发电子邮件。此外他还托朋友做这类事情。2010年10月，我接到吕一方的一封信，信中附了一张她和蜀生同志的合照，照片背后写道：“这是去年我们单位去九华山庄小住时拍的，老邓特嘱送老友作为纪念。”看到“老邓特嘱送老友作为纪念”这几个字，一股暖流从心底涌现。蜀生视力不行不能直接写信交流了，但他仍然惦念着这个小他十几岁的老朋友，还要利用别的办法来表达对我的友情。这怎能不让我感动而又感激不已啊！

看到网上有这样的话：“千金易得，知己难求。人生难得一知己。是故，人生有两三个知己既是福气，更是幸运。”我看这话倒很适合我和蜀生的关系。蜀生就是我人生旅途中难得的一位知己。

在他90华诞之际，我仅以这篇小文表达我对他的祝贺，祝贺蜀生健康长寿，向百岁华诞挺进。

   2012年4月10日初稿

（后记：为了庆贺蜀生同志90华诞，我原来是准备把仍然保存的笔记、日记、信件再翻出来看一遍，以便从里面获取记忆和具体的材料，使这篇文章内容更充实、事实更准确、叙述更全面，因而也更有纪念意义。但是，由于2005年写的一篇一般学术评论文章，在2007年底莫名其妙地被南京某对法学家夫妇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告上法庭（杨玉圣教授和我一同当了被告）。官司一拖就是5年，从南京打到天津，去年12月天津和平区法院一审驳回原告所有诉求，本以为从此可以摆脱噩梦，专心写此文章。熟料，这对夫妇滥用诉权又在南京法院对我和杨玉圣教授、某出版社及其他学者提出4个新的诉讼（加上以前的6个起诉共有10个，从而创造了“同一当事人、同一事由多次起诉”的历史记录）。因此逼迫我不得不中止原来的计划，应对这对诉讼专家的新挑战。在此新情况下，只能就身边手头一些不全的材料写出此文。显然，无论材料和论述上都很不完满。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特此请蜀生同志和读者谅解。）

[李世洞教授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