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美式民主下金融寡头的贪婪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008年10月29日发布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国家,美国以美式民主制度自诩并向全球兜售,要求各国以美式民主作为榜样推而广之。然而我们已经目睹了这场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及其诱因，并且已经痛苦地感受到美式民主下金融寡头是何等的贪婪，而这种贪婪不仅不受问责,而且还受到美国以至全球大小贪婪者的追捧，鼓吹是华尔街2000精英领导当今世界走向繁荣。“据彭博社（Bloomberg）报道，过去5年间，华尔街五大投行向其CEO支付的薪酬总额高达31亿美元。仅在2007年，五大投行共向其员工支付了660亿美元的薪金，平均每名员工所得超过35万美元，而此时次贷危机已经开始蔓延。贝尔斯登、雷曼兄弟、AIG、美林等大名鼎鼎的公司，他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投资商，却制造出这样一场“祸端”。帕特诺说：‘这全是他们自己干的。这场危机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就是，华尔街的精英们自己是始作俑者，他们亲手将自己毁了。’” 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financial_information_show.aspx?id=2744

2007年华尔街五大投行平均每名员工所得超过35万美元，2003-2007年间华尔街五大投行CEO平均每年所得为1.24亿美元,按照目前美国和人民币汇率计算为8.43亿人民币,这些巨贪无需承担投资银行盈亏的法律和经济责任,他们的决策不无需政府和老百姓过问,一旦出现亏损,由政府和纳税人买单,这些精英换个岗位在华尔街或者白宫决策层照样高薪,他们还可以中国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受到高薪聘任并仿效和推广美国发财致富之道。这样的贪商居然受到美国民主制度的保护,那么这样的民主是为那家服务的民主?可以说民主在美国社会中,普通老百姓的民主是小小的,而这些大财主的民主才是特别巨大的,说美国为华尔街所有、华尔街所享、华尔街所治，并不过分。每四年一任的总统大选,实际上主要是让老百姓在两权相比中取其轻,看哪一位更加有利于美国领导世界、富裕美国。

亚欧首脑会议强调金融监管和问责,我们要问:谁来向华尔街问责?奥巴马敢吗？我们拭目以待。

在笔者看来,问责就是要千家万户破产的华尔街CEO和精英们自己破产才对。

人有贪婪的本性,但是并不是贪婪一定导致危机,只有像华尔街这样的贪婪折和那些在迄今大危机中投机者才是最危机的。

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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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危机：贪婪者的游戏

日期:2008-10-28　　　作者:陈荣荻　　　2008年第41期 　　　点击数：18

“贪婪是好的（Greed is good）”。这是美国经典影片《华尔街》中电影主人公、银行家戈登·盖柯（Gordon Gekko）说的一句名言。不过当今许多曾追随这一理念的美国大公司却已经为贪婪付出了灭顶之灾的代价。去年开始爆发的次贷危机像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使美国数家大型投资银行轰然倒掉。曾经在理想雇主排行榜上高居前列的金融巨擘们，现在成了员工的噩梦。也许，更坏的事还正在发生。

祸起次贷

《格兰特利率观察家》杂志（Grant’s Interest Rate Observer）主编吉姆·格兰特（Jim Grant）说：“这是一次全面的金融风暴，也许50年或百年一遇。”格兰特是美国在研究信用市场方面一流的专家之一。他认为这场灾难完全是华尔街的公司和精英们自己制造的。他们通过将大部分是借来的金钱放在数万亿美元的赌注上，赌这个国家最具风险的抵押贷款会变成最赚钱的投资。

“对于外行人来说，借钱给那些无力偿还的人的确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点子。但是对于年收入1000万美元的业内人士来说，这个想法却好似神来之笔。”

为满足客户们对既安全又高回报的投资的需求，华尔街的大投资银行为最不可靠的抵押贷款埋单，并将它们切分成小部分，再重新打包，包装成常人难以理解的投资证券再出售。

圣迭戈大学（University of San Diego）的法律教师弗兰克·帕特诺（Frank Partnoy）曾做过金融衍生品经纪人和公司证券代理人，他拿出一叠厚厚的资料介绍说，这些其实是一个证券的销售文本，有数百页，里面非常详尽地说明了这一证券内容，不过他表示，鲜有人完整地阅读过这些文本。

实际上，这些复杂的金融工具是由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设计出来的，他们利用运算法则和电脑模型将那些不可靠的贷款重新设计，力图减少贷款带来的风险。帕特诺斩钉截铁地指出：“事实显然表明他们犯错了。因为你不可能用数学模型来规范人类行为。”

格兰特指出：“这些金融工具本身是这场危机的中心。实际上它们是由高深的物理学家设计的复杂的抵押科学工程，这些人来华尔街工作是为了创造复杂的金融工具，通过详尽的条约，规定谁在什么时候支付给谁多少钱。这些工具结构的复杂性就是如今信贷危机的中心症结所在。人们其实并不清楚这些东西是怎么构成的，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虽然这些衍生金融工具与生俱来高风险，却没能阻挡像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和穆迪（Moody's）给等同玩火的金融巨头极高的信用评级，也无法阻止华尔街通过向世界各地出售这些衍生品而狂赚成百上千亿美元。

但这仅仅是危机的开始。

危险的保险

华尔街和华盛顿以外的大多数人们并不知道的是，许多购买这些抵押贷款证券的人还买了更多名叫“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s，缩写为CDS）的金融衍生品，这又是更深危机的源头。CDS在刚被发明时是为了保护银行在贷款时免受灾难性损失，但是现在交易各方对CDS的操纵使这项发明将投行、银行卷入灾难。

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法学教授迈克尔·格林伯格（Michael Greenberger）对“信用违约互换”进行了简单化的解释：“信用违约互换就是两人之间的一份合同，甲卖给乙保险，如果一个金融机构或金融产品破产违约，甲就向乙付钱。”

“这实际上就是一份保险合同，但人们却很谨慎地不这样叫它，因为如果是保险的话，将会受到管制。因此他们使用了一个迷惑性的名称‘互换交易’，在本质上联邦法律对其没有管制，”格林伯格说。此外，出售CDS的公司并不像保险公司那样拥有足够的资本保证金，因此一旦危机发生，他们大多无法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抵押贷款投资者原本想通过购买CDS来规避投资失败的风险，但它完全是柜台交易，没有任何政府监管，恰恰又存在着极大隐患。

次级贷危机显现后，CDS市场随即受影响，多米诺骨牌般地应声而倒。贝尔斯登首先倒下，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紧接着是全球最大的保险集团AIG，政府只好出手相救。美国政府的直接干预挽救了本来应该已经崩盘的信用违约互换市场。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其实已经不知不觉地在鬼门关前梦游了一回。

在弗兰克·帕特诺看来，“信用违约互换”正是这场金融灾难的罪魁祸首，是贝尔斯登在72小时之内被吞并、美林在48小时被收购、美国两大房贷巨头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被政府突然接管的真正原因。

至于“信用违约互换”的市场有多大，帕特诺表示还没有确切的数字，“有非官方的调查称这个市场约有50万亿至60万亿美元左右”。60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美国国债的4倍。

一个巨大的影子市场可能控制了美国的金融命运，而这些私底下的柜台交易隐藏在公众、股东和联邦管理者的视线之外，没有人知道它们涉及了什么内容、谁拥有它们、以及人们有没有资金来赔付。

国际互换与衍生产品协会（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缩写为ISDA）是鲜有的几个信息来源之一，也是目前衍生品交易界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国际组织，在全球拥有超过800个会员单位。该组织首席执行官罗伯特·皮克尔（Robert Pickel）还是认为CDS并没有过错，问题是出在抵押贷款债券上。他认为CDS是有用的交易，而且人们也知道自己所面临的风险，只不过没有人真能看见次级贷款那时候的影响。

“我们都需要审视（这场危机）并从中吸取教训。我们也需要共同努力，以理解它，并在将来设计出一个更有效运作的体系。”

谁的罪与罚？

故事远没有结束。华尔街仍充满悬念和忧虑，人们担心还有其它未被发现的巨大损失。衍生品的高杠杆作用只是金融危机的直接表现，更深层的原因则是贪婪，华尔街上一群精英在为自己赚取高额薪酬的时候，也许早已忘记了客户的利益。

据彭博社（Bloomberg）报道，过去5年间，华尔街五大投行向其CEO支付的薪酬总额高达31亿美元。仅在2007年，五大投行共向其员工支付了660亿美元的薪金，平均每名员工所得超过35万美元，而此时次贷危机已经开始蔓延。

贝尔斯登、雷曼兄弟、AIG、美林等大名鼎鼎的公司，他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投资商，却制造出这样一场“祸端”。帕特诺说：“这全是他们自己干的。这场危机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就是，华尔街的精英们自己是始作俑者，他们亲手将自己毁了。”

在谈及华尔街精英们的能力欠缺在这场危机中起多大作用时，吉姆·格兰特认为，实际上在华尔街工作的许多人并不十分称职。

格兰特说：“一个每年赚4.5万美元的新人都具备这样的常识－－不把公司的命运赌在连公司里的人都不懂的抵押衍生产品上……然而一些公司的高层人士却选择视而不见，选择冒更大的风险，以便为他们自己捞更多的钱，而令股东们和这个国家身处险境，最终使我国经济濒临危险，我认为这是一种渎职和无能。这真的不能仅仅称作羞耻，简直是犯罪。”

陈荣荻，《华盛顿观察》2008年第41期，10/29/2008

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financial_information_show.aspx?id=27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