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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研究通讯》创办101期的回顾和展望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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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研究通讯》创办101期的回顾和展望 （二）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09年2月11日发布
（上接一）
根据理事会的决定, 1990年11月第六届年会后, 秘书处办公地点由武汉大学历史系迁至南开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在原武大秘书处李世洞、刘景霞等同志的支持下, 这项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 新的秘书处很快走上了正常的轨道。笔者自那时起被推选为秘书长，这是一个秘书长在北京,秘书处在天津的新工作模式。《通报》的组织编辑出版工作则是由副秘书长李剑鸣先生具体组织的。1991年3月３１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通报》第50期在《编后絮语》中写道:“这是秘书处迁到南开大学办公以后所出的第一期《通报》。在编辑出版《通报》方面，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的同行们作出了很大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初编《通报》一是缺乏经验,二是稿件不多。幸蒙多方支持,使第五十期《通报》得以按期出版。李世洞同志热心传授编印经验,王旭、梁茂信、黄安年、张聪等同志慨然赐稿，都令我们深受感动鼓舞。我们尽力为全体会员服务,一定争取把《通报》办好，使它成为交流信息、探讨问题、增进了解的园地。所垦于全体理事及广大会员者莫过多赐稿、多提宝贵建议。”
1992年3月15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京理事长、秘书长举行工作会议,《会议纪要》写道“应部分会员的要求和秘书处的倡议,会议还讨论了进一步办好会刊问题。一致认为:为了扩大美国史研究的社会影响,自1992年起改《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通报》刊名为《美国史研究通讯》,并调整和充实会刊的版面和内容。会议要求广大会员和热心美国史研究者踊跃投稿，并就办好会刊提出宝贵意见。”（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京理事长、秘书长工作会议纪要》载（《美国史研究会通讯》1992年第1期，总第54期，1992年4月15日）秘书处在《关于近期工作的说明》中说:“经秘书处与京津地区主要学会负责人商定，决定改进会刊,调整栏目，增加封面，每期争取固定为两个印张(即32个版面)，容纳内容4.5万字左右。现急需各种稿件，凡论文、译稿、学术信息、会员动态、书刊评介、出版情况、学位论文提要等稿件，不在长短，一概欢迎。特别盼望老一代学者将自己的研究心得、治学经验形成文字,或请人整理成篇,在《通讯》刊登，以启迪后学,鼓励来者，进一步推动我国的美国史研究。对学位论文提要亦作一些规格要求：博士论文提要以5000字左右为宜，后附参考书目;硕士学位论文以3000字左右为宜，亦请附上主要参考书目。”（《美国史研究会通讯》1992年第1期，总第54期，1992年4月15日）该期《编后记》写道:“有关《通讯》的编辑,编者曾听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 《通讯》不过是为会员提供一些情况,交流一些信息,一般是看过即扔,没有多大保存价值,因此，也用不着在纸张、印刷、版面等形式问题上多做文章，登些有内容的稿件即算功德圆满;另一种意见则主张把《通讯》办得气派一些,办得象个刊物，办得正规一点,因为作为一个研究会,会刊是一个门面,是其存在的体现。这两种看法都颇有道理，编者也对此进行过深思。俗语云‘佛要金妆’，再好的刊物，纸张低劣，印刷粗糙，版面混乱，恐怕也很难招徕读者，但一谈上等纸张、精良印刷、优美版式之列的问题,就涉及到了‘孔方兄’，而这正是我们这种民间团体最发愁的事情。如何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把刊物办得好一些,办得让人看起来舒服一些,这一直是编者日夜为之计较的问题。这期刊物在版式上做了一些改动（改是改了,是‘改进’还是‘该退’，编者尚缺少自信）,至于纸张,上等的花不起钱,还是一如旧制；印刷上编者鞭长莫及,但可多与印刷厂联系,争取他们的合作.我们努力的方向,是想把《通讯》办得到潇洒一些。”
1992年7月10日出版的《通讯》1992年第2期（总第55期）开始向刊物正规化发展。封面的设计和印制比较讲究,目录页上写明主编张友伦,副主编黄安年、李剑鸣,编辑李剑鸣、马梅秀、肖军、周学军,本期责任编辑李剑鸣。这一期刊登了1992年6月13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京津地区理事会议纪要》中专门谈到关于办好《美国史研究通讯》问题。“会议对改刊名后的《美国史研究通讯》1992年第1期表示满意，对责任编辑李剑鸣的同志的辛劳表示谢意。为提高刊物质量,并争取刊号,内部发行,与会理事提出以下意见。1，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主办的内部发行刊物《美国史研究通讯》由每届年会的理事长任主编，秘书长和常务副秘书长任副主编。1992-1993年, 《美国史研究通讯》主编张友伦，副主编黄安年、李剑鸣。《美国史研究通讯》由李剑鸣、马梅秀、张聪（暂时由周学军代）、肖军四人组成编辑组, 李剑鸣兼任负责人。2，办好刊物，需要全体会员的大力支持,特别是踊跃投稿。每位理事和会员有责任向会刊提供或推荐稿源，理事更应与会刊保持联系。《通讯》刊登未公开发表的有见地的学术论文或摘要。学位论文要办成特色，硕士学位论文提要不要超过3000字,博士学位论文提要不超过5000字。研究生导师和应届毕业生在学位论文答辩后即抓紧提要撰写，学术信息、史学动态、资料选择、新书评介、会员动态等栏目均望各位会员积极撰稿。刊物内容应符合我会宗旨：‘促进我国的美国使教学与科研发展’。提倡开展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推动会员尖的相互了解和团结。稿件形式不拘，提倡短小精悍，学术论文以5000字左右为宜。为减轻编辑重负，稿件请用稿纸誊写清楚。限于目前经费拮据，所刊件恕不能付给稿酬，将视情况赠送少量《通讯》以示感谢。”
这一期的《编后记》写道:“为办好我们这份小小的刊物，京津地区历史曾多次开会研究。经过个各方面的一致努力,刊物总算办得有些特色。但问题和毛病仍然很不少,需要我们做出更大的努力。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最突出的问题,是错漏现象严重。这个问题不仅见之于我们的会刊，时下一些名号响亮的正规刊物亦在所不免。但我们不能采取‘有云林遮丑于前’的态度来搪塞或自慰，而应加倍地认真工作,争取少出错漏,使我们大刊物在质量上更进一步。再有就是版面不够活跃，变化较少。造成这种现象，主要由于编者都是办刊的门外汉。今后当学习有关的知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第三是长文较多。文长未必不好,但短小精悍当更合本刊特点。这点请会员予以理解。我们特别欢迎5000字以内的稿件，对字数较多的文稿,编者将酌情删削，纵或删之不忍、削之不当,但亦无可如何，作者鉴谅。本期刊发的‘京津地区理事会议纪要’中提出了办好会刊的新设想，这不仅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也需要广大会员和理事予以更大支持,让我们付出更多的劳动,调动更大的热情,力求使《通讯》的面目为之焕然。”
仔细阅读每期的《编后记》，都给人对编辑的辛劳有新的了解。1992年10月1日出版的《通讯》1992年第3期（总第56期）《编后记》说:“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自从秘书处迁址后,会刊上每期都刊有出自南开大学会员之手的文稿，有时一期上甚至不止一篇。造成这种状况，并非编者‘私心’作祟，也不是南开大学会员刻意捞取‘楼堂台近水’之便,而确系不得已而为之。由于种种原因，本刊常有‘稿荒’之虞，编者曾多次向部分会员约稿，其中特包括在天津的会员;本地会员因联络较方便,所以成了最可靠的稿源之一，而这些会员总是有求必应，令编者很是感激。如遇稿源丰富,编者则优先刊用外地会员的稿件，而南开大学会员只有在缺稿时才刊用。‘瓜田李下’，确应当心，以免‘以刊谋私’之嫌。由此编者想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本刊作者面较窄，特别是会员较少的单位的美国史研究与教学,未得到应有的反映.编者曾在‘编者后’中说过,会刊是全体会员的园地，希望得到全体会员的支持和爱护，在此,我们再次恳请广大会员为本刊撰稿。”
1993年4月1日出版的《通讯》1993年第1期（总第58期）《编后记》说:“又是让人颇为费心力的第一期。每年编发这一期时,编者总是甚为犯难。因为紧接寒假之后,手边稿件极少。这次编辑采取紧急求援的办法,向理事和部分会员发出索编信。数日之内受到若干来稿和回信。李世洞、张兹暑、方生、时殷弘、杨玉圣等先生及时赐稿，使本期得以按时发稿。年近八旬的我会顾问黄绍湘教授不顾体弱眼疾，仍为本刊赐稿，尤其令人感动。编者深深感到全靠大家的无私支持,本刊才得以维继。在拜金主义猛烈冲击的今天，能有这种局面着实难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加倍工作呢。新年总得有新伽光景。本刊的封面是经过重新设计的,版式也略有改动。我们相信,在广大理事和会员的支持下，本刊今年一定能办得更有特色。这当然也是大家所冀望于我们的。”
1993年８月１日，笔者在第七届年会上做《面向四化, 面向世界, 办好学会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其中谈到改进会刊的编辑工作, 提高刊物质量, 为争取公开出版创造条件。报告说:为了扩大美国史研究的社会影响, 更好地发挥会刊交流信息、探讨问题、联络会员的作用, 1992年3月15日京津地区理事长、秘书长会议决定, 从1992年起对会刊的刊名, 版面, 栏目进行调整。刊名由《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通报》改为《美国史研究通讯》(CHINA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固定为季刊，每期两个印张，增加封面，加大学术论文的比重， 开辟“新书评价”，“学位论文提要”，“学者论坛”，“国内外史学界”等栏目, 并改用电脑激光照排胶版轻印刷。6月13日京津地区理事会会议决定: 该刊由在任理事长任主编, 秘书长和常务副秘书长任副主编, 并组成以常务副秘书长为负责人的编辑组。在广大会员、顾问、理事的支持下, 刊物质量有了明显地提高, 日益接近正规刊物的水平。改版后已经出版了6期。会刊得到越来越多的会员和顾问的关心和支持, 经常为会刊供稿的会员有杨玉圣、高春常、张聪、王英文、梁茂信、赵学功、陈海宏、肖军政等; 理事中踊跃投稿的有李世洞、时殷弘、黄柯可、方生、杨宇光、王旭、张兹署、李剑鸣、黄安年等; 顾问中有黄绍湘、杨生茂、刘绪贻等先生热心扶持会刊, 经常赐稿。对所有支持和关心会刊的会员和顾问, 我代表理事会在此表示感谢。报告在谈及理事会和秘书处工作的主要问题和相应的建议时说:“目前, 我会尚无一个由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主办的学术刊物,《美国史研究通讯》已为争取刊物的公开出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期望新一届理事会在这一问题上获得突破。”（《美国史研究通讯》1993年第3期，总第60期,1993年10月1日）
自中国美国史理事会第六届理事会起,每届的一揽子新班子的《通报》都有关于新一届《美国史研究通讯》编委会的名单，《通报》说:“经第六届常务理事会8月5日研究,成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主办的《美国史研究通讯》本届编委会，成员如下：主编张友伦，副主编黄安年、李剑鸣、杨玉圣。编辑李剑鸣、杨玉圣、肖军、张聪（女）。”
《美国史研究通讯》1993年第3期的《编后记》就会刊写道:“会刊向来的宗旨是:探讨问题，交流信息,介绍国内外美国史研究的新成果,联络会员共同推动学术的繁荣与发展。有的会员建议,为加快信息传递和活跃学术空气,可以借会刊这块园地，对一些会员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如商品经济冲击下的美国史研究走向、中国美国史研究如何形成中国特色、青年学者的成长道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美国史学的成败得失、中国美国史研究如何面对和走向世界等等，开展讨论和交流。这个设想极富启发性，也是本刊编者想着手而未能有成的事情。我们盼望广大会员都来关心会刊，关心中国美国史研究,不断为本刊赐稿。坦率地说,本刊能否有新面目的关键,并不在编者,而在于广大会员的支持和爱护。尽管经济和社会的压力很大，办刊日感困难,但我们仍旧是满怀信心的,因为近来会刊的稿源日趋扩大,这使我们看到了希望，增添了劲头,由此看来,广大会员所期冀的‘新面目’，是完全有望出现的。”
我们可以从各期的编后记中体会到维持《通讯》出刊之难和编辑精心设计的付出。1993年12月1日,《美国史研究通讯》1993年第4期（总第61期）的《编后记》就会刊写道:“待今年第三期印出寄走,才发现帐薄上已是‘羞涩’得很,第四期稿件齐备,却不能送往印刷厂,这次‘为炊’之‘难’，不在无‘米’，却在无‘柴’！正在学会负责人和本刊编者为之发愁时,从西北的兰州传来佳讯:我会常务理事、兰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武文军研究员慨然允诺，独力负责本刊第四期和明年第一期的印刷,这真让我们喜出望外。和着连声的‘阿弥陀佛’，我们心里充满感激。武文军研究员此举,不仅力助学会和本刊，更是裨益于全体会员,我们相信大家的感激之情，与我们是同样热烈而真挚的。因危之际解囊相助，这在学会的发展史上,也是值得一书的事情。我们曾经提级，现在办刊所感到的社会和经济压力均很大,这决非虚妄之言。若无慷慨之助,第四期便不能与大家见面,而编者所预告的‘新面目’，则更无从谈起。由此可见，在印工、纸张、和邮费急剧上涨的情况下,指望‘稳如泰山’而分文不涨的‘皇粮’，想要维持会刊，实在是完全无望的。在广开稿源之外，尚须广开‘财’源，寻求各方赞助支‘资’持，这已是本刊存在的前提和发展的条件，敬祈广大会员援之以手,共同扶持本刊的成长。”
1994年4月1日,《美国史研究通讯》1994年第1期（总第62期）的《编后记》写道:“各位会员能够读到这期刊物，仍要感谢我会常务理事武文军研究员。从去年第四期可以看出，无论纸张还是印刷,都较以前有了明显改观，真是令人万分喜悦，更加从心底里感激所有为第四期顺利面世付出劳动的各位朋友。本期是1994年第一期，遵循惯例，应当有一些新的变化。封面经过重新设计。这是一‘新’；作者中出现几个新名字，这也是‘新’的体现。我们不想把刊物办成一个美国史论文集，而想在学术性之外，大力加强信息论,并使刊物生动可读。我们尤其希望开展争鸣和讨论,多刊登一些短小精而观点新颖的文章。上期曾发表两篇讨论‘厚积薄发’的短文，只是一个尝试和开端。另外我们还十分欢迎书评，无论是中国学者的美国使著作,还是英文式中文的外国学者的著作,都可以成为评论的对象。如果真正开展‘评论’而不止于赞颂，则于扭转图书评论界的不当风气大有裨益。”
1994年7月1日,《美国史研究通讯》1994年第2期（总第63期）的《编后记》写道:“编这一期刊物时,我们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我们首先要感谢的,是河南大学历史系的杨麦龙副教授，正是由于他的资助，本期的编印才成为可能。我会会员真是既热心又善良，只要理所当然，总是伸出援助之手,这或许是我会凝聚力和生命力的体现，也是我会存在和发展的希望所在。”“同时我们的忧虑也日益强烈。会刊乃是我回存在和活动的一个标志，可是它的出版已为越来越严峻的经济困难所困扰,从去年第四期至今，如果不是武文军先生和杨麦龙先生慷慨资助，局面断然不能维持.我们真诚地努力把刊物办得好一些,但有时确有‘独木难支’之感。如何保持会刊的生存，现在已是一个摆在编者和全体会员面前的紧迫问题.让我们共同设法，倾其全力以渡过难关吧。本期的文章以信息性为主。此外还刊发了几篇批评式书评。这些文章本着推动学术研究的善意，对学术界的某些不良风气加以针贬，虽然只是作者的一家之盐，但涉及的问题却具有普遍性。我们很想利用会刊来开展讨论和争鸣，共同为纯洁学风、深化美国史研究献计出力。学术应是社会共同的事业,一个治学的人,理应在个人名利得失之外，多为读者着想,多为社会考虑.前贤的榜样总是令人鼓舞。我们相信,通过正常的批评和讨论,一定可以活跃我们的学术气氛。”
在1995年2月14日举行的世界历史学科的学会、研究会负责人会议上,笔者以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的身份做《近年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工作》汇报，谈到:“本会主持编辑、出版的会刊《美国史研究通讯》(原名《中国美国史研究通报》),自1979年以来,已连续出版65期内刊。所刊文章,均系出自会员之笔的论文、书评、学术动态、海外信息和学位论文提要等。它力图立足本会, 面向四化, 放眼世界, 以学术性、信息性、多样性为特色, 在学术界已经起着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在谈及理事会工作时说:“办好会刊,努力提高刊物质量,为争取公开出版创造条件。为了扩大美国史研究的社会影响, 更好地发挥会刊交流信息、探讨问题、联络会员的作用, 1992年3月15日京津地区理事长、秘书长会议决定, 从1992年起对会刊的刊名, 版面, 栏目进行调整。刊名由《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通报》改为《美国史研究通讯》(CHINA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固定为季刊，每期两个印张，增加封面,加大学术论文的比重, 开辟“新书评价”,“学位论文提要”,“学者论坛”,“国内外史学界”等栏目, 并改用电脑激光照排胶版轻印刷。6月13日京津地区理事会会议决定: 该刊由在任理事长任主编, 秘书长和常务副秘书长任副主编, 并组成以常务副秘书长为负责人的编辑组。在广大会员、顾问、理事的支持下, 刊物稿源有一定保障, 自1992年第1期至1994年第4期共发表各种文章、资料和报道等共215篇, 质量逐步有所提高, 日益接近正规刊物的水平。”（1995年4月30日出版的《通讯》1995年第1期（总第66期）
1995年12月31日出版的《通讯》1995年第4期（总第69期）的《编后记》中写道:“我们有一本难念也的确念好的经。一年到头都是那些老问题让人头痛不已：稿源不足啦，经费短缺啦，等等。能够支撑到现在，一年四气从不短缺,自觉甚为不易，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不错,‘有一份像模像样的刊物’。我们听了固然如酷暑得甘霖，但也略约有点不以为然：偌大一个研究会，大抵不能满足于维持这样一份‘像模像样的刊物’吧？其实,我们要做的远不止于‘维持’。推动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走向深入,这是我们全体会员的共同心愿。我们面临许多的难题，也有不少体会与心得,因而我们需要讨论,需要交流。那就请利用会刊所提供的这块小小的园地吧！”1996年3月31日出版的《通讯》1996年第1期（总第70期）的《编后记》中写道:“这是今年的第一期，也是本刊创办以来的第70期,但愿它同时是一个新起点。从内容看,这个希望是甚为实在的,因为本期各篇文章均言之有物，信息量很大。特别是关于‘美国经济重心’是否‘西移’的讨论,就很有意思。无论是上期所刊钟文范先生的文章，还是本期的两篇,都本着平等讨论问题精神,平心静气地就学术论学术,反映了一种良好的学风。这是本刊一直盼望的一种气氛，如果类似的讨论能够不断出现，对于活跃我们的思路，打破各自埋头自己领域的沉闷状态，深化美国史研究,都必产生积极的影响。其实,值得讨论的问题还很多,只要出于追求知识的健康心态，这样的讨论将推动学术事业进入新的境界。另外，有关人物的几篇文章，或介绍著名作家，或侧记美国史教授，或抒发研究者自己的心声，都有打动人的地方。评论美国史新著的文字,也为读者提供了新办的信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自中国人之手的美国史著作,开始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注意,这真值得高兴。推动中国美国史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对话，也是我们办刊的心愿。”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通报》说:“经第七届常务理事会8月7日研究,成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主办的《美国史研究通讯》本届编委会，成员如下：主编时殷弘，副主编李剑鸣、杨玉圣、赵学功。编辑李剑鸣、杨玉圣、赵学功、肖军。”（1996年9月30日出版的《通讯》1996年第3期，总第72期）
1996年8月5日,笔者以副历史长兼秘书长身份做《切实推动学术研究, 开创跨世纪的新局面----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六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中,首先谈的进一步做好会刊的编辑工作, 提高刊物质量。报告说:“为了积极推动我国美国史研究的发展,扩大美国史研究的社会影响,也为了更好地发挥会刊交流信息、探讨问题、联络会员的作用, 《美国史研究通讯》自第七届理事会以来,共编辑出版12期,累计70余万字,发表各类文章、简讯等200余篇, 其中学术专论26篇、译文11篇、序跋8篇、书评26篇、学位论文提要12篇,还介绍了40余种美国研究著作的出版信息;对版面和栏目均作了较大的调整, 先后辟有学术动态、史学述评、学术短论、学界人物、学者论坛等栏目。经过个方面的持续努力,会刊的学术性有所提高，信息量明显扩大，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和规范性，一直是联络会员、交流信息和探讨问题的重要园地，基本上达到了办刊的目标。《美国史研究通讯》(前身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通报》)自创办以来到今年6月已经出版71期了。记得上届年会刚结束,复旦大学姚椿龄和杨宇光同志曾在《美国史研究通讯》1993年第3期上发表《年会后话》的一文, 文中的一段话表达了广大会员的心声。该文写道:“这份通讯标志着研究会的学术存在,也确实起了交流信息,沟通情感的作用。许多同志所以对美国史研究会维系着感情,通讯是起了不可忽视的纽带作用的。这份通讯办的期数之多,内容之充实,在我国众多的学会中,恐怕还不多见。”会刊的编辑和出版得到了理事会的指导和广大会员的大力支持,在没有稿费和任何其他回报的情况下,许多会员包括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踊跃赐稿极大地丰富了会刊的稿源,在来稿中有高质量的学术专论,有探讨学术问题的争鸣文章，有批评不良学风的评论，有丰富的信息含量学术消息和短论，这些文章是提高刊物质量的有力保证。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当会刊的出版遇到严重的经费困难时，我会常务理事、兰州市委宣传部武文军研究员曾慨然出资承担1993年第4期和1994年第1期的印刷出版工作, 我会会员、河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杨麦龙先生捐赠人民币1000元资助1994年第2期的出版;不少会员主动缴纳赞助性会费以赞助我会会刊的出版,以及美国西华盛顿大学教授、富布赖特学者唐纳德·魏森浩(Donald Whisenhunt)先生捐赠和募集资金合人民币约1100元，反映了美国朋友对《通讯》的关注。所有这些慨然相助，是会刊能够出版的财力保障。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上述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我们的会刊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面貌。我会常务副秘书长李剑鸣教授为《通讯》的编辑做了大量具体细致、富有成效的工作。为此, 理事会特代表全体会员，对所有支持会刊编辑出版工作的人士和编辑部的工作会员表示诚挚的谢意。但会刊的编辑出版依然面临许多问题和困难。首先是经费极其紧张。由于物价上涨而研究会经费并未相应增加，加以此次开会支出甚多，因此本次年会以后会刊的维持费用将发生严重危机，我们引以为自豪的连续性能否坚持，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希望新一届理事会和秘书处多方筹措资金，设法渡过难关。目前我们已高兴地获悉武文军研究员已再次表示将赞助出版1997年的两期通讯。第二是稿源尚待扩大。会刊主要是一个提供信息和交流意见的学术媒体，因此特别欢迎短小精悍而信息丰富、见解新颖的论文、争鸣文章、学术短论、治学体会、学术信息、出版消息、会员动态等方面的稿件，并请会员在投稿时尽量寄给秘书处《美国史研究通讯》编辑组，勿寄个人，以免延误。第三是刊物的印刷装订质量有待改进。我们相信，在新一届理事会的领导下，通过广大会员的共同努力，会刊的质量一定能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同上）
1997年12月30日出版了《通讯》1997年第3、4期，（总第76，77期），谁知这一临时性合刊模式一直维系到现在。该两期的《编后记》写道:“本期的印刷和出版,得到了祝立明先生的大力支持”。“再次期间，我会经费来源受到限制,本刊可能不得不改每季度出版为半年一期。恳请会员谅解。”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实际上1998年和1999年两年均分别出版了一年的合刊。1998年10月30日出版了《通讯》1998年第1、2期，（总第78，79期），该两期的《编后记》写道:“在我会祝立明先生大力支持下,我们顺利推出了今年的第一、二期合刊，、。目前办刊的条件变得日益困难,我们这份刊物仍能支撑到今日，如果没有热心公益者的慷慨支援和广大会员的不断鼓舞，自然是难以想象的。”“近期的刊物在编、校方面存在许多不足,错、漏现象时有发生。虽然我们真诚地想把刊物办好，以期不辜负大家的信任，但由于几为编者既未受过专业编辑的训练,又都在各自的单位承担繁重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能力和精力的双重限制,大大制约了刊物编辑质量的改进。”我们已经从这些编后记中隐约感受到会刊 不仅受到来自财源的限制,而且收到编者自身时间安排上的困难。1999年7月30日出版了《通讯》1999年第1、2期，（总第80，81期），该两期的《编后记》写道:“本刊1998年第一二合刊因故延期,出版时已是今年年初,所以去年仅出了一期合刊。现在编出的这一期,乃是1999年的第一、二期合刊。这一期的编印，仍旧得到了我会理事祝立明先生的大力支持。”“目前我会在经费方面嗯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自1997年开始的民间团体清理工作尚未结束,我会的正式登记手续正在办理之中.在此期间，主管部门的经费不能及时到位,致使基本工作无法开展。幸而得到许多热心会员的慷慨赞助，特别是在祝立明先生的帮助下,本刊在艰难处境中仍得以维持。作为本刊的编辑人员，我们可以想广大会员承诺：虽然刊物不能按期按时出版,但无论遇到何种困难,我们都不会使这份延续了20年的刊物中断。”
1999年10月《美国史研究通讯》新一届编委会，成员如下：主编李剑鸣，副主编杨玉圣、赵学功。编辑杨玉圣、赵学功、肖军、张聚国。2000年5月31日出版的《通讯》2000年第1期，（总第84期）《通讯》《编后记》称“本刊是200年第一期，在版式、开本、栏目上作了一些新的调整。为使这本延续了20年的刊物能更好地为会员服务,编辑人员做了一些努力与尝试。”从这时起到2002年，会刊的开本改为小32开本。
2002年12月31日出版的《通讯》2002年第2期，（总第89期）刊登了10月22日第九届理事会《通报》,宣布:“经第九届常务理事会10月22日研究,成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会刊《美国史研究通讯》新一届编委会，成员如下：主编王旭，副主编胡锦山、赵学功。”秘书处办公地点由南开大学迁至厦门大学。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剑鸣在《第八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中谈到会刊的编印时说:“编印出版会刊《美国史研究通讯》一直是理事会的一项主要工作。第九届年会以后，经于有关各方商议，对《美国史研究通讯》作了改版，由原来的16开改为大32开，仍保持警2个印张。同时对封面和版式作了调整。改版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在印张不变的情况下增大容量，同时便于邮寄和保存。但是，由于经费不足和稿源有限,不得不由季刊改为半年刊。1999年下半年迄今共出版6期，共刊登论文14篇、书评,随笔4篇,学术报道9篇,学术论文提要6篇,其他专稿18篇,简讯和书评20余则。来稿较多的会员单位有北京师大、东北师大、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和南开大学等.编辑人员所做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收集和整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校的美国史硕士、博士论文题录，制成表格，在会刊上陆续刊登。据秘书处收到的反馈，这种题录受到了广泛欢迎,有些文章和硕士、博士论文还引用了其中的资料和数据。这两项工作得到许多理事和导师的支持与协助，特此向他们表示感谢。会刊的编印一度为经费匮乏所困扰，由于黄安年教授所做的富有成效的工作,目前这一困难得到缓解，欢迎各位会员继续为会刊撰稿，共同努力以改善会刊的编印。”在该期《编后记》中写道:“这是在南开编印的最后一期通讯,从下一期起，通讯将在厦门大学编辑出版。在上一个羊年,我们从武汉大学接过了编辑通讯的工作,12年来,通讯的编辑出版是在不断克服种种困难中进行的,在最困难的时候，武文军、祝立明和杨麦龙等先生给予了研究会很大的支持和关照，编委会全体人员也在广大会员的支持和鼓励下,使通讯得以不间断地出版.对此，本届编委会表示忠心的感谢，对于不尽人意之处，垦盼各位会员能给予谅解。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到中国美国史研究正在不断走向深入.这本小小的刊物是一条纽带，它把全国的美国史研究人员联结在一起,它也是一块园地，使同行们能在这里交流信息,互相切磋。”
南开大学时期的《通报》和《通讯》和在武汉大学时期相比，上了一个新台阶，作出了新贡献,结交了新朋友，扩大了新交流,增强了新的凝聚力。也充分展现了财源难、稿源难、编辑难和创新难的酸甜苦辣历程，以及会刊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
（未完待续，下接三）.
附《通讯》影印件6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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