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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岁月蓦回首 ----中国红学会四十周年有感

已有 1061 次阅读 2020-9-22 08:15 |个人分类:学术问题研究(2017--)|系统分类:论文交流| 悠悠岁月蓦回首

 悠悠岁月蓦回首

      ----中国红学会四十周年有感

受权发布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0922日发布(第26066篇)

【按:现在授权发布吕启祥新作《悠悠岁月蓦回首----中国红学会四十周年有感》,写于20208月大暑日】

 

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四十年呢!

说来是一种幸运,我的后半生与《红楼梦》结缘,并在1980年中国红学会成立之时加入成为会员,直至今天,已经四十年了。

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红楼梦》是一部易于进入却难以穷尽的书。进入者之广泛、多样举世罕有其匹,欲寻幽探胜、寻津问道者不可胜数,欲寻根究底者亦不乏其人。笔者本人也是一个寻觅者,我的自选集即名曰《红楼梦寻》,意在寻味,“谁解其中味”?寻得了多少,觅得了真谛否?实在是很难说的。但寻味本身就充满魅力值得肯定,它切切实实地让人感受到《红楼梦》这部书拓展了我的人生、开阔了我的眼界、深化了我的思维;它测试人的智商,也检验人的情商。从知识层面上,它不愧百科全书之喻;从文化层面上,它浓缩了中华文化之脉;从生命层面上,它启示人以真假、正反、当下与久远、瞬间与永恒的微妙关系,悟得了生生不已、求索不息的至理大道。

由这样一部书,生出了一门学问,成立了一个学会。这里只说说学会,以回应它的四十周年。

中国红学会是一个学术团体,以学会友,以学结合,它没有级别、不须考核,看上去似乎是松散的,但却有凝聚力。它聚合了各层面、各地域的红学爱好者和研究者,尤其是联结了老中青几代人。

四十年来学会的成就得失自有行家来说,这里只谈谈个人的感受。学会所组织的许多会议、活动我都有幸参加,尤其是在早年(

较近的若干会议如绵阳、莱阳、辽阳、金华、大同均因故错失了),它为我打开了问学之道,接通了学术的友谊之门,令人永记不忘。

  在我心目中,学会是一座桥梁、一个平台、一条纽带,我由此结识了老一辈、同一辈和新一辈的学人,在四十周年之际,只就纵向的凝聚力讲一点故事,只能是举例言之。

先说前辈学者吧,红学老一辈著名学者很多,这里只说一件巧事。1980年去哈尔滨开第一次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议(也就是在此时成立了中国红学会),正是在去哈尔滨的火车上,遇见了吴世昌先生,我和吴先生在同一车厢同一窗口下共一小桌攀谈起来啦。他似乎并没有软卧之类的专家待遇,就是在硬席车上才得见面的。印象最深的并非请教学术,而是他的天真坦诚毫无遮拦,他说“美国那个威斯康辛的会请了我,我不去,周汝昌去了;如今这个会周汝昌不来,我来了。”前辈也是凡人,他们之间的好恶恩怨我辈不参与,难得的是面对我这样的一个陌生人、一个刚与红学沾边的年轻人,吴先生竟毫不见外地坦然直言,毫无城府、一派天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之后,读吴先生的文章和著作,不论是否赞同其具体的观点,但对他为人为文的态度始终保有充分的尊重和景仰。一位从牛津归国的受到周总理关切的大学者,竟如孩童一般天真,这就是吴先生。哈会归途,我与北师大邓魁英老师结伴,同路有端木蕻良夫妇和霍松林几位,老先生一路讲学(戏称卖唱),我们受惠。以后上海会议,曾和舒芜先生分在同一个小组,会上还初识了凌解放即后来的二月河。还记得一次去平湖开会,也是在火车上,王利器先生热心地教我们做罎子肉,还讲了个段子,他让研究生查“後漢書”,竟查不到,原来三个字都简化了,不认识。

凭借学会和它组织的相关活动,我有幸得识老一辈学者,上面提到的是其中接触较少的,然而初次见面就坦诚天真如吴世昌先生者,真是极其难得的。

  因学而交的同辈学友就更多里了,北京的、外地的、教学的、研究的、赠书的、赐文的,在学会牵系的学人之林中受教获益,不可胜记。这里仅举一例以见学人之谊,就是黑龙江大学的刘敬圻。她是我的同龄人,对社会人生、艺文学术常有同感,极易沟通,知己之感由此而生。我和敬圻在1980年初识,1981年济南会议同住一室,此后少有见面的机会,接触更谈不上频密。然而就在这其淡如水的交往中,我却颇为真切地读懂了她的为文和为人。就在纪念中国红学会成立三十年之际,我提交了一篇记述周遭学人的文章,其中有一节专述刘敬圻,标目为“第一朋友”,其中说最为人心仪和折服的是她的低调,这并非故作谦虚,亦非缺少自信,而是一种清醒的睿智。她绝不重弹时调、从不贪大求全、更不强加于人,常称自己的文章为“补说”,其实是一种别开生面的新说,更进一层的深说,说人之未说,清新脱俗。孰料此文尚未刊出,即被她的学生诸葛忆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在网上发现并告知了敬圻,想来我的评说是客观的得到了认可和回应,成为一段佳话。更加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近年的一件事。当时光进入到2016年,敬圻已届八十,依她本心不愿有所举动,拗不过校系师友美意,出了一本纪念性的文集,当然是学术性的,即《明清小说补论增订本》,豆绿色精装,此书竟将“第一朋友”拿来作了代序。

此举真出我意想。我想,这是对此文最高的褒奖,也是我们情谊永远的见证。由于学术、由于红学和学会这座金桥,我收获了丰厚的友谊、收获了“第一朋友”。

下面再来说说“小朋友”吧,其实他(她)们已经不小,只是结识时他(她)们还很年轻,如今正是中流砥柱,处于教学科研的第一线。需要说明的是较我年轻的一代起点远高于我,他们思想开阔,方法多元、工具先进,他们成果丰硕,是我学习和更新知识的源头活水。学界正多有这样五十岁上下的新朋旧友。接触多的故事太多无从说起,就从略吧。

这里想举一个更为年轻的小朋友作例,这就是千里之外远的贵州的郭征帆。说来也是一种缘分,我认识他是在十年前的2009年底,在一个有关红学的集会,那时他才二十多,刚结婚,是个内外皆秀的青年。此后,有联系,而他竟然持续关注我老伴的网文,深度了解我的日常和精神生活,时有心灵的回应,我怀念母亲之文竟使他不知不觉地落泪。不必说逢年节、灾变、病痛的问慰,他的关切之深细还及于我的亲友。有一次,我上海的姑父(今已故)里弄为其祝寿微信公众号被小郭发现转来,我还毫无所知呢!真是既意外又温暖。对于贵州红学,小郭会告诉我,“奶奶好,贵州红学界生态环境很好,不论资排辈,孙儿我现在也忝列会长助理。”这是2017年的事,如今郭征帆已是副会长了。他还曾送我一本《国学名著引论》,这是他所

承担一门课程,十余年积累而成。该书后记有两条深深打动了我。一是出书之难,该书稿曾被北京某出版社违约弃置,作者没有也打不起官司,后记列举无暇和不愿诉讼的十个以上理由:要教学、要备课、要考核、要制作课件、要改试卷、要接待检查、要参加各种会议……。我在同情义愤之余,读出了一种辛酸和无奈,身处一线的青年教师、青年学者担子沉重,他们太不容易了。还有一点是张扬正气。该书旗帜鲜明地剔除了《弟子规》这样的封建糟粕,四十多个“勿”字训诫,怎能培养会思考、有主见、能创造的健全人格呢。国学并非良莠都可以充经典往里装的筐。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质言之,我同小郭能深度沟通。

这里还想说说另一位比郭征帆年长的小友,香港的洪涛。和洪涛相识更早些,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初,其时他还是个学生,在香港大学英文系读博。香港这个城市里,家人不怎么赞成他做学术,经商从业似乎更实惠。然而洪涛毅然走上了教书做学问之路,二十多年来,他的成果接二连三,不断问世,十年前就有专著《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近年更有新著。我无力评析他的著作,但有一点感受,就是洪涛有语言优势,视界宽阔、理路新颖,同时又立足文本,熟悉文献。他的为学为文颇有宋淇先生之风。宋淇是前辈学者,著名翻译家、红学家。洪涛的学术之路,愈走愈宽阔稳健。他所来邮件,纸短谊长。

一个看似松散的学会,就如此这般地绾结起了不同年龄一代又一代的学人,这就是所谓的“精神同道”吧。当然,其中的故事还很多,几十年来,为学不孤单、精神不寂寞,我是要深深感念学会的。

以上是举例言之,有多外地的北京的知心达意的友人,时念常挂,不能一一, 还有许多人许多事,说不胜说。归结到学会,就是那种无形的凝聚力,就是彼此间的神交心照。

学会成立之初,曾有“风向标”的美誉;以后又成为众多见解的“百家坛”;至今,《红楼梦》空前普及,年轻的读者与日俱增,研究也呈现新局,学会应当恪尽其为学术的服务精神,甘为“孺子牛”。这是一点个人的感想。

   悠悠岁月  可堪回首

   迢迢前路  翘首以望

                2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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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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