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设计师、领航人和铺路者杨生茂先生

——在追思会上的发言

(2010年5月22日下午)

（我所认识的中国美国史学家之十七）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7年6月25日发布

按：本文是2010年5月22日下午2；30-5：20 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行著名历史学家杨生茂先生追思会。出席追思会的有来自北京、济南、香港、天津和南开的学者、先生的同事和弟子及先生的家人，共60多人。历史学院院长陈志强教授主持了追思会,按照次序发言的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安年、社科院美国所胡国成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江学者王希、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候建新、原驻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大使于振起、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原主任张友伦教授、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敦书教授、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洪国起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玮、香港大学教授徐国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江学者李剑鸣、杨先生的爱女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杨令侠，学校党委书记薛进文最后发表讲话。下面是我在会上发言的全文。以同题发表在黄安年的博客2010年5月22日上（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15-327576.html）。同题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3期（总第217期）上，第116-122页。

  德高望重的杨生茂先生（1917.9.26-2010-5.4）是我国美国史和世界近代史学科及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享誉海内外的美国史和世界史资深学者，也是我国美国史研究重镇南开美国中心的创始人。杨先生一生急公恶私、探索创新、一丝不苟、淡泊名利、低调为人、甘为人梯。几十年来，我们这些后学者深受先生的恩泽。杨先生驾鹤西去后,在我脑海中几乎每天都有他的身影,看着网上发表了几十篇感人肺腑的思念文章,阅读他的鸿篇巨著,翻检他给我的近百封书信,我感到先生没有走,先生时时刻刻就在我们身边。25年前先生在他的《探径集·自述》里说:“我们这辈人只能起个桥梁和铺路作用。假如美国史需要几代人梯才能攀上峰巅的话,恐怕我这辈人正是在人梯的最下层。能发挥好底层人梯的作用,亦于愿足矣。”先生既是杰出设计师、领航人,又是铺路者。先生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他的研究成果、学术思想和道德文章，是知识界、学术界引为骄傲的典范。无论在为学还是为人方面，他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这份遗产不仅是世界史、美国史学界的,也是整个学术界、知识界的，他的一生和故事将告诉我们怎样做学问、怎样做人。

  我对先生的印象实际上已经有整整半个世纪了,这要从他1961年参加全国文科教材会议谈起,他领衔主编世界近代史全国文科高校统编教材，我1960年被抽调到北京师范大学学校科研部负责文科工作,文科教材会议期间，负责为北师大与会专家提供系统的教务资料保障,那时领衔接受统编教材任务的非全国一流专家莫属，杨先生是世界史领域少有的著名专家之一,这深深印在我脑海中。和杨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1979年4月在武汉大学举行的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时，因为与会才14人，会期相对较长，单独接触和聊天的机会较多，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大学者的架子，对我这位年轻人的问题几乎是有问必答，使我感到十分亲切，好像一见如故。从那时到现在整整31年间，我和先生的联系基本上没有中断过,我没有研究生学历，多年来,一直把杨先生看作自己的编外导师。

  限于时间,这里我说说我对先生印象最深的几个事例：

（一）不以权威自居，反对称他为权威

《学术界》2001年第6期上发表了我的《是“承认”还是“认识到”》一文，提到“最近笔者收到我国美国史、美国外交史权威杨生茂老教授来信，他说:“有些人自以为身居‘官职’，就全部真理在握,听不得不同意见。”“acknowledge 与 recognize有明显的区别。其间意思岂容马虎。我想前者有‘理会’的意思，态度是被动的,后者有‘确认’的意思，态度是主动的。”（杨生茂教授致黄安年的信，2001年8月30日）（见《学术界》2001年第6期第130页）。

  2001年12月1日,杨生茂先生写信给我,专门谈到拒绝用权威来表达先生的身份,信中说:用“权威”二字来表达我的身份,实不适当。这不仅令我赧颜羞愧，也会影响大作应有的效应，不免引起以“权威”压人的逆反心理。我向来不敢以“权威”自居，这倒不是怕拔什么“白旗”，而是份量过重,难以承受。学后然知不足。同样，“老”也会知不足的。总觉得“权威”二字近似溢美。过去我多次公开为文,检查缺陷，其意在于不使谬种流传，贻误他人。另外，今日过于轻言“权威”，权威如过江之鲫了,其实真正名实相符者寥若晨星，少而又少。凡以“权威”自诩者难脱沽名钓誉之嫌。请不要误会，我不是评论你的文章。大作我是表示赞同的。上述文字只是针对“权威”二字而发的。

先生的信使我深受教育,以先生的学术造诣,恭称权威合乎实际。但仔细品味,先生说得在理,在学术争议中人人平等,不因某人身份而影响学术评价。先生的信，字数不多,言简意赅，含意深长。当今权威如过江之鲫,名实相符者寥若晨星，先生教诲令我们深思。

（二）重视资料建设的奠基作用

杨先生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关于史与论、博与约、吸收与鉴别、基础与提高等治学主张有着重要的学术指导意义，这里我要说的是他十分重视外国史研究的资料建设，认为这是研究程序的初始阶段，也是奠基工程。他不仅亲自动手，组织编译基础资料,而且鼓励和赞赏研究者参与资料编译。杨先生的倡导、呼吁和组织基础资料的编译，不仅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于我国的美国史研究的初创，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21世纪进一步开放交流、网络化发展的今天，依然是美国史研究向纵深和横广两方面发展的重要工程。    

1978年12月,杨先生主编出版了《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1981年合编《美国西班牙战争资料选》，1982年,领导编译了《美国史译丛》第2期，他在“编者的话”中说“美国外交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资料、专题论文和专史，即先从搜集资料开始,进而撰写专题论文,最后归纳综合为专史。”（《探径集》）杨先生在《博与约的关系及其他》一文中又写道：“如果把通史喻为一座大厦，那么资料和专题研究就是大廈的基础了。没有坚实的基础,牢固的大厦就无从建立。占有丰富的资料,是研究工作的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世界历史》1986年第4期）

杨先生的这一治学主张，不仅反映在他为阎广耀和方生两位先生、华庆昭教授、王晓德博士、赵学功博士、王立新博士等所写的许多序言和评论中，而且大量散见于他与学生和同行的日常交谈中。他给我的几封信中也谈及的这一学术主张。如

   杨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写道:“《美国史译丛》第三期内容十分充实，为研究美墨战争者开辟新的蹊径。”（1984年12月16日）“《史学选译》1984年第二期。内容丰富多彩，实为外国史研究之基础工作。年积月累,必成大器，裨益外国史研究和教学良多。”（1985年1月8日）《史学选译》“是世界史研究(特别是美国史研究)之福音。”（1988年6月29日）“自《历史译丛》停刊以来，大家都感到无法交流外国史资料译文。今北师大能继续出版此刊物，实为万幸之事，希望坚持下去，以利外国史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发表。”“回忆日本民治维新后,着重翻译工作,确可借鉴。”遗憾的是《史学选译》因经费拮据1992年停办了。

（三）严谨治学一丝不苟

   杨先生历来以宽厚长者待人,但是在署名由他任主编之一的美国历史词典问题上,他对于词典的名称和译名的正确意见未被出版社采纳而十分气愤，并诉诸学界同仁和媒体。2004年5月31日,杨先生写信给我说: “我同责任编辑在书名上有分歧，我不主张在“历史”学科下加“百科”二字,这是画蛇添足，只能表示全书无序，而且全书也不够“百科”分量。XXX坚持己见,拒绝直接与我联系。最后书名仍用“百科”二字（即《美国历史百科辞典》。更不幸的是,编辑在书封面上所译的英文书名,居然驴唇不对马嘴！”“XXX回信竟推卸责任,含混其词。如何面对广大读者？如何使读者相信书的内容？木已成舟，奈何奈何！我真想写一篇小文,总结编辑的经验,并痛斥唯利是图的编辑们。”杨生茂先生在学术界2004年第6期上发表短文《一个不忍目睹的荒唐的译名》，强调“可信性是工具书赖以存在的首要条件。今在封面上居然发生如此严重的硬伤，的确触犯了编辑工具书的大忌。毋庸讳言，读者无法在眼中揉下这粒沙子。”这体现了先生严肃认真的负责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和稀泥。

（四）对人赞扬有嘉，拒绝推荐自己主编的著作

  1986年3月29日至31日,我应杨生茂先生的盛邀,来到南开大学历史所，参加杨先生主持的美国外交史编写提纲讨论会。在此前的,杨先生写给我信，信中关于“以任务带提高，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要推动读书、思索和对话”的育人计划;关于“学生缺乏对比物，只看外国人的东西太危险,在关系民族利益问题上,让外国人牵中国学生的鼻子走,总不是好事”的见解；关于“在‘创’的方面作点工作”的主张；关于“外交政策是内政因素和国际因素的合力,前者为主,主中又以经济因素为根,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观点；关于“书中能作到大事不漏就可以了,对国内国际背景要给一定份量，不能就事论事”的编辑思路。关于“尽力赶上时代。这只能量力而行”的务实要求，言简意赅，字字真切，使我们受益匪浅，具有启迪意义。这些思想和主张，我们可以从1991年底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一书中得到印证。

  令人感动的是在该书1989年春所写的前言中,还写上了我参加本书写作提纲讨论会的名字。其实,我对于外交史的编写提纲的讨论可以说并无贡献可言，先生专门提起此事,说明先生对于他人的劳动的高度尊重,从不掠人之美，相反过誉有嘉。

  自1992年起,作为《美国历史杂志》的中国特邀编辑杨生茂、刘绪贻和我三人,负责向该杂志推荐中国学者所著的优秀美国问题著作。在我提出的1990-1992年间出版的中国学者美国历史著作推荐目录草案中，就有杨生茂先生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一书，这是我国学者自己编著的第一部系统阐述美国外交政策史并有独到见解的著作,对我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产生重大学术影响,在我看来推荐该书乃众望所归。但是杨生茂先生在1993年1月10日给我的回信中坚决要求删除这一推荐。信中说“《美国外交政策史》一书应去掉。这不是谦虚,而是考虑后的抉择。希望你们（刘、黄）二位珍视我的想法。因为这是一本‘几个中国人为中国学生写的一本中文教科书’。”“这是我的心里话，多年知交,谅能体谅苦心。”根据推荐需三人一致的原则,我们的推荐书目中没有包括《美国外交政策史》。这说明,杨先生对自己主编的著作要求十分严格,绝不张扬。

（五）力争赞助经费 反对平均分配

  《美国历史杂志》中国特邀编辑，按照编辑部的要求，要定期向《美国历史杂志》推荐少量优秀论著和博士学位论文,还要推荐书评人。自1992年以来，我们没有任何项目费也从不计算工作量，不仅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还一直是自己掏钱，编辑、打印、复印、往来通信（如到外事处取电传每页18元）等,长此以往开支上也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尤其在90年代初的低工资待遇和高国际邮资情况下,更显得经费的拮据，所以曾希望美方考虑我们的实际情况给予必要的赞助经费,以用于从事推荐工作所必需的邮资等费用。对此杨生茂先生1992年6月至1994年7月间，曾就争取国际特邀编辑赞助经费事宜,给我有二十几封信涉及这个话题。几经交涉，最后美方只答应给予一次性赞助300美元。但是他们又不断提出新的要更多投入时间精力和费用的任务。我们则依实际情况，独立运转，量力而为，不为美方牵着鼻子走,维护自身权益。

1994年初，我们终于收到美方寄来300元一次性赞助费，其后杨生茂先生在几次给我的信中写道：“你付出的精力和时间多得多。你得3/5，这比较合适。”“报酬问题应按劳取酬，不要搞平均主义，你花的时间和精力最多,应享最多报酬。”“我只能其余中之1/3。实事求是。”其实对于向美方推荐论著和博士学位论文等事宜，杨先生、刘先生同样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在运筹和把关上起了关键性的决定作用,他们几乎是来信必回,快速运转，才能够即时有效地向美方介绍我国美国历史研究论著的成果,这里不存在谁的贡献大小的问题,但是杨先生的推让为我们竖立了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

（六）提携和泽惠后学

  为《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邀编辑工作的运转，杨生茂先生写信给我说:“邓蜀生同志来函称，他拟请你代替，可谓人选物色有方，因你过去对编选资料事经营多年,很有建树，老马识途，有利工作;另外，你担任学会秘书长，对于动员关心此事，也十分有利。”“我们几个人均年事已高,健康状况毕竟不如往年，颇有力不从心之感。故需中年同志协助，玉成此事。”（1992年5月18日，）他还动情地说:“不要过分客气，不然我们三人只得‘三缺一’了,你若概允，正好三人。”“绪贻和我年近八旬，已无精力和时间过多地过问此事了。若具体安排落实不下来只得打退堂鼓了!！我是尽力说服你,动员你,欢迎你为此事分忧。总之，我们三人一齐担任contributing editors好吗？请考虑。希赐复。” （1992年6月19日）

由于邓先生的提议和推荐，杨、刘两位老先生向美方力荐，美方接受了由我取代邓蜀生先生为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邀编辑一职。我们三人协力,较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责任,认真地向美方提出了我们的建议,宣传了中国学者的美国史研究成就，也维护了我国学者学术独立地位。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包括对我的赠书的赞扬和鼓励，为我晋升教授职称写推荐，写信给我要求为南开弟子李剑鸣、王晓德、王立新、罗宣等博士学位论文写评审意见等，这里不再赘叙。

（七）不恋名位,淡泊名利

   先生多次对我谈起他坚决辞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的事，他说年龄大了,该让新人了,可学校对我的辞职颇有微词，这件事反映了先生不恋名位,淡泊名利的一贯思想。这里再举个例子，杨先生1999年多次给我的信中谈到要辞去JAH国际特邀编辑的职务:“我早已感到年事已高，希望有年轻人继任。”并推荐年轻学者的名单，还说“为了工作的连续性得到保证，建议你留任。”称已写信给美方。（见1999年7月5日、7月16日、8月2日信）2000年间又写信给我说:“关于我辞职信，至今未见回音，傲慢之极，这也许是美国人的通病。”“Thelen这个傲慢的美国人还未曾回信，（也未曾寄杂志）”“既然不回信，我没有义务‘伺候’他,那就太低三下四了。”（2000年10月27日、11月5日信）我先后收到先生八封有关谈论辞职和推荐新人的信，不仅说明先生不恋名位,淡泊名利、提携后学,而且体现了中国学者的原则立场和独立精神。

********************************

令侠教授，各位同事，杨先生创办的南开美国史研究基地已经走过了46年，在杨先生等历届学术带头人的带领下，南开成为我国美国史研究的排头兵和重镇，杨门弟子已经成为我国美国史领域最活跃的中坚力量群体之一,这里倾注了先生的许许多多心血和辛勤汗水。相信杨先生所开创的南开美国史研究事业,将会在新的历史条件，继承杨先生的遗志，发扬先生的学术思想和高尚品德，努力开辟新的局面，做出新的贡献。

写于2010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