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科学院院士增选的两轮名单对比，解读后，发现：科学院院士增选直接给出的信号是：1）寻找新兴学科的代言人。在获选人水平均为半斤八量的条件下，以中科院和北大为首选单位，表明以后将以这个单位为依托来推进该学科的发展。2）所寻找的增选人应年富力强，能够完成所应代言的学科的基本学科活动组织和学科的决策性（领导）功能。尽管这种职能是间接的。3）在一定程度上放弃长期以来的院士增选的“学术水平或学术贡献的肯定”这一奖励性导向，而是直接向“学术性决策谘询机构”转化。

       简而言之：科学院院士增选给出明确的信号：学科结构和职能并重。

       由此可以推测：未来的科学院院士中的这类成员将会是事实上的学科领导性人物，对他们的考评将是：所代表（言）学科的发展情况。

       因而，撇开他们的个人学术水平而言，由这类科学院院士形成的、一个有很大的间接决策性（领导）功能的、学科代言人结构将是未来的、推动学科进展的主要功能结构。

       也就是说，科学院院士将分成三类：1）奖励性的；享受型的。2）靠边站的；因为莫种失败而受到制裁的。3）活跃型的；忙于完成所应代言的学科的基本学科活动组织和学科的决策性（领导）功能。

       也就是说：在相当程度上认同我国科学水平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因而放弃单纯的 “学术水平或学术贡献”的标准，而是把“代言人”的代言能力及他的“依托单位”是否为理想的“代言单位”作为更重要的标准。

       这是因为：我国有一个庞大的学界人群，无论水平高低，总要有“领导”才行的。

       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何有很多领导被作为增选人，那是因为误读。

       由于相当比率的“代言人”或“代言单位”的表现将是失败性的，（好办，把他们转为：靠边站的），因而，科学院院士增选的工作将持续进行。

       与国外标准相对脱钩，以我国实际情况为出发点，走自己的道路。

       因而，在国际交往中，科学院院士的称号将等同于：学术领导（机构）部门的代表人身份。

       这就是中国特色。

       也就是说：中国科学开始寻求自身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