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平：从苦难到辉煌——我眼中的鲍元恺 2008年10月18日第六版天津日报
从苦难到辉煌 ————我眼中的鲍元恺
2008年10月18日 天津日报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个是解放军战士，一个是被看管的音乐大学生，虽然“革命立场”不同，却因音乐而结缘。
光阴荏苒，20多年后，他们一个成为报社的记者，一个成为著名的音乐家。这一段由奇缘引发的友谊，见证着一位音乐家成长的历程。请看——
我和鲍元恺有一段奇缘
天津音乐学院教授鲍元恺走红之后，海外的一家报纸曾刊登了一篇对鲍元恺的专访。其中有一段记录鲍元恺在“文革”中经历的文字是这样写的：“虽然关在农场里，生命充满着绝望，但也有经历人性善良的一面……鲍元恺遇到一名新来的军人排长。此人到任后，"犯人"开始解禁，可在有人监视的情况下出室活动，逐渐得到有限的自由……不久，排长就被送到北部前线挖战壕去了。事后才知，被调离则是因"敌我不分"。也因为这场际遇，两人成为莫逆至今。”
文中提到的那个军人排长就是我。
那是1971年11月，“九一三”事件后不久，我奉命从北线调到天津葛沽部队农场，在大学生11连（“文革”时的编制）任一排副排长。当时，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老战士，已经23岁了。学生连的生活历时一年半，虽短，却极有趣，极具回味。在这里，我结识了王立平、王朝柱、滕矢初、鲍元恺、黄依丽、罗伟纶等一批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还有大名鼎鼎的沈湘老教授等。 当时的真实情况与海外的报道是有一些误差的。第一，我当时是副排长，不是排长（排长属干部，副排长属战士级）。第二，不是我到任后，“犯人”开始解禁，而是“九一三”事件后，国内政治形势使然。我充其量是个兵，绝不会有如此大的权力和胆量。第三，1973年初，我奉命调回北线，没有去挖战壕，而是参加国防施工。第四，“敌我不分”确有其事，准确用语是“阶级阵线不清”。但不能断言，我是因此而调回北线。 鲍元恺当时是所谓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关小屋，重点看护（一个军人看管一个学生）。政治空气软化后，我去向他学吉他，也唱歌，也聊天。鲍元恺很谦和，很耐心，也很朴实敦厚，教音乐颇具条理。于是我很喜欢他。当时，一名解放军的副排长，喜欢上了一个“反革命”，也确实是有点儿“敌我不分”，不伦不类，显得很“滑稽”。 然而，生活的真实必有其合理性。一方面，可能是我“敌我不分”，另一方面，说明鲍元恺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我内心深处当然是相信后一种，历史也证明我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鲍元恺不但当时不是一个反革命，就是今日，在他有充分机会自由发表言论的时候，他仍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共产党的人。他9次赴台的言论和行动可以为证。 在阴冷隔绝的小土屋里，我见证了鲍元恺的苦难境遇，也见证了他顽强拼搏，锲而不舍的音乐追求。后来，他把教我和其他人学吉他的感想与思考写成一本教材，在“文革”后的1981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印数过百万，一时洛阳纸贵。 1973年，鲍元恺终于走出他的人生低谷，分配到天津音乐学院任教，教作曲。我则于1974年复员，分配到，当一名工人。后来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成为《天津日报》的记者，主跑文化艺术至今年退休。 于是，我们又有了新的关系和新的缘分。 阳光中，我又成为他专业教学、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取得辉煌成就的见证人。
认真教学，激情创作
鲍元恺从事作曲教学35年，培养出了许许多多的音乐人才。在他的嫡传弟子中，有《印象刘三姐》《寂寞让我如此美丽》《走到一起来》的曲作者刘彤，有《北大荒》《心愿》《好大一棵树》的曲作者伍嘉冀，有电视剧歌曲《糊涂的爱》的作者王小勇，有以电视剧音乐《空镜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多次获得电视飞天奖的王宪，有《祥云飘绕的土地》《火箭兵的梦》《故乡的小路》的作曲楚兴元，有歌舞剧《走西口》《黄河儿女情》《黄河水长流》的作曲刘铁铸，有以大型音乐作品多次获得“金钟奖”的刘长远，还有在中国古乐谱研究领域独树一帜的天津师大艺术学院院长孙光钧教授。他们在音乐创作的各个领域或教学岗位形成了一支实力强劲的“鲍家军”。 在教学的同时，鲍元恺还进行艺术创作。 1991年，他创作的交响乐组曲《炎黄风情》在天津首演。这部作品选用了6个省份的24首汉族长歌小调，通过气势宏大的交响乐形式表现出来。既耳熟能详，又耳目一新，实实在在地展现了他融会贯通、中西合璧的神奇能力。像《走西口》《闹元宵》《爬山调》《看秧歌》，像《女娃担水》《夫妻逗趣》《走绛州》《兰花花》等等。这部交响乐作品深远的内涵现在似乎还不十分被国人认识，但在海外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此曲在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及非洲广泛上演，是中国交响乐作品在国内外上演率最高的作品。去年7月，世界顶级乐团——美国的芝加哥交响乐团、费城管弦乐团和美国国家交响乐团连续演出《炎黄风情》，在美国引起轰动。 进入新世纪以来，鲍元恺集中创作大型交响乐。从2004年起，以每年完成50分钟的不同风格不同题材的交响乐而令人惊叹。 2004年，第一交响曲《纪念》在成都首演，同年由香港雨果公司出版唱片。 2005年，第二交响曲《烽火》在北京首演，今年在新落成的国家大剧院演出。 2006年，第三交响曲《京剧》在北京首演，同年由世界著名的百代公司出版唱片并在全球发行，2007年获“最佳管弦乐”唱片奖。 ` 今年，鲍元恺将完成两部大型新作品的创作：11月在美国加州首演他的大型清唱剧《禹王治水》，12月在厦门首演第四交响曲。
鲍元恺和他的“中国风”
今年9月8日，我再次采访鲍元恺教授，就“中国风”和“中为洋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鲍元恺说，“中国风”确实是一种独特的音乐现象。我认为，“中国风”的深刻内涵是中国传统音乐同西方交响音乐的结合。交响音乐是伴随欧洲工业革命产生和发展的西方现代文明的精华。但是，我们所说的包括交响音乐在内的欧洲音乐，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地理疆域产生的人类音乐文化的一部分，它不可能涵盖地球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极其丰富的音乐遗产。其中，我们中国的传统音乐就有着西方音乐难以望其项背的独特神韵和丰富积淀。这些未被现代文明异化的、古老而具有永恒生命力的灿烂音乐遗产向我们展示了无比广阔的艺术创作天地。“中国风”的宗旨，就是以交响音乐这种开放的艺术形式，作为联结东方同西方不同文化背景空间差的桥梁，作为联结古代与现代不同时代审美需求时间差的桥梁，使中国传统音乐打开同世界文化隔绝，同现实生活隔绝的封闭状态，从而在去粗取精、消化融会和新陈代谢的过程中获得新的生命，取得开放性发展。 为了实现这一构想，从1990年起，鲍元恺就开始重新学习中国汉族民歌、少数民族民歌和歌舞曲、曲艺音乐、戏曲音乐以及各类传统器乐曲。他希望以此为基础，分门别类地择其精华，进行同西方音乐形式相结合的再创作。 1991年，鲍元恺创作的《中国民歌主题二十四首管弦乐曲》由天津交响乐团在天津首演。全曲分为《燕赵故事》《云岭素描》《黄土悲欢》《巴蜀山歌》《江南雨丝》和《太行春秋》六章，分别以河北、云南、陕西、四川、江苏和山西六省流传久远、脍炙人口的民歌旋律为基础，以管弦乐的丰富色彩构成一幅幅汉族人民生活的音乐画卷。1994年，他将这一套取材于汉族民歌的六章组曲命名为《炎黄风情》，列为《中国风》首篇。至今，这部作品已由国内外许多交响乐团先后在许多世界名城演出全曲或选曲400百余场。 鲍元恺说：“其实，交响乐只是一个表现形式，真正的艺术内涵在民歌本身，真正的艺术价值在民族歌曲和传统音乐本身。中国的民歌小调，是一座尚未被异化和尚未被开垦的宝矿。但是，把交响乐的音乐形式同民族音乐的精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仍非易事，今后会继续努力下去。” 我问他：您提出的“中为洋用”这一口号，真有点儿振聋发聩的感觉。您是标新立异吗？ 鲍元恺说：不是我个人企图去标新立异，是“中国风”有点儿像一场当代的音乐革命，把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把中国历久而不衰的文化推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心。100多年，特别是近90年以来，我们追求西方文明，提出过“洋为中用”的口号，并有了一些收获。但这时的中西文化交流多是单方面的。 近30年来，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东西方在物质文明方面的差异急剧缩小。与此同时，西方文化也受到了随经济发展而日渐复兴的东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中国古老的精神文明，正以浴火再生之势，高高耸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这时，中国同西方的文化交流不再是单向地从西方吸收。中国需要世界文化，要“洋为中用”，世界也需要中国文化，需要“中为洋用”。世界文化史上任何一次文艺复兴运动，都是以不同民族、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艺术相互融合为基础的。中国艺术家为重构自己民族的新音乐文化，在“洋为中用”的路上已经苦苦探索了整整一个世纪。21世纪，该是我们沿着“中为洋用”的道路走向世界的时代了。 《天津日报》的一篇专访成为他人生的预言 1990年下半年，我和当时文化部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记者曾多次采访他。女记者思路敏捷，文才泉涌，执笔写下了那篇标题为《生命从五十岁开始》的专访。当时鲍元恺46岁。他正处于夜以继日的创作狂热中。
1994年1月，恰恰是鲍元恺50岁生日的那天，他收到台湾省立交响乐团的信函，邀请他参加在花莲举办的第三届华裔作曲家研讨会。 首度来台，一首短小却精巧的弦乐四重奏《酒狂》及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关于《中国风》的理念与执著，吸引了台湾省立交响乐团当时的团长陈澄雄。一次促膝长谈，所见略同，彼此惺惺相惜。当年10月，陈团长带着鲍元恺的管弦乐作品《炎黄风情》赴深圳演出；转年4月又在香港演出全套曲目。在陈团长的建议下，鲍元恺又增添了以台湾民谣为主轴的《台乡清韵》，如此一来，整部作品更显丰美。1996年初，《炎黄风情》大放异彩。2月2日，一场史无前例的音乐会分别在台北、北京，由陈澄雄指挥台湾省立交响乐团，谭利华指挥北京交响乐团，异地同时同步演出。 热闹和辉煌似乎是从50岁生日开始的。以后，鲍元恺更忙了，忙得不可开交。闲时，他却常提：记者怎么就想到了我在人生50岁时的这个“拐点”呢？ 如今，鲍元恺教授不仅是天津音乐学院的教授，还受聘于厦门大学，为该大学艺术研究所的所长，依然在一往情深地传播中国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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