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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脉”科技期刊(游苏宁)

已有 6171 次阅读 2014-1-19 17:21 |个人分类:论著分享|系统分类:论文交流

[博主按:承蒙战友游苏宁的信任,在本博分享他的新作一篇。]

 

   《光明日报》编者按作为资深的科技期刊办刊人,本文作者通过认真思考,总结出目前中国科技期刊需要正视的六个问题:重英文轻国语严重失衡,重指标轻读者愈演愈烈,重经营轻质量难以为继,重形式轻学术吸引眼球,重普世轻特例步履维艰,重手段轻内涵本末倒置。同时提出,只有重务实戒浮夸,中国的科技期刊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六个问题:科技期刊需正视

  • 重英文轻国语严重失衡

2012年,SCI收录的176个学科领域中的高影响力期刊论文总数中,我国科技人员发表论文数为4020篇,其中80%SCI论文发表在国外期刊上。为此,中央财政拿出专项资金9100万元支持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该专项资金是国内最大的一笔科技期刊资助经费。目前有76种英文科技期刊入选,平均资助每刊120万元。

    笔者以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了国家利益采取非常的手段本身无可厚非,但这种政策导致的马太效应值得我们注意。据粗算,国内顶尖的英文刊物从各种渠道获得的资助每年约300万元,而它们年刊出论文在百余篇左右,这就意味着每发表一篇文章国家资助3万元。在鼓励英文版期刊大跃进的当下,通过人为限制期刊载文量而快速提升其评价指标,不失为一种欺上瞒下、掩耳盗铃的捷径。

    更不可思议的是,国内个别影响因子极高的期刊,其主要稿源要靠高稿费来吸引,或者说用国家资助的费用去买老外或者付给海外的编委高费用去组高被引的文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实为提高中国期刊国际影响力的悲哀,不知这样的高影响因子期刊,是否能代表中国的国际期刊?

    相比而言,国内对中文期刊最高的资助为每年30万元。这种重英文轻国语的期刊资助政策,不仅导致办刊人的严重心理失衡,而且其直接后果,就是在我国科技期刊界将盛行争先恐后创办英文期刊的大潮,使得以立足本土的国际化战略为办刊宗旨的中文期刊雪上加霜,将被迫承受优质稿件外流和优秀人才流失的双重压力,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  重指标轻读者愈演愈烈

如果办刊人一味地仅仅关注期刊的评价指标,忘却办刊的真正初衷,长此以往,我们的科技期刊就有可能办成一种卡拉OK”式的刊物:让作者高兴,使读者痛苦。

   最近读到《科学之妖——如何掀起物理学最大造假飓风》一书时,主人公与世界顶级期刊之间的博弈令我们瞠目结舌:德国物理学家舍恩31岁进入贝尔实验室,在不到4年的短短时间里,在世界顶尖的《自然》和《科学》杂志上发表了17篇研究成果,被认为是今后极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人选。世界上有几十个实验室里的众多科学家,耗费大量时间与巨额科研经费跟踪舍恩子虚乌有的研究成果,在其他的物理研究者试图重现舍恩的实验无功而返之后,整个科学界才明白,他的研究竟是一场骗局。正是由于顶尖杂志之间追求新闻效应和期刊评价指标攀升的角逐,才使得舍恩渔翁得利。

   据人民网20131212日消息,在颁奖典礼的前夕,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美国细胞生物学家兰迪·谢克曼教授向所有同人发出号召,抵制《自然》《细胞》《科学》这些专业领域的所谓顶尖期刊。谢克曼称,这些杂志代表着科学领域的暴政,因为它们给年轻的科学家带来人为的压力,推动着科学家朝着期刊编辑期望的方向,去追求所谓时髦的科学和题目,让科学家放弃对重大科学问题的思考与研究,这是对科研的扭曲。谢克曼表示,他的实验室将不再向这些所谓的顶尖学术期刊投稿。

    这些发生在世界顶级期刊上的丑闻,难道不值得我们引以为戒和反思吗?

  •  重经营轻质量难以为继

 科学、学术遇到市场和利益是一对矛盾,纯科学、纯学术有时要受利益和市场的制约。科技期刊的出版事业,原本是出污泥而不染的文化选择,但在逐利的社会环境中,在各种经济指标的压力下,如何在投身改革大潮中坚持公益为先,捍卫编辑的独立性,以论文的质量作为发表的唯一标准,就显得苍白无力。

   以医学期刊为例,作者中的幽灵经常出没于各类论文中,尤其以为医药公司撰写临床药物试验报告者最为风光。第6届国际生物医学期刊同行评议和出版大会上,《美国医学会杂志》的报告显示:对6种国际顶级科技期刊的900篇论文作者进行了调查,其中630位作者回复了问卷,结果表明在这些杂志上已经发表的论文中,7.8%出自捉刀人之手,尤其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比例最高,达到11.2%

   笔者认为,在期刊改革的大潮中,我国科技期刊中的现实情况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何在经济改革的风浪中,恪守编辑出版的纯洁性,值得同道们深思。

  •  重形式轻学术吸引眼球

    笔者以为,当今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交流,绝大多数都是流于形式的泛泛交流,简而言之,基本上是在与国际出版商之间的交易。其主要目的,就是自己的期刊如何被国际著名的数据库收录,如何提高自己期刊的影响因子等指标,真正与国际知名办刊人之间进行学术交流者凤毛麟角,从参加国际著名编辑学学术会议的人数和规模就略见一斑。

    2011年,11种国际著名生物医学期刊的主编联席会上,专门谈到中国投向他们期刊的文章中,存在伦理、造假、抄袭、一稿多投等问题。对此,国内许多业内人士颇有微词,而《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的钱寿初先生却不以为然。他觉得,外国人的讨论没有什么不妥,不正常的是,我们的作者和编者如何与别国的杂志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进而提高稿件的质量,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  重一般轻特例步履维艰

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国科技期刊的转企改制也提到议事日程。对科技期刊的改革,笔者以为不能一刀切,要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在中国近5000种科技期刊中,主管单位、主办单位、办刊模式等多种多样。长期从事期刊管理的隅人先生认为:期刊改革的原则,就是分类指导,循序渐进,因事因时因地制宜。期刊编辑部是出版环节构成的重要元素,是一个不能抛弃、不能回避、不能没有的客观存在。改革中编辑部的去留不能一刀切,去留最终取决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隅人先生指出:期刊业改革发展的目的,是提振文化生产力,提高文化服务能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无论如何,每一种科技期刊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冷暖自知,最合适的路要靠自己去探索,不强求雷同,不搞整齐划一很重要。

  •  重手段轻内涵本末倒置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正在向新媒体转型,这是潮流所趋,它改变的不仅仅是媒体业态。无论我们如何爱恨,新媒体的出现、发展以及衰落都不会因人的意志而转变。从1665年第一本学术期刊创刊伊始,科技期刊实际上一直都是针对特定人群存在的小众读物。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技术变革,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对期刊的阅读,因为这是学术的交流和满足自己精神和心灵的需求。其实在当今时代,并无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分,只是阅读方式发生了变化。目前来看,尽管新媒体似乎有取代传统媒体的排山倒海之势,但确凿的数据显示:最重要的科研成果,78%仍然首发在科技期刊上。正如白岩松所言:无论哪个时代,媒体都应做有价值的内容供应商。而他最担心的问题,就是传统纸媒迫于生存压力,不再做更有深度、有质感的报道,这样,最核心的价值观有可能丧失,变为一个资讯供应商。

   回顾历史,悲观的人曾多少次预言的终结者,如今仍未变成现实:当电灯发明后将成为蜡烛的终结者,电脑将成为纸质书的终结者。时至今日,当我们共度温馨浪漫的时刻或寄托哀思之际,蜡烛依然物尽其用;当人们在度假休闲之时或人在旅途之中,书香依旧与我们为伴。

 

重务实戒浮夸:科技期刊的出路

   有人说,“5000种中文科技期刊中,1/3是为了研究生的学业及教授的职位晋升发表文章而存在的。尽管危言耸听,但躬身自问,不无道理。

   然而,就学术的发展和科技的普及而言,笔者以为中文科技期刊在传承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价值不可磨灭。1915年,中华医学会的创始人伍连德博士在《中华医学杂志》创刊号的发刊词中指出:觇国之盛衰,恒以杂志为衡量。杂志发达,国家强盛。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事物和情况层出不穷,如何面对?笔者以为首要的任务是加强学习,以史为镜,以夷为鉴。

   如今,很多同志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对中国科技期刊的办刊人而言,笔者以为求真务实,力戒浮夸,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坚守岗位,为传统科技期刊出版,守望那一片田野尤为重要。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要提高中国科技的国际水平和话语权,攀登文化的高峰,科技期刊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建设。否则,从小处讲我们将在经济上吃亏,从大处着眼将丧失民族的话语权,难以支撑文化的民族复兴。

   随着岁月的更迭,又到了辞旧迎新之际。按照中国传统说法,辞别金蛇狂舞之后,必将喜迎万马奔腾之年。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曾浩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笔者以为,当今世界,期刊作为一个学术交流的舞台,其作用无异于伯乐,实际上就是为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国家的繁荣昌盛提供舞台。

   回溯历史,在体现人类素质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会上,只有马与人同场竞技。为此,在这意气风发的马年,恭祝中国的科技期刊能够在大好的环境中快马加鞭,更好地匹配中国科技的蓬勃发展,共同营造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繁荣景象。

(作者系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主任、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副理事长)

光明日报,2014-01-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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