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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编者按：作为资深的科技期刊办刊人，本文作者通过认真思考，总结出目前中国科技期刊需要正视的六个问题：重英文轻国语严重失衡，重指标轻读者愈演愈烈，重经营轻质量难以为继，重形式轻学术吸引眼球，重普世轻特例步履维艰，重手段轻内涵本末倒置。同时提出，只有重务实戒浮夸，中国的科技期刊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六个问题：科技期刊需正视

• 重英文轻国语严重失衡

2012年，SCI收录的176个学科领域中的高影响力期刊论文总数中，我国科技人员发表论文数为4020篇，其中80%的SCI论文发表在国外期刊上。为此，中央财政拿出专项资金9100万元支持“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该专项资金是国内最大的一笔科技期刊资助经费。目前有76种英文科技期刊入选，平均资助每刊120万元。

    笔者以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了国家利益采取非常的手段本身无可厚非，但这种政策导致的“马太效应”值得我们注意。据粗算，国内顶尖的英文刊物从各种渠道获得的资助每年约300万元，而它们年刊出论文在百余篇左右，这就意味着每发表一篇文章国家资助3万元。在鼓励英文版期刊“大跃进”的当下，通过人为限制期刊载文量而快速提升其评价指标，不失为一种欺上瞒下、掩耳盗铃的捷径。

    更不可思议的是，国内个别影响因子极高的期刊，其主要稿源要靠高稿费来吸引，或者说用国家资助的费用去“买老外”，或者付给海外的编委高费用去组“高被引”的文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实为提高中国期刊国际影响力的“悲哀”，不知这样的高影响因子期刊，是否能代表中国的国际期刊？

    相比而言，国内对中文期刊最高的资助为每年30万元。这种重英文轻国语的期刊资助政策，不仅导致办刊人的严重心理失衡，而且其直接后果，就是在我国科技期刊界将盛行争先恐后创办英文期刊的大潮，使得以“立足本土的国际化战略”为办刊宗旨的中文期刊雪上加霜，将被迫承受优质稿件外流和优秀人才流失的双重压力，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  重指标轻读者愈演愈烈

如果办刊人一味地仅仅关注期刊的评价指标，忘却办刊的真正初衷，长此以往，我们的科技期刊就有可能办成一种“卡拉OK”式的刊物：让作者高兴，使读者痛苦。

   最近读到《科学之妖——如何掀起物理学最大造假飓风》一书时，主人公与世界顶级期刊之间的博弈令我们瞠目结舌：德国物理学家舍恩31岁进入贝尔实验室，在不到4年的短短时间里，在世界顶尖的《自然》和《科学》杂志上发表了17篇研究成果，被认为是今后极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人选。世界上有几十个实验室里的众多科学家，耗费大量时间与巨额科研经费跟踪舍恩子虚乌有的研究成果，在其他的物理研究者试图重现舍恩的实验无功而返之后，整个科学界才明白，他的研究竟是一场骗局。正是由于顶尖杂志之间追求新闻效应和期刊评价指标攀升的角逐，才使得舍恩渔翁得利。

   据人民网2013年12月12日消息，在颁奖典礼的前夕，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美国细胞生物学家兰迪·谢克曼教授向所有同人发出号召，抵制《自然》《细胞》《科学》这些专业领域的所谓顶尖期刊。谢克曼称，这些杂志代表着科学领域的“暴政”，因为它们给年轻的科学家带来人为的压力，推动着科学家朝着期刊编辑期望的方向，去追求所谓时髦的科学和题目，让科学家放弃对重大科学问题的思考与研究，这是对科研的“扭曲”。谢克曼表示，他的实验室将不再向这些所谓的顶尖学术期刊投稿。

    这些发生在世界顶级期刊上的丑闻，难道不值得我们引以为戒和反思吗？

•  重经营轻质量难以为继

 科学、学术遇到市场和利益是一对矛盾，纯科学、纯学术有时要受利益和市场的制约。科技期刊的出版事业，原本是出污泥而不染的文化选择，但在逐利的社会环境中，在各种经济指标的压力下，如何在投身改革大潮中坚持公益为先，捍卫编辑的独立性，以论文的质量作为发表的唯一标准，就显得苍白无力。

   以医学期刊为例，作者中的“幽灵”经常出没于各类论文中，尤其以为医药公司撰写临床药物试验报告者最为风光。第6届国际生物医学期刊同行评议和出版大会上，《美国医学会杂志》的报告显示：对6种国际顶级科技期刊的900篇论文作者进行了调查，其中630位作者回复了问卷，结果表明在这些杂志上已经发表的论文中，7.8%出自捉刀人之手，尤其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比例最高，达到11.2%。

   笔者认为，在期刊改革的大潮中，我国科技期刊中的现实情况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何在经济改革的风浪中，恪守编辑出版的纯洁性，值得同道们深思。

•  重形式轻学术吸引眼球

    笔者以为，当今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交流，绝大多数都是流于形式的泛泛交流，简而言之，基本上是在与国际出版商之间的交易。其主要目的，就是自己的期刊如何被国际著名的数据库收录，如何提高自己期刊的影响因子等指标，真正与国际知名办刊人之间进行学术交流者凤毛麟角，从参加国际著名编辑学学术会议的人数和规模就略见一斑。

    2011年，11种国际著名生物医学期刊的主编联席会上，专门谈到中国投向他们期刊的文章中，存在伦理、造假、抄袭、一稿多投等问题。对此，国内许多业内人士颇有微词，而《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的钱寿初先生却不以为然。他觉得，外国人的讨论没有什么不妥，不正常的是，我们的作者和编者如何与别国的杂志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进而提高稿件的质量，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  重一般轻特例步履维艰

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国科技期刊的转企改制也提到议事日程。对科技期刊的改革，笔者以为不能一刀切，要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在中国近5000种科技期刊中，主管单位、主办单位、办刊模式等多种多样。长期从事期刊管理的隅人先生认为：期刊改革的原则，就是分类指导，循序渐进，因事因时因地制宜。期刊编辑部是出版环节构成的重要元素，是一个不能抛弃、不能回避、不能没有的客观存在。改革中编辑部的去留不能一刀切，去留最终取决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隅人先生指出：期刊业改革发展的目的，是提振文化生产力，提高文化服务能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无论如何，每一种科技期刊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冷暖自知，最合适的路要靠自己去探索，不强求雷同，不搞整齐划一很重要。

•  重手段轻内涵本末倒置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正在向新媒体转型，这是潮流所趋，它改变的不仅仅是媒体业态。无论我们如何爱恨，新媒体的出现、发展以及衰落都不会因人的意志而转变。从1665年第一本学术期刊创刊伊始，科技期刊实际上一直都是针对特定人群存在的小众读物。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技术变革，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对期刊的阅读，因为这是学术的交流和满足自己精神和心灵的需求。其实在当今时代，并无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分，只是阅读方式发生了变化。目前来看，尽管新媒体似乎有取代传统媒体的排山倒海之势，但确凿的数据显示：最重要的科研成果，78%仍然首发在科技期刊上。正如白岩松所言：无论哪个时代，媒体都应做有价值的内容供应商。而他最担心的问题，就是传统纸媒迫于生存压力，不再做更有深度、有质感的报道，这样，最核心的价值观有可能丧失，变为一个资讯供应商。

   回顾历史，悲观的人曾多少次预言的“终结者”，如今仍未变成现实：当电灯发明后将成为蜡烛的终结者，电脑将成为纸质书的终结者。时至今日，当我们共度温馨浪漫的时刻或寄托哀思之际，蜡烛依然物尽其用；当人们在度假休闲之时或人在旅途之中，书香依旧与我们为伴。

重务实戒浮夸：科技期刊的出路

   有人说，“5000种中文科技期刊中，1/3是为了研究生的学业及教授的职位晋升发表文章而存在的。”尽管危言耸听，但躬身自问，不无道理。

   然而，就学术的发展和科技的普及而言，笔者以为中文科技期刊在传承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价值不可磨灭。1915年，中华医学会的创始人伍连德博士在《中华医学杂志》创刊号的发刊词中指出：觇国之盛衰，恒以杂志为衡量。杂志发达，国家强盛。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事物和情况层出不穷，如何面对？笔者以为首要的任务是加强学习，以史为镜，以夷为鉴。

   如今，很多同志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对中国科技期刊的办刊人而言，笔者以为求真务实，力戒浮夸，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坚守岗位，为传统科技期刊出版，守望那一片田野尤为重要。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要提高中国科技的国际水平和话语权，攀登文化的高峰，科技期刊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建设。否则，从小处讲我们将在经济上吃亏，从大处着眼将丧失民族的话语权，难以支撑文化的民族复兴。

   随着岁月的更迭，又到了辞旧迎新之际。按照中国传统说法，辞别金蛇狂舞之后，必将喜迎万马奔腾之年。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曾浩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笔者以为，当今世界，期刊作为一个学术交流的舞台，其作用无异于伯乐，实际上就是为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国家的繁荣昌盛提供舞台。

   回溯历史，在体现人类素质“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会上，只有马与人同场竞技。为此，在这意气风发的马年，恭祝中国的科技期刊能够在大好的环境中快马加鞭，更好地匹配中国科技的蓬勃发展，共同营造“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繁荣景象。

（作者系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主任、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副理事长）

光明日报，2014-01-1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