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台上的巨大的无花果树和房屋之间已经停放着一辆货车，拉车的两匹马的腮帮下悬挂一个口袋，它们正在咀嚼着口袋里的燕麦，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于勒姨夫，上衣袖子卷到胳膊上，已经把家具从车上卸了下来，卸，也就是说，他把悬在车边的东西移到了装卸工宽阔的肩背上。

我的罗斯大姨，坐在安放在平台上的柳条藤椅里，正在给我的表弟皮埃尔喂奶，而表弟则热衷于拨弄他的脚趾头。

于勒姨夫已经满脸通红，显得从未有过的兴奋：他说话带着浓重的嗓音， R的发音重到就像一种可以转动的玩具发出的滚动声响。在铁制的圆桌上，有两个已经空了的葡萄酒酒瓶，另一个也只剩了半瓶。

“啊！约瑟夫，嘿嘿！”他带着夸张的快乐喊叫着：“你们终于到了！我已经开始琢磨，你们是不是遇到车祸了。”

父亲冷冷地望着他：

“好歹，”他说：“你在等着的时候还有东西作伴！”他指着那三个酒瓶。

“我亲爱的朋友，”姨夫作答：“您应该知道，酒是属于重体力劳动的装卸工作者不可缺少的饮食。我想说的是，这些酒是天然食品，它们是从我家带来的，等你们把你们的家具卸完，你们可以很舒服底茗干一大杯。”

“我亲爱的于勒，”父亲回嘴：“我也许就只喝上一小口，为了表示对您家产品的尊敬。可是我不会《茗干一大杯》，不管您说的有多好！这种葡萄酒的一大杯里约莫含有大约五十毫升的纯酒精，我还没有服用这样剂量的毒药的习惯，这样的皮下注射剂量可以杀死相当大的三条狗。再说，你看看，酒精把那个人整成什么样了！”

他指着那个装卸工，他正在吸吮他的下垂的唇盨，摇摇晃晃地走向那辆马车，眼睛通红，出气急促。他的胳膊上挎着一个床头小柜，两把互相勾着的椅子往下垂着，他想用劲跨过通道。可是在两声折裂声中被卡住了，柜子的重压使他从他的脊梁骨里打出了一个声震天地的大嗝。

我的母亲背过身大笑，我的大姨罗斯也扑哧了一下。保罗乐到了极点，可是我没有笑：我在揣测着，在这样的痉挛中会看见破碎家具的灰烬落下来。

于勒姨夫不是在这场不幸中伸出援手（这种不幸是我的想象），而是勃然大怒，一边说着：

“你有脑子吗------ 妈的，你没脑子啊！----- 您没瞧见这个通道太窄，过----”

“我没有跟你说我做的事，”装卸工使劲打着嗝：“这不是我弄的。”

“先生，别激动，” 我的父亲说：“这和通道没有什么关系，通道就是那样----- 既然互相没有看见，就不用坚持自己的理由。再说了，你们的家具已经卸完了，我也不需要他来帮忙。还有，他也是太累了，既然他一天的活已经干完，最好让他回城。” 

“嘿，这儿还有一位先生说话公道，”装卸工说：“已经五点多了，我家里还有孩子，前面还有那么一段羊肠小道要走。这也许让您吃惊，可是我请您把事请看清楚。” 

“您是个”于勒姨夫说：“酒鬼和蠢蛋。”

那个打嗝的人开始威胁：

“我不清楚是什么东西挡住了我，让我把您的东西弄坏了。”

我的大姨和母亲都站了起来，受了惊吓；父亲起来介入，可是醉汉一边推开他，一边重复：

“我不清楚是什么东西挡住了我！”

保罗脸色发白，躲在无花果树树干的后面。我在寻找一块尖石头，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响起：

“转过身来看看，是什么挡住了你！”

说这话的是弗朗索瓦，他安详地走上前来，可是他手指头间握着一个《taravelle》，也就是一段弯成圆形的硬木，和二轮车卷扬机的半径完全一致。

装卸工转过身对着他，大着胆子地喊叫：

“什么东西？那是什么东西？”

“木头，木头！”弗朗索瓦回答。

“很硬啊！”装卸工说。

“很硬，”弗朗索瓦说，他掂着那块木头。然后转过身，对着于勒姨夫：

“您付钱了吗？”

“还没有，”于勒姨夫回答：“我该给他七点五法郎。”

“付给他，”弗朗索瓦说。

于勒姨夫掏出三张旧票子。

“小费呢？”装卸工说。

“您已经喝得够多了，”父亲说：“相信我，没有亏待您。”

“你们是一群流氓，”装卸工说。

“走吧，”弗朗索瓦说：“坐到你的座位上去。我来帮你转身。”

他望着那位醉汉的神态，使得后者突然爆发：

“你，”他说：“你算个哥们儿，你明白什么是日子。而这些资产阶级，嘿！嘿！我也许是被这个蹩脚的床头柜给弄的精疲力尽了，可是就这样不给我小费！我不能就这么了结，他们要付出更昂贵的代价。”

他费力地整理缰绳，弗朗索瓦则牢牢地抓住马的笼头，把他的两匹马给转过身。当他们稳稳地立在路上，朝向正确的方向后，他就对小车扬起了鞭子，当装卸工对我们伸出手指头，显示他的威胁时，弗朗索瓦喊了一声粗话，抡起胳膊摔向了马匹：在漫天的灰尘里，在嘎吱声和咒骂声中，货车起步走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