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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之死折射出的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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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教授因停车纠纷而被打至死，自10月1日起就成为大网站的一条重要新闻。姑且不论此事的是非曲直，单单因为停车之小事，就使一位正处事业黄金时期的教授撒手人寰，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反思、冷思。我认为“教授之死”这样一个社会的“小事件”，折射出的却是社会“大危机”。这些危机包括精英群体与大众群体的对立；思想教育的失败；价值观的单一等。这些危机影响社区和谐，影响社会和谐，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和身心愉快，一定程度上甚至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危机一：精英群体与大众群体的对立
曾几何时，精英受到人们的吹捧，也受到人们的尊重。政治精英因为当官为民，而受到人民爱戴；企业精英因为回馈社会，而受到人们尊敬；学术精英因为为民请愿，而受到人民拥护。而如今，世道突然变了。政治精英当官不再为民，而为自己，心中人民少了，自己人多了。办事也不公平公正了，有些政治精英甚至成为人民的罪人。企业精英只知道自己的资本积累，忽视了自己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甚至积极回馈社会的企业家遭到其他企业精英们的报复。企业精英越来越被贴上“黑心资本家”的标签。学术精英不在为民请命，不再关心社会，失去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所有品格。一些学术精英甚至成为资本、权力的代言人，百姓俗语“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专家出来乱说说”，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学术精英与大众群体的距离，一些学术精英甚至被称之为“砖家”或“叫曽”。当下中国的各类精英，想得更多的是自己的平稳发展，他们积极转移资金到国外，为自己或家人办理出国手续，很多精英或者他们的后代已经成为“华侨”。因之，他们与大众群体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分歧越来越来，在有些情况下，这种分歧就演变成为冲突，甚至械斗。因而也由人民内部矛盾演化为敌我矛盾。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明确“教授之死”中的打人者身份，但精英与大众冲突已经逐步发展到了对立的阶段，这必须引起社会的关注。
危机二：思想教育的失败
思想教育是我党和国治理社会的一大法宝，这一法宝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过重要的积极的作用。但目前，思想教育越来越脱离实际。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内容、教育环境之间经常存在价值冲突。教育者说的，受教育者不听，教育内容与教育环境也不支持教育者的观点。各类教育者，如学校、家庭、社会舆论等的教育价值取向严重不统一，甚至矛盾。在各种教育者施化下，这个社会逐步走向失范状态，是非曲直似乎都是不可确定的事。一个人的角色存在严重的冲突与混乱，人们不得不戴着厚厚的面具在生活，在工作，在处事。人与人之间关系越来越冷漠，城市之中的人群，即便是邻里之间也是老死不相往来。教授之死更多地折射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折射出社会已经没有了思想的凝聚力，人们之间就是一堆散沙，相互之间没有引力，没有相互作用。因之，当出现一点小事纠纷时，人们之间没有了邻里之间的互让，有点只是权力、资本的争夺。清康熙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已经成为往事，其诗中境界和处事方式已不存在。
危机三：价值观“单一化”日趋严重
斯普朗格尔（E.Spranger）按社会文化生活方式将人的价值观分为以下六类：理性价值观（以知识和真理为贵的价值观）、经济性价值观（以有效实惠、经济利益为贵的价值观）、审美性价值观（以形式和内容调和为贵的价值观）、社会性价值观（以群体他人为贵的价值观）、政治性价值观（以权力地位为贵的价值观）、宗教性价值观（以信仰教义为贵的价值观）。一个社会只有存在多元价值追求，多种价值观并存，这个社会才是社会，其中的个体才是社会人。如果价值观单一，社会人就不再成为社会人。而如今，我们的价值观正在向单一化。社会对资本、权力的崇拜越来越严重。“社会人”正在这种单一化价值观作用下演化为“经济人”和“政治人”。当“社会人”变化“经济人”和“政治人”后，人们之间交往的资本不再包括各种形式的符号资本，直接变化为了“真金白银”化的资本。当资本成为人际交往的主导原则后，人们也没有了亲情和温情。人们交往追求更多的是权力和资本目标，不再有自尊和他尊，不再有关切和爱怜。停车小纠纷变成了权力和利益的争夺，悲剧发生也就有了解释。
“教授之死”是家庭悲剧，也是社区悲剧；是大学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愿这种悲剧化为一种力量，唤起人们久违的亲情和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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