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尹传红

      2012年7月13日辞世的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潘家铮，是一位著名的水利水电工程专家。他毕生从事中国的水电建设和科研工作，参与设计和指导过新安江、三峡等数十座大中型水电工程。
      难能可贵的是，潘家铮还从事文学和科普、科幻创作，曾出版《春梦秋云录》、《潘家铮院士文选》、《老生常谈集》等散文、政论文集及《千秋功罪话水坝》、《一千年前的谋杀案》、《偷脑的贼》等科普、科幻作品。
      或许因其阅历、专业和志趣的多样性与特殊性，潘家铮的讲话、思维和笔触也堪称别具特色，这在他的《潘家铮院士文选》、《千秋功罪话水坝》作品中体现的尤为充分。。
      很多人喜欢听潘家铮讲话、爱看他写的文章，对此，潘家铮的秘书李永立归纳了3条原因：一是潘家铮能在较高的层次上认识、分析问题，抓住本质，讲话往往是一针见血；二是敢讲真话，有一种无畏的精神；三是在语言表达上深入浅出、精炼深刻、逻辑清楚。
      笔者在潘家铮生前曾多次与他做过交流，得益匪浅。在一次访谈中我问他，这些年来一直在科学和文学两条轨道上并行，让“科学思维”与“文学思维”穿插一起，它们彼此有没有影响呢？他回答：一般来说，自己的主业必须攻得很专才能有所贡献。但也不应该单调、狭窄，因为领域太小了，思想就跳不出去。再说，世上许多事情都是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的，多了解一些情况，多开阔一些思路，生活丰富多彩一些，总会有收获的。
      所以，他主张科技工作者应充分了解社会科学和各种文化方面的知识；同样，文字工作者应充分了解科技方面的情况和发展趋势。在潘家铮看来，学理是相通的，视野一旦开阔了，对于某些大家看法一致的事情，就会换个角度去想一想，看究竟是不是那么回事。
      比如，很多人说，修了水坝以后，水库的水质会受到污染。因为，原来河里的水流速度快，水库可以自净。水坝修起来以后，水位增高，水流速度减慢，水库就不能自净，最后这个水库就是一库污水，这成为水坝最大的罪过。但潘家铮不这样看。
在《千秋功罪话水坝》一书中，潘家铮特别强调用“辩证”的思维来看待有关水坝的问题。即要科学、公正地评判是非得失，而且必须站在长期的和全局的立场上予以衡量。几千年来，人们习惯于把江河当成一个天然的排水道，无论什么脏东西都往河里一倒了事。这种做法本身是极不文明、极其错误的，是不能继续的。所谓的自净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它只是用水把脏东西输送到下游，最后流入大海，大海最终也会受到污染。解决水质的污染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要改变过去那种错误的做法。
      可以看到，正是因为修建了水坝或水电站，创造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国家才能够拿出更多的资金来修建污水处理厂。修水电站只会有利于水质改善：水电站修起来，流速慢了，问题严重的污染源就会突出，政府就会强迫解决污染问题。若不修水电站，人们永远把河道当作下水道，永远贻害后人。
      当然不必讳言，过去建坝走过弯路，也付出了不少代价。这些弯路和代价曾引起学术界乃至社会上对建坝的不同见解，甚至还引发过剧烈的争论，作为“江湖中人”的潘家铮也被卷了进去，有时甚至还处在风口浪尖上。对此潘家铮从不回避。他指出，问题的本质其实很简单：在河流上建坝拦水，打乱和改变了原来的状况。物理学中有条定律：有作用力，就必然有反作用力。在社会科学里，话就讲得更加鲜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看起来，河流和大自然也遵循着这条规律行事。
      《潘家铮院士文选》第四辑“能源战略、电力体制改革”中收有潘家铮的一篇文章“不要把水利变成水害”。那是2002年4月27日他在清华大学水利水电系建系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在这篇自嘲为“煞风景”、“不识时务”的讲话中，他首次提出在水利学科下开设“水害学”的建议，即“人类活动引起的水害学”，主张研究在水利建设过程中由于人为活动，可能对自然界带来的负作用。
      在这篇讲话中他还提醒业界注意，搞水利工程是为了兴利除弊。对于“兴利”，大家很重视，说的也很多；而谈到“除弊”，往往就底气不足。如今欠缺的是对工程利弊的科学分析。
      为此潘家铮提出，要真正评价一个工程：其一，必须用动态而不是停滞的观点看问题。有的工程能发挥点近期效益，但从远景看，弊端更大。其二，必须从全流域而不是从小范围看问题。有的工程从局部看利莫大焉，从全流域看就不可行。其三，必须从总体而不是从局部看问题。总之，要在更高的层次上研究问题，不要争一时一地之利而贻长远之患。
      在《千秋功罪话水坝》一书中，潘家铮提到，周恩来总理当年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就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潘家铮认为周总理讲得很好，可惜愿意和敢于这么讲的人太少了，而我们就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犯着曾经犯过的错误。
      “搞水利牵一发而动全身！”潘家铮常常这么说。的确，要完成大坝的设计，工程师不仅得解决大量的科学技术问题，而且还面临许多社会、环境乃至文化上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分清哪些是利，哪些是弊？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对于弊，又要搞清楚到底影响程度有多大？哪些是不可逆转的，哪些是可以防止、缓解和补偿的？对上述问题，潘家铮思考了一辈子，并留下了丰富而又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