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1日惊爆京藏高速大堵车，沿进京方向蜿蜒百公里的车龙每日蚁行8公里，4日始告疏解，人们又心悬下一个堵疏轮回的不期而至；“9月17日的一场小雨中，北京市区的交通也几近瘫痪，拥堵路段达到143条，创下历史记录。”（2010.9.30《南方周末》D22版）（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d0456f0100lzz8.html）。这些消息上了国外一些报纸的头条，这可是不大光彩的记录。

“917”的惊天大堵，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当晚，央视名嘴白岩松在“新闻1+1”栏目中说，情况简直“堵不忍惨”，“几乎令人崩溃”（见附图）。这次惊天大堵从何而来？《中国日报》载文分析，几种不利因素挤到了一起：那天正是中秋节前夕，人们社会活动激增导致交通流量猛增；恰逢周五晚高峰，与周一早高峰一样，是一周里流量最高的时段；连绵秋雨，导致路面湿滑、车速减慢、“小剐”大增；当天北京市车牌尾号为4和9的车辆限行，而这两个尾号相对较少。当然，还有一个总原因：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连续攀升，以日均2000辆的速度递增，总量即将突破500万辆，而道路建设远远难以与之匹配，路面压力不堪负担（http://www.chinadaily.com.cn/hqss/qiche/2010-09-19/content_894416_2.html）。

这里说说车牌尾号问题。不知从何时开始，国人特别忌讳数字“4”，发难者似乎是香港人、广东人，这一忌讳很快在全国蔓延。在看到上述报道之前，北京的朋友就告诉我，这是“917”惊天大堵的四大诱因之一：本来想通过工作日的轮流限号出行，削减掉1/5的车流量，那天削减的不到1/10（因为大家也不大喜欢“9”）。此后一年，在上海市或到全国各个城市出差时，我特别留意机动车车牌尾号，仅发现一辆军车车牌尾号为“4”！从忌讳“死”演绎为忌讳“4”，想不到竟成了惊天大堵的一个诱因。小小忌讳的作用不小！

本来，限号也是一种不得已之举，一个大城市的交通系统的“减堵”维系于此，本身就是一种“杯具”。这次惊天大堵之后，迁都之议甚嚣尘上（http://forum.home.news.cn/detail/79161636/3.html）。依笔者之见，迁都大可不必。出路在于：以交通科学为指导，努力改造北京的交通系统，并辅以必要的政策和强制措施。

早就听说，北京的交通科学家提出建议，把北京的交通系统从“大饼模式”转化为“糖葫芦模式”，也就是说，搞“多中心模式”。我们知道，北京市区的交通态势“北紧南松”，与南部地区相比，北部地区的交通状况要糟糕得多，因为大机构集中在北部。我们设想，如果在南部郊区（当然也可包括少数北部郊区）建立多个配套完善的“卫星城”，强令大机构外移，以国务院机构为例，在市中心，只保留外交部等少数部委，其它部委分散地南移北撤，情况就可大为改观。因为“城市空心化”导致的“潮汐交通”常是城市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采用“糖葫芦模式”把“交通潮汐”化解之后，交通拥堵自然缓解。

不知各位是否认同此议？

写于2011年10月25日晨

【链接】相关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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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观察与思考（3）城市交通设施的八大失当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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