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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知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中国学校教科书中的四大发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系列学习札记(2)

已有 1114 次阅读 2020-10-5 07:26 |个人分类:科学技术史|系统分类:科普集锦|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学校教科书

我们所知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中国学校教科书中的四大发明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系列学习札记(2

丁兴富

20161019-1129

20170325

 

 

 

导读摘要

 

       “本系列学习札记2我们所知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国学校教科书中的四大发明”主要基于以下文献:

l  张国荣(2012)的学术论文“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以民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四大发明’表述为例”。

l  于淑娟(2014)采访张德勇后写的报道“历史教科书犯的错:活字印刷术是“四大发明”吗?”

 

就初步了解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学校教科书中关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表述而言,阅读上述两文是一个捷径。

l  读完本“系列学习札记2”后,读者似乎可以知道以下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相关的史实:

n  关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或三大发明)的论述和褒扬,原来不是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始于中华民国时代。

n  20世纪到21世纪,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始终得到中国从学术界教育界到中小校教科书的传播和赞扬,主要动因是出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目的与热情,即主要是基于政治上救亡自强和复兴中华的需求,而不是对中国和世界科学技术史的学术研讨以及对中西方文化交流史和世界文明发展史的深层次研究的兴趣和努力。

n  首先提出中国古代率先创造三大发明或四大发明的重大科技成就以及它们的西传及由此产生的对欧洲和全球近现代社会和人类文明的至关重要的贡献的,居然是西方人而不是中国自己的学者。

n  曾经有人(如江晓原)明确提出,是英国学者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热情和研究成果使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内容进入了中国中小学教科书。然而,张国荣对民国初年学校教科文献的研究结果说明上述断言是不妥的。事实上,民国初年已经有学者在李约瑟来华和研究中国科技史之前就已经在学校教科文献中谈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及其西传和世界影响,而且其来源不是李约瑟而是更早得多的其他西方学者。

l  然而,读完本“系列学习札记2”后,读者依然会对“系列学习札记1·导读摘要”中提出的诸多问题感到困惑和不解,而且,还会产生诸如以下的新的疑难。

n  为什么是西方人(无论是李约瑟还是包括培根和马克思在内的更早的西方学者)而不是中国学者率先提出了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或四大发明及其西传和对人类近现代社会和文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事实果真如此吗?究竟都是哪些西方学者呢?【1

n  利用中国古代三大发明或四大发明及其西传以及对人类近现代社会和文明产生的重大的影响来进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尤其是将四大发明的内容写进中小学教科书,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世界而自豪)难道有什么不妥吗?

n  政治救亡诉求重要还是坚持学术研究规范重要?对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中国古代技术发明创造究竟应该秉持何种立场观点既符合历史真实又有利于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共同继承和发展?

l  本“系列学习札记2”重点研讨的张国荣论文中,提及了英国学者李约瑟和中国学者陈方正,本《系列学习札记: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后面会对他们有更多更深入的探讨。

 

 

引言:我们所知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于1949101日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了开国大典。我在19509月初进入上海市嘉定县疁(LIAO城中心小学幼儿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第一批进入新中国小学读书的儿童,属于所谓“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我们在小学里读书时开始知道了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更具体和更形象地说,我们儿时所知道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主要是和以下内容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造纸术-蔡伦,印刷术-毕昇,指南针-司南,火药-爆竹。

       我们儿时所知道的造纸术是由东汉蔡伦发明的,而印刷术,更确切的说是活字印刷术,是由宋朝毕昇发明的。对指南针的了解是中国很早就发明了“指南车”(神话传说中的皇帝时代)和“司南(汤勺)”(战国时代)。至于火药,就知道中国民间很早就有了节日燃放炮竹礼花的习惯,而到了宋代则已能发射点燃火药推动升空的火箭。我们在学习所有上述发明的知识时,都曾目睹教科书或教师使用的教学挂图或校园里悬挂的壁挂图片,似乎都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雕版图片的复制画片,所以都深信不疑那些宝贝都是我们老祖宗的发明。于是,我们都为祖国在古代的科学技术成就长期领先于世界而自豪,为祖国是一个东方文明古国及其拥有的古老而灿烂的中华文明而骄傲不已。

       长大成人以后,我们继续接受着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及其西传的故事,以及中国古代科技发明成就长期领先于世界及其对近现代人类社会和文明发展史的独特而重大的贡献的教导。中国古代科技发明的重大成就,同中国古代其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伟大成就一起,成为激发我们对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从古典时代到近现代持续传承发展的大中华文明的爱国主义热爱和忠诚,对近代以来受到的西方中心主义文化侵略以及资本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压迫奋起抗争的爱国救亡热忱和决心,以及立志在全球振兴中华文明、自觉抵制和批判西方世界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假文明及其虚伪的以自由民主宪政法治为核心的普世价值,满怀豪情去拯救、改造并重建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和红色文明的新世界。

 

 

一、民国时期学校教科书中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利用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在学校教育中推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并非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始于中华民国。这一潮流适应了中国在中英鸦片战争中失败以后进入近现代社会面对的种种危机和挑战。其一,中华帝国王朝体制及中华文明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列强政治经济势力扩张以及以欧洲中心主义为主要文化特征的西学东渐的文明冲击,开始经历自周秦以来的“千年未见之巨变”;其二,自清末民初起中国崛起了数代拥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愫的知识精英以及他们唤醒国民救亡奋斗的持续努力;其三,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洋务运动及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开启了以西方近现代学校教育替代中国千年科举制度的滥觞;其四,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提出了包括民族主义在内的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和口号;其五,中国作为20世纪初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以及战后巴黎和会的刺激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使振兴东方复兴中华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潮变成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和国共两党共同的政治诉求;其六,艰苦卓绝的抗日持久战及其最终胜利激发了中国全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热忱和行动。以上种种时代要素使得民国时期在学校教科书中引进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历史内容成为激励年轻一代和全体国民进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当然选择。

 

       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张国荣在2012年第5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的“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以民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四大发明’表述为例”集中讨论了这个主题。

 

知识精英对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

 

     张国荣首先指出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输入和传播是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从传统王朝国家到现代主权国家转变的必经过程。清王朝顽固持有的“天朝拥有天下,万邦朝贡天朝”的“天下观”“夷夏观”及“朝贡体系”已经被各国列强和国际社会视为笑柄,绝无延续的可能。

中国民族主义思潮是在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进行全球扩张的过程中被迫生成的。…传统的“天下观”、“夷夏观”在处理新的国家关系时已经失去原有的效果,只会带来嘲笑与屈辱。…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思想界需要突破两个认知瓶颈。“首先,中国历史上形成的文化主义观念要打破,要认识到中国不过是国际社会的一员,…从而完成从‘天下’到‘国家’的转变。其次,中国在此过程中通过与诸列强的多次交战和外交博弈中认识到国际社会的‘丛林法则’,把国家利益置于最为重要的位置,实现从王朝利益到国家利益的转变”。(张淑娟,2010)而西方民族主义思想是突破这个认知瓶颈的重要工具。正如乔伊斯·阿普比尔等所说,“有了民族主义为政治,社会改革的推动力以后,人们便希望能从民族历史中找到灵感,指出曾经造就现代化民族的进步之路”。(乔伊斯阿普比尔等,1999)…

张国荣(2012)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

 

       随后,张国荣论述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如何深深影响了历史著作的撰写和历史教科书的编撰。

我们以清末民国时期颁布的历史课程标准为例,简要说明之。《奏定中学堂章程》(1904年)规定:“凡教历史者,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小学校教则及课程标准》(1912年):“本国史要旨,在使儿童知国体之大要,兼养成国民之志操……教授各科时,常宜指出本国固有之特色,启发儿童之爱国心、自觉心、并引起审美观念。”《初级中学历史暂行课程标准》(1929年):“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变迁的概况,说明近世中国民族受列强侵略之经过,以激发学生民族精神,并唤醒其在中国民族运动上责任的自觉。”《高级中学普通科本国史暂行课程标准》(1929年):“陈述本国民族的分合,政治制度的沿革,民生经济的利病,以说明今日中国民族形成的由来与各种政治社会问题发生的源流,而阐发三民主义之历史根源。”《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1932年):“研究中国民族之演进,特别说明其历史上之光荣,及近代所受列强侵略之经过与其原因,以激发学生民族复兴之思想,且培养其自信自觉发扬光大之精神。”1936年《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仍然沿用1932年的规定。《修正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1940年):“叙述中华民族之演进,特别注意各支族间之融合与其相互依存关系,以阐发全民族团结之历史的根据,而于历史上之光荣,以及近代所受列强之侵略与其原因,尤宜充分说明,以激发学生复兴民族之意志与决心。”“叙述中国历代大事,并略论文化之演进及其对于世界之贡献,使学生明了我先民之伟大,以养成继往开来之志操与自强不息之精神”。《六年制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草案》(1941年):“叙述中华民族之起源,形成及其疆土拓展之经过,而各支族在血统上与文化上之混合情形,及其相互依存之关系,尤应加申述,使学生对于中华民族有整个之认识与爱护”。“叙述我国历代政治、文化、经济、社会之变迁,尤其足以影响于现代社会生活之史迹,应特别注重,藉以说明我国立国之精神,而于古代之光荣与近世外力压迫,以及三民主义之历史背景,尤应加意申述,以启示学生复兴民族之途径,及其应有之努力”。《修订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1948年):“从建国悠久,文化灿烂史实中,激发爱国家爱民族之精神与光大之责任。”(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01)

由此观之,历史教科书是灌输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载体。在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中,编纂者们为了充分表达这一时代诉求,对中国历史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与发明。乔伊斯·阿普比尔等认为:“在历史从诗歌、年代纪转向社会科学的过程中,历史学者担负起筛选往昔事实的责任,要找出足以造成社会发展路线的潜在逻辑。他们因受赫尔德和黑格尔的影响,认为新的政治实体——民族——能够体现人类目标,因此应当从研究民族中寻找历史事件涵义的蛛丝马迹。”(傅运森编纂,1913-1922)

张国荣(2012)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

 

民国教科文献中从“三大发明”到“四大发明”的流变

 

1           民国建立后,“三大发明”以及“四大发明”始在历史教科书中出现

 

从现有掌握的教科书文献来看,民国前的历史教科书中我们几乎未发现关于“三大发明”或者“四大发明”的记载。民国建立后,“三大发明”以及“四大发明”才在历史教科书中出现,而且出现频率逐渐增多,成为一种必然书写的知识。

张国荣(2012)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

 

2     在民国初年(20世纪10-20年代)的民国学术界以及教育界中,已经开始论及“三大发明”或者“四大发明”,但限于少数学者

 

张国荣发现,在现存历史教科书中,最早较详记载“三大发明”的是商务印书馆1913年出版、傅运森编撰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

中国技术有功世界者三事:一为罗盘。黄帝周公造指南车,为罗盘所自起。唐宋之世,海上贸易极盛,置市舶司于广杭诸州,华人航海日多,罗盘更为航海之用。二为印版术。三代文字,或刻字竹木,或写于缣帛,汉时始有纸,然抄录费工,得书不易,至五代而印版之术试行。三为火药。我国古来,以弓弩炮石,为射远之利器,宋时炮仗烟火火药之属始盛兴,并已用于战事。此三者旋皆输入欧洲,遂开欧美今日之文化。(傅运森编纂,1913-1922)

张国荣(2012)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

同年(1913)出版的还有以下教科文献也记载了“三大发明”:

中华书局版1913年章嵌编著《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认为“罗盘火药印刷术之发明”在唐宋时期。(章嵌编著,1913-1915)

1913年汤存德编《新制中华历史教授书》表述为,中国“技术有功于世界,发明于斯时者,则有三大端,即罗盘、印刷术、火药是也”。(汤存德编,1913-1915)

张国荣(2012)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

 

当时的学者指出:中国古代首创三大发明并西传的说法来自西方人,但没有举出这些西人的姓名及其国籍。

至于这种说法从何而来,中华书局的编辑潘武在1913年明确说,这些都是西人之说,“今时活字排印之权,与西人称活版为东来法,盖自吾国传之也”。(潘武编,1913)

张国荣(2012)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

 

当时的教科文献中已经论到中国三大发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影响。

至于“三大发明”的影响,1928年徐景新编辑的《新时代历史教授书》中说:“印刷术、火药、罗盘针这三样的发明,于世界都有绝大影响,这是中国文化上最光荣的事情。”(徐景新编,1928-1929)1915年北京教育图书社编纂的《实用历史教授书》,“近古之文化”中所说“若罗盘之利航海,印刷术之代抄写更足为输导文明之利器”。(北京教育图书社编纂,1915-1916)

张国荣(2012)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

 

       关于三大发明传入欧洲的时间,大多从主张唐宋时期转变为主张元代。

关于三大发明传入欧洲的时间,上述教科书编纂者们大多认为是在唐宋时期,并对近代欧美产生了重大影响。除此之外,教科书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三大发明”是宋元时期发明并传入欧洲的,这种说法后来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如1915年赵玉森编纂的《简明中国历史教授书》所说:“元代混一欧亚,欧人来我国贸易者日盛,故是时天文、算术、流入我国,而指南车、印刷术、火药亦传入欧洲。” 赵玉森编纂,1915)1920年汤济沧编《新式国史课本》说:“蒙古建一大帝国,而欧亚之交通大盛,欧人多有仕于其朝者。其后磁针火药印刷术三者,亦渐次发明,影响于欧人之思想界甚大。” (汤济沧编,1920)1922年赵玉森《新著本国史》也说:“蒙古大汗重致远人,一切色目都准其录用……于是西方的天文、算术及炮学,概得传入于我国,我国的罗盘针及印刷术等,也在这时候传入西方。”(赵玉森编纂,1922-1923)

张国荣(2012)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

 

民国初年(20世纪初叶)中小学教科书关注三大发明的统计结果

对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提供的中小学教科书全文库统计所知,…1910年代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大约有20本左右,其中提到“三大发明”的有5本,占总数的25%;而1920年代出版的教科书大约为24本左右,其中提到“三大发明”的仅2-3本,占总数的10%左右。…可以推测,在20世纪10-20年代的民国学术界以及教育界中,论及“三大发明”或者“四大发明”的只是少数学者,许多教科书的编撰者们并不认为这是教科书撰写中的必选项目。

张国荣(2012)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

 

3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教科书中,“三大发明”的知识频繁出现,并逐渐成为教科书撰写中必须选择的项目(1935年前),“四大发明”的说法也已经产生(1935年后),并且和“三大发明”(仍为主流)之说共存,学者对该知识探讨的广度与深度逐渐增加。但对于“三大发明”或“四大发明”传入欧洲的时间,编撰者群体各有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蒙古、元朝说,在20世纪30年代的教科书编撰中占据主流地位,被各大出版机构的编撰者们所接受,形成了广泛共识。张国荣从所引众多论述中选取了1935年应功久编著的《初级中学本国史》“三大发明的西渐”一节中的说法如下:

元朝“交通发达的结果,西方的文化既传到中国,中国的文化也传到西方,中国文化的西渐,最重要的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三项”。

“这三种重要发明,于何时传到西方,系何人传到西方,如何传布,路线如何,都没有明确的记载,至今还要待精密的考证,大概是在南宋传入西域或南洋,再由波斯阿拉伯人辗转传到欧洲的。总之,中国在十一世纪,即北宋时,已经完全利用,欧洲却迟到十四世纪,在中国久已盛行之后,才有发明之说。那么由中国传去之说,自属可信了!”

“有了指南针,于是航船远行不会迷路,才能广开殖民地于各洲,有了火药,于是枪炮可以制造,才能整治军备,攻守称便。有了印刷术,于是知识传播有了利器,人类文化才会发达。所以欧洲中古时代末期的进步,未始不是受了中国这三大发明的影响。”(应功久编著,1935-1936)

张国荣(2012)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

张国荣认为应功久的上述表述最为诚恳,道出了其中的困惑与所坚守的证据。但此时期大多数教科书编纂者并不关注知识的准确度与科学性,他们更关心的是这些知识对世界的巨大影响,进而说明这是中国的贡献,民族主义朴素感情战胜了科学求证的理念。

 

第二种观点:宋、元说,认为宋、元时期,中国的“三大发明”皆有可能传入欧洲。张国荣从所引众多论述中选取了1933年徐映川在《复兴历史教科书》中的说法如下:

宋在五代之后,继续唐代,发扬文化,那时有三大发明,可称为汉族对于世界的大贡献。一是罗盘指南针。据说中国古代就有磁能吸铁的发见,黄帝造指南车便是。但制度不明,不知有无指南针在内。到了北宋,指南针才应用在罗盘上、航海家和看风水的人,都拿它来定方向了。二是火药。北宋时,曾用火药做烟火和爆仗,供人娱乐。到南宋时曾用霹雳炮打败金兵。金人守城,造铁炮叫震天雷,这是炮火最初的发明。三是活字版。五代时,已有刻板书籍,流行各地。北宋仁宗时,毕昇发明活字版,其法:用胶泥刻成字模,烧硬,铺铁板上,将松脂及蜡,火烧使溶,按之使平,变成一版。印刷时,一版印,一版排,时间极省。这三项发明后来都传入欧洲。大概中国的发明品传入欧洲,要以蚕丝为最早,此三项则较后。(徐映川,1933)

张国荣(2012)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

张国荣据此指出:

徐映川最可贵之处在于,他详细梳理“三大发明”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展示了指南针、火药与印刷术在中国文献中的记载,从而为此知识的真实性寻找到可能的历史证据。应该说这是对“三大发明”研究的推进,也是从盲目接受西方之说到自觉探寻真相的转变。更值得令人尊敬的是,徐映川还详细探讨了我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提出了至今仍有价值的论断:

南宋以前,中国文化灿烂,各种发明远传欧洲。元代以后,逐渐衰落,等到近三百年,欧美各国科学勇猛进步,中国反成为落伍者,就是西洋学术传入中国,中国也不想急起直追,这样现象,科学当然不会发达,其要因不外下面的两种:(一)北方屡经外族蹂躏。辽、金、元三代统制北方,异族杂居,汉人备受压迫——以致人口稀少,生活日艰,文化亦大为衰退。(二)国家以科举牢笼知识阶级。科举起自隋唐,各代沿用。到明初,太祖利用此法,重加修订,指定用《四书》《五经》,取其一句一段为题,要以宋儒所解释的作根据,文体用排偶,分八股,俗称八股文。这种考试,毫无实用,社会上优秀分子的见闻思想,悉为所拘束。专以读书应考为正事,此外一业不能执,一物不求知。清朝循用此法,士子愈加蒙昧。因此,从明至清五百多年,为中国文化极度退步的时期。(徐映川,1933)

张国荣(2012)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

 

4     193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从1940年代开始,“四大发明”之说逐渐传播开来。1940年教育总署编审会的《高小历史教科书》对“四大发明”的产生与传播进行了论证

 

    最早在教科书中提出“四大发明”的是陈登原先生在《陈氏高中本国史》中专辟的“四大发明”一目。

    最早在教科书中提出“四大发明”的是陈登原先生。陈先生在其1933年编著的《陈氏高中本国史》中,就冠名有“四大发明”一目。他说:“在近代中华民族似不曾对于世界有所贡献。然而在过去,确曾建立不少的丰功伟业,即以‘四大发明’而论,中国人不知道帮助了多少全人类的忙!纸与印刷,固为近代文明所必需的物件,即军事上用的火药,航海时用的罗针,何尝效力稀小?然而这四者,都是在中国史上发现得最早呢!” (陈登原编著,1933-1935)【2】

张国荣(2012)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

 

    张国荣指出,“1940年教育总署编审会的《高小历史教科书》对“四大发明”的产生与传播进行了论证”:

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都是促进人类文化的重要工具。经中国首先发明,先后传入欧洲。公元二世纪初,汉族人蔡伦发明造纸术,于五世纪末,传入中亚。到八世纪初,中亚被阿拉伯人征服,造纸术就西经非洲的埃及和摩洛哥,传入欧洲的西班牙,再传给意大利和法兰西等国。

由抄写进化到印刷,当以公元六世纪时中国隋文帝敕令雕刻经书为始。十世纪初后唐冯道印刻九经,十一世纪时,宋毕昇造活字版,中国的印刷术已很有进步。十三四世纪时,蒙族势力西进,印刷术便传入西方。十五世纪初,德人哥登堡创金属活字,其后法士脱,昔佛尔加以改良,欧洲印刷事业,也日益精良。

相传在黄帝时已有指南车的发明,但这并不可靠。发现磁石能以吸铁,大约在战国时候。到北宋时,看风水的人和海商,因磁针能够指南,就用他来测定方向。元时东西大通,磁针便传入欧洲,意大利人首先应用到航海方面去。北宋时,发明以火药做烟火,供人娱乐。到南宋时,虞允文利用火药做成霹雳炮,打败金兵。元时交通大开,火药的制法,便也传入欧洲。欧洲人利用他的射力,打毁了封建的城堡。(教育总署编审会著,1940-1942)

张国荣(2012)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

 

5     张国荣指出:民国时期教科文献中对中国古代“三大发明”与“四大发明”的陈述,使尚待证实的假说蜕变为既成事实。这一华丽转身在李约瑟的手中又得到发扬光大。

 

这样,经过几代教科书编撰者们的不懈努力,“三大发明”与“四大发明”之说在中国历史中逐渐成为一种常识,被普通的国人所理解和记忆,一种有待科学证实的假说,随着教科书的传播和熏陶,转化成切实的历史事实。后来,随着李约瑟研究成果影响的扩大,使得国人更加相信这些发明的所有权是中国人,虽然国际社会对此并不完全认同。应该说,中国学者为了证明这个命题的正确性,从民国至今,许多科技史学者在艰苦地寻觅答案。但客观地说,要彻底解决四大发明的起源与外传问题,并从历史事实上得到实证,目前看来还有许多的困难。

张国荣(2012)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

 

“四大发明”表述的民族主义实质,陈方正对李约瑟的批评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概略论述了“三大发明”与“四大发明”在中国历史认识中的生成与发展历程。值得思考的是,这些结论是在未有确证的情况下,被民国教科书编纂者们写进教科书,并且一致认同是中华文化对世界的贡献。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陈方正就指出:“夸大中国传统科技成就,和贬抑西方古代科学的重要性,虽然好像能够帮助重建民族自尊心,其实是极端危险,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同时他也隐晦地批评了李约瑟,认为其一方面“对中国文化带来无可比拟的巨大贡献”,但另一方面“他相当公开和直白地宣扬中国传统科技的优越为终身职志,所以十分自然地大受国人欢迎”,所以导致“中西科学的比较更加难以客观和深入”。(陈方正,2009年)

总之,民国的建立为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打开方便之门,学者们纷纷从历史与现实中寻找建构新民族的证据是当时政界、学界的共同诉求,以便为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奠定基础。民国学者杨人楩在《初中本国史》中直白地说:“本书目标,在于研究中华民族逐渐形成的经历,特别说明其历史上的光荣……以激发学生民族复兴的思想,且培养其发扬广大的精神,叙述我国文化演进的概况,特别说明其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使学生明了我先民伟大的事迹,以养成其高尚的志趣,与自强不息的精神。”(杨人楩编,1934)杜赞奇对此评论说:“20世纪初期的中国格外富有研究价值,这不仅是现代民族主义在此期间在中国扎下根来,同时也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启蒙历史的叙事结构,以及一整套与之相关的词汇,如封建主义、自觉意识、迷信和革命等,主要通过日语而进入中文,这些新的语言资源,包括词汇和叙事结构,把民族建构为历史的主体,改变了人们对于过去以及现在民族和世界的意义的看法。”(杜赞奇,2003)其中历史教科书中“三大发明”以及“四大发明”等知识词汇的重新组织是民族主义者使用历史知识重新建构民族的表征之一。而教科书编纂者利用这些新词汇与新话语为我们建构了一套不同于过去的中国历史的诠释范式,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向近代国家与近代民族的成功转型。霍布斯鲍姆也说:“很自然,国家会应用日益强盛的政府机器来灌输国民应有的国家意识,特别是会通过小学教育,来传播民族的意象与传统,要求人民认同国家、国旗、并将一切奉献给国家、国旗,更经常靠着‘发明传统’乃至发明‘民族’,以便达成国家整合的目的。”(霍布斯鲍姆,2000)同样,民国教科书编纂者们的民族主义诉求战胜了对科学方法的信仰,把有争议的、重构的历史知识镶嵌进历史教科书中,这是其群体在特定时空中的必然选择。现在看来虽非科学态度,但可理解。也许杜赞奇的叙述更能表达我们的意思:“虽然我的目标是批判作为历史主体的民族,但是我深切地意识到,至今还没有什么能完全替代民族在历史中的中心位置。且不谈别的,不论是作为历史学家,还是普通的个人,我们的价值观都是由民族国家所塑造的。” (杜赞奇,2003)

张国荣(2012)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

 

 

中国人民共和国学校教科书中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201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有关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部分内容“有悖常识”。后来,他在其微博中指出现行中学历史教材存在“严重谬误”:“以‘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编纂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之‘历史3必修’为例,课本中关于‘活字印刷术’、‘雕版印刷’的诸多论述均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其中一个最基本的错误,即将‘活字印刷术’与‘火药’、‘指南针’、‘造纸术’一同并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舍弃‘印刷术’而取‘活字印刷术’,这不仅有违于经典论述,同样不符合历史事实”。这是他在几个月前参加一次中学教材审议会,在会议期间翻阅上述版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发现的问题。然而,他没有查阅其它版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对整体情况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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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湃新闻记者于淑娟知情后对辛德勇进行了采访,并发表了“历史教科书犯的错:活字印刷术是“四大发明”吗?2014)一文。于淑娟自己去查阅了当下中国大陆通行的不同版本的初、高中历史教材后指出:目力所及,各版本教材对“四大发明”的论述或有提及,或未提及,而“活字印刷术”通常编排在“中国古代的科技进步”或“宋元时期的科技进步”等主题的章节中,教科书编者多将其视为中国古代科技进步的成果,并予以高度评价。下面是于淑娟综合整理的不同版本中学历史教材中关于“四大发明”的主要内容一览表。

    于淑娟指出: 在查阅其它学者相关研究以及图书馆藏的中学历史教材后,发现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即有“四大发明”论述,提及的也是“印刷术”而非“活字印刷术”。这与本文前面一节论述的内容(大多取自张国荣一书)是相符的。于淑娟寻找中国大陆1950-60年代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未能如愿。但她将人教新课标七年级下“灿烂的宋元文化”中关于“四大发明”的论述的彩页(第74页)复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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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淑娟还引用了中小学通用教材历史编写组编的《中国历史》第二册(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初中课本[试用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宋元时期的文化一节中,谈到宋代的科技发明时,称“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宋元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于淑娟最后得出结论:除人教版高中历史教科书必修3外,她所过目的大多数历史教科书都是将“印刷术”(而不是“活字印刷术”)列为四大发明之一,没有犯辛德勇所指出的错误。

最后,于淑娟将辛德勇批评的“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编纂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之“历史3必修”第8课“古代中国的发明和发现”的彩页(第36页)展示如下:

       image.png

 

       辛德勇指出该版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关于“四大发明”的内容有以下三个主要问题:

“问题一: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吗?”

“问题二: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科学成就吗?

“问题三: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方法真的是既经济、又便捷的重大技术革新吗?”

       于淑娟(2014)历史教科书犯的错:活字印刷术是“四大发明”吗?

 

       辛德勇对他自己提出的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基本否定的。我们将在后面的系列文章中深入讨论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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