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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是个草木生长旺盛的季节,绿意盎然,万物生机勃勃,呈现出一种无比的生命力,一颗幼苗、一朵小花,或是一片森林都让人陶醉。可是,美丽自然有时却让人不敢亲近,光鲜亮丽的繁荣背后,总觉得无法面对她的殇逝。每每面对,总是有种担惊受怕之感。四季轮转,气候变迁和生命轮回之中,因个人的无力,必然存在着一种失去后的剧痛,难以割舍,难以忘怀。
六月也是个让植物学人惋惜的季节。草木知音,植物学先辈的离世,让今年本来葱荣的六月蒙上了一层阴影。耄耋之人,死本无所惧,只怕自此之后无人识得草木,花草亦无友。作物植物爱好者,一直想采访一下吴老,让他撇开社会贡献和学术地位,说说他对草木的感情,喜欢哪种植物,为什么喜欢它们。后生们怎样才能做到和他一样地热爱这些静生之物。乃或留下一段感情真挚的影像,诚恳地谈谈中国植物学的未来,或者过失,让草木后生也能像田间杂草,疯狂生长,铺满田间山野,结出累累硕果。
吴老离世令人惋惜,可是生老病死也是自然,能活到九十七高龄也算高寿。老人离世,相信政界也会借机“击鼓而歌”,这个自是不消多说。我所关注的却是学界是否会借机好好思考中国植物学现状和未来,推进植物文化。吴老前几年写一下一文《九十自述》,文中回忆了自己投身植物学的一生,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植物的强烈情感。结合吴老的一些奇闻轶事,以及当下的植物学现状,可做一番剖析。
先讲吴老一辈子的境遇,说说他所受的植物学启蒙、教育和学术生涯。 《九十自述》一文中清晰写到,吴征镒儿时家中有个芜园,老墙荫处的小草叶下珠激发了他对植物的兴趣,此外,家里有本字画书《植物名实图考》可翻阅查询,使他对植物的兴趣越发浓厚,并最终选择了清华生物系。考入清华后,师从李继侗,所用教材乃英文国际教材,内容却是香山、西山、大觉寺的内容,理论与国际接轨,内容贴近生活,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清华生物系图书馆有7000册图书,各类名书材料丰富。年轻的吴征镒尚未毕业便参加了“西北考察团”,有机会出野外,“万里巡行”,采标本,做卡片,以自然为师。虽是“走马观花”,但几乎跑遍了全中国,积累了大量感性认识。科研上,吴老算是个“小土鳖”,有“海龟”竺可桢带队,对中国自然资源进行科考。机遇十分的好,在云南蹲稳之后,已有所成,期间还受聘于云大,给学生上课。到了80岁方才写出自己极为重要的学术著作《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及其起源和分化》。生逢乱世,实乃不易。
与其它一些植物学家(如胡先骕、蔡希陶等)相比,吴老重学术,轻运用。也许因为是领导的缘故,说话比较温和,除学术著作之外,言论不多。然而,草木的重要性不止在于学术。于普通大众而言,植物如何开花结果、传宗接代,如何起源分布和适应进化意义并不大,其重要价值在于人格塑造和心性的培养。在古代,先哲首先鼓励读书人该做的便是“多识虫鱼鸟兽”,熟读《本草》,认识天地万物,通过认识草木,学习草药,锻炼读书人刚正不阿的意志,悟到草木医者的“仁心仁术”。这种朴素的博物精神,持续了几千年,亘古亘今,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哪怕今日,民间依然盛行。
若梳理中国人对植物的态度与情感,现代植物学作用微乎其微。西学之前的植物学著作,如《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救荒草本》、《本草纲目》、《植物名实图考》的作者均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角度,方才著书立说。古人的逻辑自然不能与西方植物学相比,现代植物学更加深刻、更加系统,但西方的植物学发展是建立在西方博物学之上,辈分之间、学科分支之间环环相扣,很少有断层。而中国自引入植物学之后,虽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断层明显,植物运用于赏析极为落后,人才培养也长期无门。如今的中国很难界定植物学的地位,我感觉基本是名存实亡了。《九十自述》中吴老只回顾了自己的故事,并未对学科现状和未来进行评价。不知吴老在世时作何感想,有何远虑,是否也感到迷惑不解。
昔日的科学院,在竺可桢的带领之下,完成了中国气候、地理、水文、土壤、植被、动物、海洋等各大自然地理调查,各模块均功勋卓著,成绩斐然。植物也在其列,经过若干人的努力,完成了浩大的志书,虽然各章节良莠不齐,内容优劣不等,但毕竟是完成了国家到省级别的植物志,基本摸清了家底。这些工作做完之后,中国植物学似乎没有什么明晰的道路,基本上是各占山头,胡乱打鸟,已经没有太多的系统性可言。下面我们再逐一分析各个问题。
首先是当下的植物科学在哪?因现代西方自然类学术的问题推进很快,且手段多元化,我们在后面猛追,中国植物学慢慢与生态学融为一体,动物所与植物所也没太大差别。还因学术传统承接不上,各所的专家基本不认识植物,也不认识动物,老一辈被晾在一边,没啥发言权,故此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以云南(或者西南)的植物学为例,真的很难界定我们到底是在做哪一类科学,长远的价值在哪里等等。
第二个植物学(或可推广到自然类科学)科普匮乏。老一辈志书描绘植物的格式都是千篇一律的八股抄袭,极为枯燥,不利于外人学习。国内具有科普性质的地方化的彩色图鉴远远不够,就连版纳植物园现在尚未做出一本版纳植物的彩色图鉴来,只有一些无趣的名录,你说这叫哪门子植物科学。有趣精美的植物,不能展现给世人,何谈造福人民,美化城市呢。植物学人应该多出生态图鉴,图鉴是学生入门植物学最好的帮手,也是公众学习查阅植物最易行的方式。认植物好比认人,多看日常的形态特征即可,何需在意有几斤几两,几根毛,几个手指呢?这一点,我们与西方相去甚远。当今网络社会之中,我们既有机遇也有挑战,还需植物人们深思植物科普或植物教育之事,多培养后备人才,引导广大的植物爱好者,培养中国自己的植物文化。
第三是植物学人才培养无方。以云南为例,现在真正懂植物的人屈指可数,能称之为专家的,绝对没有我的脚趾头多。我们拥有最丰富的资源和素材,却没有像样的教材。云大、林业大学和科学院所之间也未能相互很好的沟通,通过教书育人培养植物学新星,甚至相互挤兑,抢夺友人生存空间,导致区域性人才缺乏,这恐怕是吴老所没想到的恶果。那么多的院所与学校,植物学会除了开会吃饭喝酒,还真没看到他们干出什么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来。
第四是植物学文化的建设很差。平心而论,植物园(所)有多少研究员、博士硕士和工作人员是喜欢自然喜欢植物的,估计不到五分之一。内部植物文化不好,自然导致效率低下,积极性不高等等。我问过一些准植物分类者,在他们眼里是否有一本自认为经典的植物学书籍或科普书,答案都是否定的。植物图鉴或图书对新手的作用无需多言,植物图书馆建设便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真心希望各单位都重视起来,重新构建植物学科。静生生物所胡先骕所写《交心》中便对植物所植物图书收集不多表示极为不满,华南园陈焕镛1930年去英国开会还偷印邱园古板植物学书刊,几十年前的不满情绪和偷印的精神如今安在乎?可叹呐。
最后的另一窘境是,我们植物丰富但运用不多。记得在一次会议之上,有人曾经谈过吴老曾经的一个困惑。他曾经带几个日本人去五台山考察(记忆模糊,地点可能有误)发现一新种,离开后日本人又回去采样,将其发表,以及英国人在云南大量采种,运回欧洲培育成世界性的的园艺品种。他说,外国人发表研发吧有些不甘心,自己人又搞不出来,真是麻烦。确实,自己不争气,又不想让别人介入,这就是中国科研界普遍存在的恶俗心理。几十年来,中国境内成功培养,且推向市场的花卉屈指可数,就连吴老灵堂前面的花卉都没一个是我们中国人研发培育出来的(是不是有点要求过高,不过作为)。几十年来,在中国植物保护事业中,据小弟所知,也尚未有过一个保护成功的例子。云南坐拥如此丰富的资源,几十年却难有成效,难怪政府要丢掉以生态为主的大方针,另寻它法,重走重工路线。这也就怪不得昆明和云南政府要选择PX项目了。植物界中,如此种种困境,种种囧态,种种困惑,作为领军人物的吴老,估计也是极为不解的吧。(本文为一个月前的纪念文字,删节版现已发表在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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