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大雪。大雪令人想起“雪夜访戴”的故事，那是很能体现魏晋风度的著名传说。说来也有好多年了，魏晋风度成了深深隐于内心的一种情结。前几天写《月下笛》（元宵情人节）时候，也用了魏晋名士的典故。那首词写的有点穿越，后来在评论回复中讲到词的下片时做了一番解释，说自己欣赏岸芷汀兰的春色芬芳，更渴望莼羹鲈脍的闲适生活。《世说新语》载：“张翰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归。”人生适意，尽乎性情，也许是一种最高境界的生命追求。所以期待这种生活，期待不论雪雨阴晴，不论岁月流逝，但愿如同这个元宵情人节一样，安安静静地相会此生。也许魏晋风度是迄今为止，国人所能找到的一种最好的寄寓方式，我在自己的诗词文章中也不止一次地使用这些典故表达某种情怀。也许在假期的最后一天，结束了闲散自由的无所事事，今日大雪想到“雪夜访戴”的故事，要归之于一种回归工作本身的下意识吧。

《世说新语》载：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王徽之字子猷，王羲之第五子，于时卓荦不群，一任性情。 戴安道为当时隐士，善鼓琴，工于文辞，尤喜宴饮游乐。王子猷夜雪皎洁，感觉自然，颇有领悟。于是咏左思诗，由隐而思及隐居剡溪的戴安道。其兴骤然便要夜船往见。由山阴至剡溪，舟行一夜，次日方至。但到门前却又掉头而归，他的自我解释是：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以尽兴为旨，但尽兴便是得其真意，何必在于形式。这确实是名士追求的实质，颇有得意忘言之乐。 《世说》另载：“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显贵，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两相倾慕素昧平生，偶然相遇欣然命笛。但最妙的就是，吹奏之后，客主不交一言。这中间的妙处在于尽兴与得意。王要桓吹，是因为知道桓吹得好；桓为王吹，是因为知道王能欣赏。既然如此，一吹一听，意已相适，又何必交言？  

现在想来“雪夜访戴”的极致就在于它超越了故事本身。我们生活在一个本体被日益扭曲和异化的现实中，但是在反躬自省中，又深深眷恋于人性自然的情怀，所以魏晋风度那种超绝的审美境界，以及逸然的人生追求，总是时不时的会从心底升起。也许对于很多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而言，魏晋风度是一种永远的生命摹本，既寄托了人生理想和自由向往，也表达了社会态度与认识价值。现代社会在某种意义上限制和压抑了人性，并给人带来了某种异化，因而人需要一种适当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本性，即对自然、自由、自我价值的追求。但是因为现实的限制，这种追求又不可能是惊世骇俗的放浪形骸，只能从某种对自然和人性的尊崇中获得。所以如魏晋名士那样把性情与自然相结合，最终有可能抵达了一种境界，即用平和恢弘充满善意的心灵体味世界和人生，进而也有利于促成某种高尚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