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信心看合理的非理性
         艾尔弗雷德·米尔／文      高金华／编译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哲学教授艾尔弗雷德·米尔在英国《哲学家杂志（The Philosophers' Magazine）》2004年第２期（总序第26期，季刊）发表《合理的非理性（Rational irrationality）》一文，认为非理性在日常生活中具有积极意义。
   美国康奈尔大学心理学家托马斯·吉洛维奇对在大学教书的人们做过一项调查，“发现有94％的人认为自己在工作中要比其他同事表现得更出色”。难道这些大学老师都有毛病？表面上看是不太正常。然而，吉洛维奇还有另外的报导：“在一项对中学高年级学生的广泛调查中发现，所有的学生都认为在与他人相处的能力方面自己处于平均水准之上”，并且“25％的学生认为自己属于１％的佼佼者”。显然，如果这些答卷都是认真填写的，那么在这些老师和学生中间有相当多的人高估了自己。
   理性和非理性是评价人类思维和行为的一对范畴。如果艾伦坚信自己比99％的同伴生活得更惬意，但事实上在他的同伴中间有20％多的人日子过得比他好，这里是否有非理性因素呢？对于自信心的评价有一种常识性的观点（有人称之为“证据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理性的自信应该恰当地建立在容易找到的证据之上。从这种证据观点的视角来看，如果艾伦生活惬意的自信不是以这类证据为基础的，那它就不是一种理性的自信。
   我引证的这些统计数据表明我们具有一种倾向性：相信那些我们期望它们是真实的命题，即使有一个不偏不倚的评论能够根据容易获得的证据说明它们是错误的。关于这种倾向性的一个可信的推测是：我们期望某种事情是真实的心情有时会使我们相信偏见。一种信念如果偏斜到如此程度，它就不可能恰当地以证据为基础。
   加拿大沃特卢大学教授、心理学家齐瓦·昆达在1987年进行过一项有趣的研究，她让被测试的大学生们阅读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断言咖啡因对女性健康有害，忠告女性尽量避免摄入咖啡因。这篇文章指出，咖啡因对女性的危害是能够引起一种可能导致乳房癌的疾病，咖啡因引起这种疾病的机制是强化一种名为cAMP（环磷酸腺苷）的物质在乳房内的聚积。（科学试验的真实结论是咖啡因能增加体内的cAMP，但cAMP具有抗癌作用而没有致癌作用，译者注。）  因为这篇文章对男性没有切身的利害关系，他们被作为一个对照组，以便比较女性和男性对这篇文章的不同反应。
   根据测试设计，被调查者要表明他们是否相信咖啡因和这种疾病之间的联系以及咖啡因和cAMP（环磷酸腺苷）之间的联系。经常大量喝咖啡的女性确信这种联系的人数显著地少于那些平时喝咖啡较少的女性。换句话说，在平时喝咖啡较多的女性中间相信这篇文章的人数极少，而在平时喝咖啡较少的女性中间相信这篇文章的人数较多，两类女性对这篇文章的认同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男性对照组的统计结果是：在平时喝咖啡较多的男性中间相信这篇文章的人数略多一些，而在平时喝咖啡较少的男性中间相信这篇文章的人数略少一些，两类男性对这篇文章认同程度的差异很小。从男女对比来看，相信这篇文章的男性要大大多于平时大量喝咖啡的女性。
   在上述实验中所有被测试者看到的是同样的信息，而这种信息仅仅对大量喝咖啡的女性有警示作用。对测试结果的一种可信的推测是：她们对这篇文章的较低的信任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她们期望“喝咖啡已经损害了她们的健康”这一结论是虚假的。的确如此，在另一项测试中适度地报告滥用咖啡因对健康的危害性（不分性别），大量喝咖啡和少量喝咖啡的两类女性相信这一论据的人数比例则没有多大差别。由此可见，对被测试者的警示越小，怀疑论据的动机也就越小。
   为什么大量喝咖啡的女性相信那篇文章的人数要少于其他人？一种容易检验的可能性是因为她们看到文章中所认定的那些联系对自己有切身的威胁，这些妇女（或她们中的一些人）蒙发了一种动机，要对这篇文章采取竭力批判的姿态，比其他被测试者更积极地寻求怀疑文章价值的理由。另一方面，由于这篇文章的威胁性，她们（或她们中的一些人）在阅读这篇文章时就不象其他人那样认真，留下的印象也不深刻。无论就哪方面来看，这些女性以“期望什么是真实的就相信什么是真实”的方式形成自己的信念，而不是恰当地以证据为基础。依据关于理性信念的证据观点，这些信念都是非理性的。
   如果我上面叙述的这种被动机扭曲的自信是非理性的，我们应该力图避免这一切吗？没有必要。有一种现象叫做“忧郁的现实主义”。在对个人的积极品性和消极品性的认识上，沮丧的人们显然要比那些不沮丧的人们更精确。究竟沮丧是这种精确度的原因，还是精确度是沮丧的原因？这是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那么，你想让自己陷入沮丧以便能够更精确地估价自己吗？或者力求精确地估价自己而不怕陷入沮丧的危险境地吗？
   在生活的很多方面，有一点自视过高不但无害而且有益。你高估自己惬意心境的一个潜在的效果就是你比从前对人更友好、愿意交更多的朋友、从而在社交场合更萧洒。这听起来是好事，不是坏事。同样，根据有益的逻辑推理，我高估自己教学能力的一个潜在的效果就是与其他活动相比，我在课堂上更感到轻松自在。当然，如果我认为自己正在从事出类拔萃的工作但事实上我正让学生们厌烦得要淌眼泪，我就极少有改进工作的动力——这又是一件坏事。但是，在适度的自我高估与严重的自我高估之间毕竟是有差别的。
   “我们应当努力使自己摆脱所有被动机扭曲的自信”是不切实际的主张，自信与动机是难以分割的。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非理性的自信是允许存在的并且是有益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就没有义务根除它。此外在人生的重大设计中，难道我们必须做和值得做的事情就是要花费时间绞尽脑汁地使涉及我们多么聪明、多么有魅力、多么可爱、多么美好和多么风趣等等的自信心与客观事实完全一致吗？实际上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有限的时间里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当然我们也要意识到严重地错估这类事情可能会给我们带来麻烦。
   在现实生活中，理性和非理性没有绝对的界限。假设你获悉有一种心理诊疗技术，它能够使人们确信自己具有哪些积极个性和消极个性；假设你也知道只有这种心理诊疗技术才能消除你对自己的偏见，但为此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比如它可能会使你少活十年。如果你签约接受这种心理诊疗，那么这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吗？显然不是。
   译自：英国《哲学家杂志（The Philosophers'Magazine）》2004年第２期（总序第26期，季刊）发表的《合理的非理性（Rational irrationality）》一文。
   原载：《社会科学报》2004年5月3日第７版。（编辑：张海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