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在《忆来唯把旧书谈：校园中读校园长篇》所回忆，当时能找到的校园长篇其实并没有特别喜欢的，因此也没有特别深的印象。短篇则不同，有些还是印象很深。

印象最深的是王蒙写大学生的短篇小说《深的湖》。严格说不是校园小说，只是从一个大学生的角度，看他们的父辈。篇幅不长，情节很简单。就是书中“我”对父辈有许多不满，但与同学去看艺术展时没有注意父亲的新作，雕塑《鹰》。书名《深的湖》，就是同学告诉“我”雕塑的鹰的眼睛。有段话让我当时很有共鸣。

庸俗，野蛮，多么野蛮的生活啊！我好像戴起了契诃夫的夹鼻眼镜，用我那颗敏感的、温柔的、高尚的心发现着和透视着一切庸俗。李教授讲着他那二十五年前就写好了的讲义，而且口齿更加不清楚，又更加不许别人怀疑他的论断了——这是庸俗。大食堂里弥漫着蒸锅水和煮萝卜的味道，排队买饭的学生用筷子头儿敲着搪瓷碗——这是庸俗。阅览室里有人出声地打喷嚏、打哈欠，还有人嘴里发出生葱或者生蒜的气味——这是庸俗。看电影的时候相邻的两个人争着把自己的胳臂时放在同一个扶手上，不惜互相挤，互相碰僮——这是庸俗。领口硬挺或是有油污，手绢太肮脏或者太鲜艳，穿得太破或者太新，哼哼香港流行歌曲或者什么歌也不会唱，见人就要谈论外国或者从不谈论外国，认识所有小汽车的型号或者见到高级轿车就远远地躲开，张口就批评别人思想不解放或者张口就声明自己对一切新情况看不惯，男生说话女声女气或者说话粗鲁蛮横，女生而摆出一副“假小子”的架式或者做出一副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才女或者美女的架式——这也通通是庸俗……人们，我是爱你们的，然而，你们的生活是太庸俗了！我真想站在云端向着世界发出这么一个夫契克(伏契克)加契诃夫的呼喊，用刘秉义和魏启贤式的男中音。

有共鸣，因为这大概也是当时自己对世界的不成熟看法。另段话则对父辈表示了不敬。

世界上能有几个爸爸叫儿子佩服呢？我们惯常以为，我们的爸爸是可怜的，守旧的，胆小的，白白地操劳的，啰哩啰嗦的，世故庸俗而又无可奈何的。总之，我们的爸爸多半是一些已经或者即将被时代、被潮流、被生活所超越、所抛弃的人。我们以为，他们的脑子里装满了往事，老经验，老处方，老牢骚，亡故的亲朋故旧名单，存款单据号码，补酒配方……他们还能吸收什么新东西吗？他们还能理解我们的像春天的雏燕，像折了翅膀的小鹰，像被大风吹来吹去的蒲公英，像刚刚浇过粪稀的萝卜缨，像奔腾泻下的瀑布，像在乱石里转弯的流水，像凌晨四点钟顶着鲜红的肉冠子打鸣的雄鸡，像正在脱毛的光秃秃的小鸡，像在天空爆响的二踢脚，像又冒烟又嗞拉嗞拉地响的湿柴上的火苗子，像含苞欲放的鲜花，像被虫子咬得缺了瓣儿的花朵一样的青春吗？

当年我深有同感。等自己当了爸爸，也以此自警。

印象很深的还有陈建功的《飘逝的花头巾》。这个故事也不复杂。某个官二代厌倦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要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江轮上当船工。遇到位去读大学的女生，在三峡挥舞着花头巾。由此激发了他的上进心，经过努力，两年后也考入那位女生就读的大学。重逢当年的“她”之后，很快就失望地发现，她的一切奋斗，其实只是为了进入他当年厌倦而逃出的圈子。显然，这其实也不是校园小说，校园只是个背景。我自己当时涉世不深，因此觉得有些震撼。现在想想，这其实是人生的通例，钱钟书所谓“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当然，这一“去”一“来”，表明议论的人其实在城外。就小说本身而论，每个人的成长，有自己的过程和节奏，外人不能也不必帮助别人超越。他知道圈子里的事情想出来，并不意味着有权力阻止别人进去。

真正能算校园短篇的应该是张抗抗的《夏》和续篇《去远方》。本质上是校园中的三角故事，限于当时的风尚，只是心动，没有行动，甚至没有表白。小说中，“我”是成熟稳重成绩家境均好的男生，心仪位有主见、有思想、性格开朗当然也漂亮的女生，这位女生似乎对他也有好感，其实仅是因为像自己的已故哥哥。另一位是搅局的女生干部，表面上却是老实厚道一本正经。《夏》的结尾处，女生制止了“我”表白，夏天是生长的季节，一切都欣欣向荣……还是让它自由生长，让它生长吧！《夏》基本是校园故事，有些上课、体育活动、评选先进之类的事情。《去远方》其实已经移到了男主人公的家。父母阻挠他与女生一起去骑车远游，而女干部已经迂回渗透取得了他父母的好感。同样写代际矛盾，《去远方》与《深的湖》比较，高下立见。尽管小说仍有很大概念化的痕迹，但呈现出了勃勃生机，很有八十年代初那种肤浅的乐观主义。

还看过些更正宗的校园短篇，如王小鹰的《感谢爱神丘比特》但现在除了书名已经没有印象了。那种小说，我觉得比较空洞，除了大学生异性间那种微妙的感觉和感情，没有太多内容，所以也记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