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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资助基础研究的英美慈善机构

已有 5067 次阅读 2010-4-9 06:21 |个人分类:未分类|系统分类:海外观察

近日来到风景如画的苏格兰古城圣安德鲁斯出席国际癌症研究基金会(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ancer Research, AICR)3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的 设定的主旨或口号是“今日的研究就是明日的抗癌新疗法”(Today's Research - Tomorrow's Therapies),这句话说得很到位,一针见血点出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刚听完因研究细胞周期而获得诺奖的Tim Hunt教授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谈笑风生地向捐助人和受助学者发表完精彩演说,内心感概良多。首先是此会大多数学术报告的水平都很高,虽说主题是癌症研究,但涉及的领域包括了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发育生物学、动物模型等多方面。我们要在癌症研究方面继续做出在国际上有特色有影响的工作,挑战性很强,需要从多方面着手加倍努力,特别是要充分运用新思想和新方法,在动物模型方面更要注意加强。其次,对于一个私人的慈善基金投入大量真金白银支持基础医学研究,我不但心存感激,也对基金的设计和管理者深怀敬意。现在借着时差和咖啡造成的失眠,将所思所想记下来。
 
AICR是以英国为基地的私人慈善机构,募集的资金全部来自病人、病人家属及其他支持者的捐献。负责募款的主要是一批有理想的商人,负责批款和决策的则为一批有担当的科学家。AICR的口号是“癌症无国界,可幸我们也无国界”(Cancer knows no boundaries. Fortunately, neither do we.)。AICR支持全世界所有与癌症有关的研究,审核的唯一标准就是项目的学术水平,基本上不设方向或国籍的限制。目前其研究基金的资助率低于10%,所支持的项目都堪称国际水平的研究。受资助的有国际名家,但更多的是年富力强正处于学术上升期的学者。AICR所资助的很大部分是基础研究,有效地填补了各国政府在研究资助方面的不足,起到良好的作用。受到资助的学者,对于间接来自病人的钱当然是不敢造次。作为亚洲少数受资助者,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还曾受到以美国为基地的白血病及淋巴瘤学会(Leukemia and Lymphoma Society, LLS) 的资助。LLS与AICR一样,都是私人慈善基金,也都积极支持基础医学研究。LLS和AICR的资助方式都比较独特和灵活,而不象其他政府基金那么死板。在项目评审方面LLS和AICR都依靠由国际顶尖学者组成的专家组经严格的同行评审作出决定,但他们在运作方面比较精干,较少拖泥带水,体现了私人机构的优点。LLS最受人称道的就是经常向处于学术生涯关键点上的学者伸出援手。受LLS资助时我刚到香港不久,不幸与顶头上司的关系变差,日复一日我对该院士的学问和为人的尊敬逐渐减少,由敬而远之最后达到实在不敢恭维的地步。与上司发生矛盾对双方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更痛苦的是我深感自己的学术追求的与他有所不同。再加上师从我敬重有加的上海某名师及现今北大生命科学院另一位明星科学家的一位同事加入后,在研究所内大搞阶级斗争,经常无事生非,甚至树欲静而风不止,逐渐在研究所内形成具有封建依附关系的小集团。由于工作环境越来越差,我终于下定决心要离开。今天回想起来,一方面我过去在国内外遇到的老师和同事都太伟大、太支持年轻人而且对我太好,另一方面我自己当时年少轻狂、心高气傲而且眼睛容不得一粒沙子,以致在不知不觉中已使自己步入险境,甚至威胁到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一个人一生中要跟很多人打交道,包括一些自己看不上的人。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即使对别人不认同,也要尽量不把关系搞僵。虽然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但从我自己来讲对此还是有深刻的教训要记取,就算今后也还要小心。但在当时,由于自己不慎,处境已很困难,要到香港其他地方发展也暗中受阻。我甚至已初步准备打道返回美国。正在此时,LLS通知我决定连续五年每年提供10万美元作为我的薪资,任由我在世界各地从事我提出的基础研究项目。与AICR一样,LLS的资金全部来自病人及支持者的捐献,可以说是真正的病人组织。它愿意打破国籍限制,仅仅根据我的往绩、研究课题受资助情况和我提出的研究项目,就向当时已在香港的我提供薪金支持,对我可谓雪中送炭,为我在科学上继续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我在香港能够有今天的成绩,首先归功于LLS。当年没有LLS的慷慨资助,真不敢想象我的学术道路会怎样走下去。LLS用从病人中集腋成裘募回来的资金支持世界各地的优秀年轻学者,使其免于到处求职,可谓用苦良心,是一种极富远见的善举和壮举。评审委员会对许多从事模式生物(例如酵母或线虫)研究的优秀学者的资助决定,更使我真切感受到他们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和支持。我认为,LLS和AICR是世界上大力支持与癌症相关的基础医学研究的最成功的几个私人慈善机构,他们的成功既是慈善界与科学界的完美结合和深谋远略,也是社会、病人和公众热诚支持科学研究的成熟表现。
 
香港的慈善事业十分发达,近年来中国内地的慈善机构也有很大的发展。然而,香港捐楼或捐钱给机构者众多,唯独没有大力资助基础研究的慈善基金,更没有专门向有潜质的青年科学家倾斜的私立科研资助机构。至于中国内地就更不用说了。究其原因,是缺乏捐助的文化,还是捐助者与基金会组织者的眼光和判断有问题,我一时也说不准。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在全社会都认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都真心实意支持年轻有创意的学者从事他们擅长的基础研究时,我们建设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才算是真正深入人心。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离此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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