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全球华人国学大典”之伪

章启群

据昨日凤凰网报道，由凤凰网、凤凰卫视联合岳麓书院主办的“致敬国学-2014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于9月29日19时在长沙岳麓书院举行颁奖盛典。出席嘉宾不仅有媒体大腕、政府官员，还有学界名流。现场揭晓了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奖”的终身成就奖、国学成果奖以及其他奖项，让人们“共同见证了中华文化史上的国学盛事”。作为媒体为主举办的这项活动，对于引导大众阅读、弘扬传统文化，无疑是一件极好的事情。

但是，稍稍回味一下，这个活动给世人的整体感觉似乎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活动。因为获奖的是饶宗颐、裘锡圭、余英时、李学勤、陈祖武、叶嘉莹、陈鼓应、汤一介、阎步克、陈来、刘笑敢等人，属于卓有成就的清一色的纯粹学者。其次，这些奖项“作为国学大典的主体部分，其评选秉持严密、专业、公平、公开的规则机制”，而且组织者特别指出，“其中国学终身成就奖和国学成果奖由专家评选”，这就自然引起人们联想起不久前台湾的“唐奖”等民间学术奖项。如果活动组织者具有这样的宗旨，则其中之伪显而易见。若是组织者没有此意，但社会效应已经如此，说说其中之伪大概也是有益无害的。

就从这次活动颁发的“国学成果奖”说起吧。组织者言：这个奖“按照‘经、史、子、集’的分类，表彰的是2008年至2012年出版的优秀国学研究专著。”为了把问题说清楚，我把获奖的名单全部列入如下：

“经部之学”奖：《裘锡圭学术文集》、《孔夫子与现代世界》（陈来）、《集韵校本》（赵振铎）、《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蔡方鹿）、《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张涌泉主编）、《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刘笑敢）、《尚书学史》（程元敏）；

“史部之学”奖：《商代史》（宋镇豪）、《中国青铜器综论》（朱凤瀚）、《中国文化史通释》（余英时）、《秦汉社会意识研究》（王子今）、《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阎步克）、《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王中江）、《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邢义田）、《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李弘祺）；

“子部之学”奖：《中国儒学史》（汤一介、李中华主编）、《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梁涛）、《气论与仁学》（李存山）、《正蒙合校集释》（林乐昌）、《道家的人文精神》（陈鼓应）、《天命与彝伦：先秦社会思想探研》（晁福林）、《清代学术源流》（陈祖武）；

“集部之学”奖：《中国诗歌通史》（赵敏俐主编）、《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陈尚君）、《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陈弱水）、《榆枋斋学林》（虞万里）、《王国维全集》（谢维扬、房鑫亮主编）、《殷墟甲骨缀合通编》（蔡哲茂）、《中国古籍总目》（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编）、《清代学术源流》（陈祖武）。（皆引自凤凰网2014年9月30日报道）

稍通“四库之学”之士即可看出其中荒谬之处。

第一，获奖著作内容与四部分类不能完全吻合，有些著作甚至“不伦不类”。例如，就“经部”而言，刘笑敢《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列入其中则无甚根据。虽然把陈来《孔夫子与现代世界》列入其中，而汤一介等主编的《中国儒学史》则列入“集部”，这个分别不知是何标准。严格说来，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列入“史部”也未必合适。将《裘锡圭学术文集》列入“经部”，而将《王国维全集》列入“集部”，也有点混乱。因为王国维也有关于甲骨文和周礼的论述，而裘锡圭也有关于历史文化的论述。至于陈祖武《清代学术源流》、陈弱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等置入“集部”，也令人莫名其妙。

其次，查《四库全书总目》可发现，仅“子部”下列的类别有：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包括占侯、数学、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艺术（书画、琴谱、篆刻、杂技）、谱录（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杂家（杂学、杂考、杂品、杂纂、杂编）、类书、小说家（杂事、异闻、琐语）、释家、道家等。其中“天文算法”类有《九章算术》、《几何原本》等。那么，仅就此而言，近年发表关于“孪生素数”论文轰动世界并获多项国际重大奖项的华人张益唐先生，是否应该获得此番“全球华人国学”之“子部”大奖呢？推而论之，近年来华人在医学、农学等自然科学的一些重大成就（例如袁隆平）为何不能获得这项“子部”大奖呢？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为什么不能获得“子部”大奖呢？

出现这种离谱的荒谬现象，原因是组织者用“国学”等同于“四库之学”，并且试图把现代学术体系纳入“四库之学”中。可见，在如此重大的媒体活动中，由于对“四库之学”常识的缺乏，就会造成十分荒诞的结果。稍有不慎，“播下龙种，生出跳蚤”，可以谓之也。

简而言之，“国学”名称的出现原是与“西学”相对而言的。在上世纪上半叶，西方现代学术及其体系几乎全盘引进中国，于是一些文化保守主义畅言“国学”，试图以此对抗“西学”。今日看来，“国学”与“西学”之分野，除了关涉民族传统文化的理念，还涉及全部知识分类的问题。如果用“经、史、子、集”的传统分类方法，那么，今日所有的自然、社会、人文科学知识都要列入其中，而不能仅仅是文、史、哲等人文科学。反过来说，今日中国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完全是按照现代西方的科学分类实行，所有古代中国的“经、史、子、集”知识也被分解纳入其中。除了自然科学之外，人文科学与“四库之学”之间的这种转换涉及非常复杂的问题。例如今日哲学学科，不仅涉及“经、子”二部，与“史、集”二部也有关系，例如《汉书》中的“志”、《昌黎先生集》、《刘禹锡集》等都与哲学有关。而“史部”与今日之历史学也不能等同。

如此复杂的学科分类和学术问题，在此次活动中被简单、粗暴地处理了。尤其是活动组织者突出此次活动的学术性和公正性，强调“国学成果奖的提名作品超过一千份，最终获奖的这30部作品，是由海内外20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推选、经评委会、组委会表决评议后，最终确定的”，这就极为容易在学术界混淆视听。

我之所以撰写这篇博文，是深深有感于当下中国媒体对于中国学术产生的负面效果。简而言之，中国媒体所生产这一类与学术相关的产品，最大的问题是鱼目混珠，即以学术之名而行非学术之实，因而产生很大的社会欺骗性。例如，产生全社会广泛影响的央视“百家讲坛”，是贩卖假学术的典型。虽然走上“讲坛”的也是学者，但所讲内容大多与自己专业无关。于丹教授专业是媒体研究，却正襟危坐教授《论语》；易中天教授专业是美学，却眉飞色舞大讲《三国演义》；而戏剧专业的余秋雨教授似乎什么都可以侃侃而谈，包括敦煌学、中西历史、文化；入季羡林门下的钱文忠副教授，除了偶尔提到梵文，也是以讲《三字经》蜚声中土。简单说，“百家讲坛”的特点就是非专业、非学术的，与旧时的“说书”无甚差异。但是，媒体的这些节目既无明确定位，也无应有说明。以至于国人皆以为此即为学术、此即为知识。而出版界进而高校和学术界也渐渐受其影响，模糊了真正学术的界限，导致一些学者追求此道并以此为荣。中国学术界的混乱有此亦可见一斑矣！

极而言之，如果说官本位是从外在的制度制约了中国学术研究的正常发展，那么中国媒体的这种负面效应则是从内心慢慢消解了学者的学术自律。因为，媒体产生了民间和社会整体的影响力，在全民的视觉、听觉中留下了顽固和深刻的印象，造成学术的等级和差别。每个学者的内在定位和社会形象，因此受到剧烈而持久的冲击。因此，当下时期的中国，对于坚持纯粹的学术研究、守望学术良知者，则是十分孤独而又艰难的时代！

此次活动的主持人之一王鲁湘，是我的同学和好友，正宗的北大哲学系出身，受过严格而系统的学术训练。他也站在这样的位置上，这不禁让我感慨万千。于是思之再三，下笔草成此文。

甲午国庆日上午，一气呵成于京西菂园，天色如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