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自然文学热

武夷山

（发表于《新华书目报科技新书目》2013年8月22日）

李克强的夫人程虹教授是美国自然文学的研究专家。当然，重视自然文学的，并不是只有她一个人。

2013年6月13日出版的《自然》杂志发表了英国游记作家Robert MacFarlane博士的文章New words on the wild（荒野新词），回顾了过去15年来英国文学界的“新自然写作”热。这类文体的特征是：回忆与抒情交融，思考细致，观察细微。新自然写作热潮中的一些作品也获得了如潮的好评。

1999年，Roger Deakin发表了Waterlog（涝灾），叙述了作者走遍英伦诸岛众多湖泊与河流的过程中的观察与思考。2002年，William Fiennes发表了The Snow Geese（雪雁），讴歌了飞行、家园与幸福。2005年，Richard Mabey发表了Nature Cure（自然疗法），描述了户外生活对自己摆脱抑郁症的折磨是多么重要。2011年，Olivia Laing发表了To the River（走向河流），这是苏塞克斯郡内的Ouse河引致的回忆。

尽管有很多自然写作作品，人们还是觉得难以给自然写作下定义，因为这类作品混杂有多种成分：回忆录、游记、生态学、植物学、动物学、地貌学、地质学、民俗学、文学批评、心理地理学、人类学、环境保护，甚至还可能有虚构内容。Robert MacFarlane认为，自然写作的最独特之处是诗意内容、科学内容与分析性内容的融合。例如，《雪雁》有这样的句子：“作为一个整体的雁群从原野上腾空而起，一万双翅膀同时扑动，那景象好比人们在拍打地毯，去除积尘”。这是多么生动的描写！同时这也是对鸟类迁徙的生物力学的探究。

不过，这一特点也算不上新特点。二战结束后，美国陆续出现了几位可归属于自然写作的名家，如《沙乡年鉴》（1949）的作者利奥波德，The Immense Journey（壮丽的旅程，1957，该书销售量达百万册）的作者Loren Eiseley，《寂静的春天》（1962）的作者卡逊，他们的文字魅力都在于，将最新科研成果与第一手的叙事紧密结合。

从总体上说，美国的自然写作一直比较顺畅，而英国的自然写作则常常受到质疑，甚至轻慢，这类作品有时被指责为“反动”（真想“天人合一”啊？你想阻碍工业化进程吗？），有时被指责为过分多愁善感。尽管如此，英国自然写作作品中仍诞生了一批佳作，例如，J. A. Baker于1967年发表的The Peregrine（游隼），Nan Shepherd于1977年发表的The Living Mountain（有生命的山峦）。

那么，英国自然写作为什么热起来了呢？Robert MacFarlane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摆脱现状的心理，现在人们整天生活在人为控制的环境里，老坐在电脑跟前，就必然渴望走向荒野，走向大自然；另一个是全球生态危机，凡是关心人类未来的人，一般都愿意读自然写作作品。2011年Melanie Challenger所发表的On Extinction（论灭绝），2012年Caspar Henderson所发表的The Book of BarelyImagined Beings（极少进入想象的存在物之书），都是关切全球生态危机的产物。

美国学者John Felstiner于2009年发表一本著作，题目是《诗歌能拯救地球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是，自然写作的潜在价值依旧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它直指人心，唤起我们的希望、美感和惊异感。如果人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更可能是由于感受到了威胁，而不是由于受到诺言的感召。我们不热爱的事物，就不会千方百计去加以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