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

　　作者祖母张一贯与孙儿们

　　在我当时的心目中，祖父钱穆（字宾四）就像是一座遥远的山，朦胧神秘看不清，阴云之下，黑魆魆的山影若有若无、时隐时现。后来，那座远方的山，因为阴云的渐渐消散，逐渐清晰起来。那逐渐清晰起来的大山，开始放出光来。熠熠的光辉，照耀的不仅仅是我，还包括一些像我一样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较早地阅读了他著作的年轻心灵吧。

　　三代人共处的一个月，真是既慢又快。血浓于水，亲情是绝对的；而时代造成的客观隔绝，毕竟增加了亲情交融的张力和紧张度。要填补和弥合两代人这三十年来观念、意识、情感方式上的鸿沟隙缝，这33天的相聚，又实在是太短太短！

　　1

　　在幼年记忆里，我有父母、祖母、外祖父母，经常走动的还有伯伯、叔叔、两个姑姑几家，因为大人们清一色都是教师，我们往往一起过寒暑假，一起陪侍祖母过春节。但是，我心中从没有“祖父”这个概念，更不知道有这个人的实际存在。

　　开始知道祖父的存在，是在1969年。父母中断了各自在苏州的教职，接受“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被下放苏北农村。当时，虽然戴了大红花，与苏州市教育系统同批下放的人一起，被敲锣打鼓地欢送，但我似乎能感到这件事不是好事，因为外婆为此哭了好几次。我又隐约知道，这不好的事，所以轮到我父母头上，是与我在台湾的祖父有关——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才更有必要接受教育。事实上，同年稍早，我伯父一家亦已先期从苏州下放到了苏北的射阳。

　　经过三天的水陆兼程，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盐城县楼王公社范河大队第三小队。到达的时候，已经天黑，王爹爹（当地“爹爹”相当于爷爷）家没有电灯，空大的堂屋里，墙上挂着一盏豆大的油灯。他们的晚饭桌上，只有一碗咸菜卤。这两点我印象很深。我家被安排先寄住在王爹爹家。随后，就在王爹爹家隔壁的空地上，在村子的最西头，开始动土建屋，建起朝南三间、东西南三面是砖、北面是泥土的所谓“三面瓦房”，这要比同村其他人家的一面瓦房和四面泥土房，好多了。这年，我6岁。

　　父母先在范河大队教小学，后来调升到楼王公社镇上教中学。我跟随着，在这里开始读小学。

　　在家里，父亲让我读唐宋诗词，除了“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等好懂的诗句以外，还有“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等等令我一知半解的诗句。父亲说：读不懂，那就读长诗吧，读《长恨歌》。他的理由是因为长诗有情节，反而会比短诗更好懂，好读。我就又一知半解地知道了“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渺间”等等的诗句。

　　那时候小学放学，照例是要全班学生排着队由学校出来，一路回家。由于我生得矮小，就总排在队伍的前部，又由于我学习好，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引起一些同学对我的不满，我走在前面，身后就常常会有同学的恶作剧，高声怪叫我父亲或我母亲的姓名。——我上大学后，才知道这是以触犯“避讳”来羞辱人，一种很见历史文化遗痕的骂人方式。这天，他们忽然不喊我父母的姓名了，而代之以“刺面小人！反动分子！台湾特务！”的呼声，我就想：怎么从父母亲已经上升到了我祖父？那段时间，我们的语文课本上正好有一课《水浒传》选段，所以，就有了“刺面小人”这一词。

　　我也曾偷偷地翻出《毛选》四卷，寻找那篇著名的文章阅读，似懂非懂中，竟有既震惊又兴奋的感觉。对于那个自己继承了其血脉的祖父，虽然没有“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寻觅心情，多少也生出点“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渺间”的奇幻感：这到底是位怎样了不起的特别人物？惹得最高领袖要点名批判？也不敢多问父亲，更不可能与别人说起。

　　在我当时的心目中，祖父钱穆（字宾四）就像是一座遥远的山，朦胧神秘看不清，阴云之下，黑魆魆的山影若有若无、时隐时现。

　　2

　　上大学是在1981年，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两年前，伯父家和我家经过十年农村的洗礼，也已经分别回到苏州。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全国上下夺回被文革耽误的时间和损失的大氛围中，我家的心情大概是找回下放前在苏州工作、生活的感觉吧。父亲回到了原来的中学，母亲换了一所新开设的初中。最近我看了父亲写的一些回忆文章，才知道，人是回来了，可当年的感觉还是失落了许多。此为另文，这里不述。

　　幸运的是，我们这一辈钱家第三代，五房十个孙儿孙女，从1979年开始，陆续全部考上了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的正规大学，其中上了清华、北大的，就有五人，占了一半。

　　1980年，分别30余年后，由大陆有关方面和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协助，父辈们终于得以在香港与祖父第一次见面。我也从此看到了多帧祖父的照片，听到家中长辈正面陈述关于祖父的一些回忆。

　　那座远方的山，因为阴云的渐渐消散，逐渐清晰起来。

　　我读的是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祖父知道后，体察到大陆文化风气的变化，非常高兴，即在与父亲的通信中，告知要让我好好用功：“我在小学教书时，全国上下正提倡新文学，轻视古典文献，我独不为摇惑，潜修苦学，幸得小有成就。不谓今日北大开立古典文（献）课程，乃出当局指示，世风之变有如此。读行儿信，我心亦甚为激动，极盼婉约能学有所成，不负我之想望。”“学有所成”令我愧不敢当，而我亦在此氛围中，开始用功学习自己喜欢的中国古典文史方面的知识学问。

　　那四年，读了祖父的一些书。记得当时北大图书馆祖父的著作都是民国本或港台本，不多不全，且不好借。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潮中，我读了父亲赴港相见时带回来的《论语新解》《中国文化史导论》《民族与文化》《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文化学大义》《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文化精神》《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等单行本。这些书对当时的我来说，与其说是学问的引领，不如说更是一种关于中国文史知识的积累和传统人文精神的熏陶。

　　祖父的书，让我感到与我当时正接受的大学教育，是有不同之处的，简单地说，就是其中的历史知识是与文化信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书中对于五千年中华文化透辟的理解、圆融的阐释、坚定的信念，对于近代以来政治文化鞭辟入里的针砭，有一种穿越书本，直抵人心，撞击你固有精神世界的强大力量。

　　八十年代的中国，真是又一个“欧风美雨”“拿来主义”的时代，大学里的学习风气非常浓厚，到处洋溢着打开窗户迎接新鲜空气、走出门去寻找新鲜知识的真诚和执着。我阅读了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大小李杜，乃至吕叔湘、周振甫、钱钟书等，也曾在大氛围的感染下，今天萨特存在主义、明天柏格森生命哲学，还有佛洛依德、卡夫卡、汤因比、朦胧诗……，囫囵吞枣地浏览了不少西方新知的皮毛。在这样的气氛中，也出现了《河殇》等民族虚无主义的声浪。不知是我所学的专业引导了我们热爱民族文化的热情，还是祖父的书给了我血脉相连、气韵芬芳的精神启示，那时，我感到自己内心是抵触和远离那些虚无主义的激情的，对于高举西洋某某主义的旗帜，摇旗呐喊的有为俊贤们，也是敬而远之的心情。

　　那逐渐清晰起来的大山，开始放出光来。熠熠的光辉，照耀的不仅仅是我，还包括一些像我一样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较早地阅读了他著作的年轻心灵吧。

　　3

　　见到祖父是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暑假，1984年，我们与祖父在香港中文大学，一起生活了一个月。

　　为庆贺祖父九十寿辰，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特意邀请祖父在内地的家属——儿女四人，即父亲、叔叔、两个姑姑（伯父于前一年不幸病故），孙辈二人，即伯父的长子，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堂兄和我，到香港与祖父相聚。这是父辈们第二次在香港父子相见，我和堂兄则是第一次见祖父。

　　7月4日我们到的当晚，台湾奶奶到山下车站接我们，祖父在新亚书院会友楼的临时寓所坐等。由于罗湖海关手续的拖延，我们比预计晚到了两个小时。推开家门，爷爷正坐在沙发上着急，他说，他一个人在家等得实在心焦，就站起来来回踱步，边走边数，已经在客厅走了三千步了。见我们终于到了，他万分高兴。两个第一次见面的孙儿孙女，上前做了自我介绍，他眯着视力很弱的双目，对我们左右端详。吃晚饭的时候，他兴致十足，说了许多许多，还不时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三十多年来，第一次三世同堂的团圆饭啊！《师友杂忆》中有一句话：“余以穷书生，初意在乡间得衣食温饱，家人和乐团聚，亦于愿足矣。乃不料并此亦难得。”可知，他老人家对骨肉离散的痛楚，感受得比我们晚辈深刻得多。

　　然而，祖父远不是只满足儿孙绕膝、安享天伦的老人，相聚的那些日子里，他更多的时间是查问我们每个人的学习工作情况，时时教导、敦促我们为人、治学的道理。几乎每晚都要谈到十二点以后，记得有不止一次，饭后午睡了，他刚进卧室躺下，忽然又走到屋外，对我们讲述他刚想起来的叮嘱。看着这些两岸隔阂，三十年弃养的他的亲生儿女，他是想加倍地、十万倍地补偿关爱和教导吧。另外，他还通过父辈的回答和介绍，了解他多年萦绕在心的故乡的过去和现在，并对着大陆来的儿孙投射自己对大陆故土的关注和期盼。

　　有几个小细节,或许值得一记：

　　有一事，那个暑假正是洛杉矶奥运会如火如荼之时，新亚书院会友楼的客厅里有电视机，饭前饭后，大家坐在沙发上，免不了看看赛事，感叹一下输赢。祖父就叹口气说：你们也像年轻人一样，关心这样的体育比赛？这是西洋人的做法，所有人都只想着争夺金牌，可是，一个比赛就只有一块金牌啊？！我们中国人就不这样，我们讲究“不以成败论英雄”，就像下象棋，小到一兵一卒，大到象、士，车马炮，都有自己不可代替的作用，这才是中国人的比赛方式。中国的体育是五禽戏、是太极拳。这让当时的我听了，很感新鲜和启发。

　　我当时正在读大学三年级，祖父就一一问我北大中文系上些什么课，老师叫你们读些什么书，嘱咐我学习中若有问题多多问他。只是我当时年少懵懂，面对严师般的祖父，更紧张得提不出什么像样的问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将下午在中文大学图书馆看到“十四经”的事告诉他，问：“只知道有《十三经注疏》，怎么刚才在图书馆看到有‘十四经’的说法呢？十四经是什么？”他沉默了一会儿，有点生气地说：“这不是问题。中国传统就讲十三经，你不要管那些巧立名目的新说法，要好好的、老老实实地读中国古人世世代代都读的书。”虽然是个不像样的问题，但从祖父的回答中，我也记取了“老老实实读中国人世世代代都读的书”的教诲。

　　7月4日到8月6日，三代人共处的一个月，真是既慢又快。血浓于水，亲情是绝对的，而时代造成的客观隔绝，毕竟增加了亲情交融的张力和紧张度。对于父辈和我们孙辈来说，长期在自由的家庭氛围中“解放”惯了，突然面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犹如严师般的父祖，小学生般地不断接受教训，还有不断的两岸对话和接受批评，委实会觉得“庭训”时间的难捱。而要填补和弥合两代人这三十年来观念、意识、情感方式上的鸿沟隙缝，这33天的相聚，又实在是太短太短！

　　分别的时间到了，为了避免我们六人一走，祖父一个人在人去楼空的会友楼内落寞伤怀，台湾祖母细心周到，两批人同时离开新亚书院住地，他们先目送我们离开，随后即赶往机场回台湾。

　　终于走近大山，在领略其巍峨的身躯、庄严的仪态、丰富多彩的植被以外，对于其蕴含着的博大精深的山中宝藏，我懂得多少？在离开祖父的岁月里，我需要花费多少的岁月精力，才能无愧拥有这样大山般的先祖，无愧这一个月的庭训亲炙？

　　4

　　在香港的一个月中，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教职工联谊会、校友会或一些学生个人，先后分别组织了大大小小的许多次聚会宴饮、外出参观游览等活动。我们家属也陪侍祖父参与其间，看到几代学生们对老师的敬重，看到师生间或严肃或欢快的对话和回忆，也从侧面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父祖，了解在分离的三十年间，祖父在进行怎样的事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一次次活动，一次次留下许多印象，深受教益，很有收获。

　　有一次的活动是，特别安排一天，带我们家属去参观新亚书院早年的校舍以及祖父当年在港的旧居。祖父当年到香港办学，真是“手空空，无一物”。新亚书院开始时的校舍是租借一所中学的三间教室，只在中学放学后的晚间上课，故校名为“亚洲文商夜校”。一年后才在九龙贫民区的桂林街，租下一幢住宅楼中的“六套”房子，而改为日校“新亚书院”，这些房子白天当教室，晚间就成为教职员包括学生的栖身之地。艰难困苦可见一斑。“教宿兼顾”的桂林街校舍，祖父一住就是五六年，到1956年祖父与台湾祖母结婚成家，才“于九龙钻石山贫民窟租一小楼，两房一厅，面积皆甚小。厅为客室兼书室，一房为卧室，一房贮杂物，置一小桌，兼为餐室。”这就是钻石山旧居。1960年，情况稍微好转，又搬了一次家，就是在沙田乡郊半山上的“和风台”，这是一个建在一座小山山腰上的二层小楼，可远望海湾，风景宜人，环境幽静，可是每次回家，却需要登上一百七十多级的山路石级。当时祖父已年近七十，他说“因深爱其境”，还是决定租住此楼，并在这里一直住到离开香港到台湾去的1967年。

　　一辆校车，载着大家由桂林路、到钻石山、再到沙田和风台，一路参观缅怀。我们大陆去的人，虽然只是一路的陌生、一路地接受种种印象，而新亚的那些早已不年轻的老学生们，则与老师师母深情地回忆往事。曾经的艰苦困乏而能同甘共苦，曾经的物质贫乏而能精神饱满，共同收获了师生间非同一般的人生经历和岁月记忆吧。那首由老学生们一路唱响的新亚校歌，是这份岁月记忆的最好诠释，同时，它又给我以极深的印象，对我深有教育意义。

　　5

　　我也想借此机会，写一点关于我祖母的回忆。

　　我的祖母姓张，名一贯，江苏苏州人。1901年出身在苏州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堂兄张一麐曾任袁世凯内阁教育总长、总统府秘书长，袁世凯策动帝制，他返回苏州蛰居；“九一八”之后，与云南李根源共同发起创立“老子军”，矢志抗日，为海内人士敬重，时有“吴下二老（仲老、印老）”之誉。祖母是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城市职业妇女，时任小学教师职，1929年经人介绍，与一年前遭遇子丧妻殁的祖父结婚，当时她28岁，祖父35岁。

　　祖母与祖父共育有四男二女，除第四子早夭，其余五人均在祖母的抚养下长大成人。与祖父结婚次年，祖母即离职随夫往北平，祖父时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处教职，祖母则开始弄璋弄瓦，初为人母，伯父、父亲、叔叔、大姑相继在北平出生。可惜这样稳定和美的生活，因1937年“卢沟桥事变”而中断。由于北京大学等校内迁，祖父只身随校南下，辗转至云南蒙自，继续在西南联大任职。祖母携幼子们则仍留北平，本来准备稍后再伺机择路西行，到西南联大与祖父会合的。未料战事不断扩大，行路维艰，加之联大的情况也是十分困难，终于未能如愿成行。1939年，祖母带了依次为8岁、7岁、6岁、3岁的四个孩子，由北平退回故乡苏州。父亲说，记得到苏州那年，他读小学三年级。7岁的孩子三年级，是因为几个孩子都很聪明，都曾多次跳级，用三、四年就读完了小学。不久，祖父曾一度回苏暂住，陪侍从无锡接来苏州的太祖母共同生活，一年后，祖父又只身返回大西南，后来，小姑姑出生，太祖母病逝，他都没有在家。只是书信中给我的小姑姑取名“晦”。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有多少个家庭遭受着这样的妻离子散啊。

　　抗战胜利后，祖父先是仍在成都、昆明等地任教，后来回到江南，在太湖之滨的无锡江南大学任教，祖母与儿女们则一直仍在苏州。

　　1949年春，祖父匆匆南下，应聘广州私立华侨大学，继而香港、台湾，一步步远离大陆家乡，在异乡的天空下继续他的工作事业——传承中国历史文化之命脉！

　　算起来，祖母与祖父一起实际的家庭生活，就是结婚到1937年北大内迁的八年间。更多的是长久的海天相隔，音讯难通，更有文革期间她本人及儿女们因祖父而受到的牵连。这真是时代带来的个人与家庭的不幸。

　　不幸还不仅仅于此，50年代初，祖母突发脑溢血，抢救、治疗后，成为右手、右腿半身不遂的不自由身。这一年，她才51岁。在上下一片热诚于革命事业的年代里，投身工作，籍以寄托精神情感的祖母，却又不得不辞去小学校长之职，退居家中。她开始练习拄着拐杖行走，以及从事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务。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她从不是一个不自由身，她能够用一只左手捏毛巾洗脸，用一只左手端茶倒水，握勺吃饭，用一只左手写字翻书，等等。另有一个姓沈的女佣，长年帮衬她的生活。祖母便在有限的空间里，更开拓出另一番不失生机活泼的人生天地。

　　祖母从没有无奈的叹息，相反总是安详、乐观、给人可信赖的感觉。她以自己乐观坚定的态度，独立带大了五个儿女，使他们拥有快乐温馨的少年时代，且都接受了在当时力所能及的良好教育，继而拥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五个儿女，三个上了大学的，后来大伯成为苏州大学教授，叔叔、大姑成为清华大学教授，我父亲和小姑分别在苏州的中学和小学做老师。在我眼中，他们都是敬业乐群、事业有成、充满生活情趣的长辈。

　　祖母病逝于1978年，两年后的1980年，父辈们首度赴港与祖父聚首，这一天她没有等到。自从在1967年文革中与祖父中断了书信联系后，真正是音息全无，又过了11年，她甚至不知祖父是否还存活在这个世上，便匆匆地自己先去了那遥远的地方。

　　近几年与两个姑姑聊起家事，最令姑姑们感叹怀念的，是祖母默默承受一切的毅力和永远给予的慈爱。姑姑说：五十年代中期，祖母刚病残不久，有一次家里大搬家，即从抗战时居住的苏州耦园，搬迁至后来长期居住的王洗马巷26号，那时兄妹们其实还都在苏州，她怎么就不动声色地安排了一切？过了一个周末，我们就到了新的家了。很多事情就都是这样，她独自安排，默默承担，尽量不给儿女们添加麻烦和拖累！

　　是的，在漫长的独立支撑的岁月里，她以一个残疾之身，先是养育儿女，继而送儿女一个个飞离爱巢，远去读书，甚至在外任教，加之我伯父、父亲的下放苏北，小姑也到了南京郊县工作，本来应该有人照顾的她，却只剩得一个人在苏州老家生活。而她没有过一句对儿女的挽留阻拖之意，更以胜任乐观的态度，给予儿女无条件的支持和慈爱。

　　姑姑更说：现在想想，我们真是不懂事啊，只顾了自己的所谓事业前程了，不懂得体会妈妈的心。现在“子欲养而亲不待”，真是追悔莫及，深心哀之。

　　“子欲养而亲不待”，在父辈他们心里，不仅是对母亲的愧疚，对于早早离世、无缘亲见文革后家庭变化的母亲的遗憾；也是对父亲的抱憾，对晚年终于得以相聚，却又随即必须离别，不能稍尽儿女之孝的抱憾。

　　祖父自60多岁以来，每年新春都自撰春联,以记岁时心绪。1975年是他八十寿辰，其自撰春联为“回忆八十年沧桑家乘国步说不尽常抱千万种心事思今怀古念无穷”。回顾百年来中国，个人家庭也好，民族国家也好，都不免在社会历史的洪流巨浪中颠簸逶迤前行。纵使“尘世无常”，终究“天道好还”，历史人文幸能绵延，生命仍然充实光辉。

　　 (本文摘自《梅樱短笺》，钱婉约著,中华书局2012年第一版，定价:27.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