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技政策是如何制定的

■武夷山

（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9年6月14日）

2019年4月，爱思唯尔旗下的美国Academic Press（学术出版社）出版了科技政策专家和物理学家Michael Lubell（迈克尔·卢贝尔）的著作，Navigating the Maze: Ho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ies Shape America and the World（本文作者译为“穿越迷宫：科技政策如何改变了美国和世界”）。作者卢贝尔196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65年在耶鲁大学获得理学硕士学位，1969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在纽约市立大学担任过7年的物理系主任，担任美国物理学会公共事务主任长达20多年。他是美国物理学会会士和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士，在高能物理学、核物理学、原子、分子和光学物理学，能源研究和科技政策领域发表过200多篇论文。目前他仍是纽约市立大学和纽约城市学院的物理学教授。2019年，他在国际知名的阿斯彭研究所创立了科学与社会计划并担任该计划的主任。

在此书中，他叙述了美国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领导者的历程。150多年前，美国开创了赠地学院的模式，为的是促进农业科研和机械技艺；50年前，美国宇航员登上了月球；35年前，美国开创了互联网时代；21世纪初，美国加快了医学诊断和癌症治疗的步伐，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方面郑重布局。所有这些都表明，美国在变革性科技方面拥有无可争辩的领先地位。必须指出，所有这些科技突破都受惠于科技政策，科技政策在兴建基础设施、调度科技资源方面发挥着重要决策作用。

卢贝尔指出，政策制定过程是复杂的，远非完善的。科技政策的制定需要对社会需求作出呼应，但影响政策进程的因素还有很多：关键人物的个人兴趣、政治现实、大企业和华尔街的影响，等等。在科技资源分配过程中，疾病和战争有很大的影响权重，偶然因素同样起着重要作用。

他深入分析了公共政策圈子的内部运作机制，对于想了解科技政策制定现实状况的读者，这本333页的著作可提供有益的启示。卢贝尔写道：“人们很少会想到，互联网和核磁成像这些东西是科技政策促成的。他们更不会注意为创造奠基性技术——如智能电话、计算机、超导磁铁等——铺路的那些决策。”他还说：“科技政策可能推动科学研究，也可能阻碍科学研究，可能促进基于科学发现的技术之开发，也可能阻滞技术的发展。科技政策是非常强大的工具，它型范了当今世界，也无疑将影响未来世界。因此，理解科技政策制定过程是怎样的，知道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政策，就空前的重要，因为科技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卢贝尔采用引人入胜的历史事例（包括气候变化、互联网、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大脑计划、曼哈顿工程、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创立过程，等等）来说明，过去和近期的政策决定如何影响了美国国内和全球的科技发展。他也讨论了科技政策对公众关注的众多领域（卫生保健，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教育，经济增长，能源，国防，创新，产业竞争力，等等）的潜在影响。尤其是，他阐明了科学技术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从外交遏制到军事干预，从科学合作到技术竞争，等等。

作者的主要功力反映在历史事实的梳理上。确实，单单历史事实就可以产生惊人的震撼力。例如，卢贝尔在“前言”的开篇写道：“我母亲生于科罗拉多，活到了105岁。当怀特兄弟试飞世界上第一架飞机时，我母亲10岁……她在这一辈子当中，见过我的朋友——在月球上行走过的人。亨利·福特造出第一辆汽车时，我母亲3岁。那个时候，美国人出生时的期望寿命是47岁，纽约和芝加哥之间刚开通电话业务。那时没有X光机，因为伦琴尚未发现X射线……那时,美国的交通运输和动力主要靠的是2000多万匹马。”书中像这一类的有趣文字还是不少的。

作者强调说，“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这个国家需要一批既精通科学技术又精通公共政策的骨干人员”。这个判断完全正确，而且也适用于中国。

《中国科学报》 (2019-06-14 第7版 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