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母校老师的新著《鲁迅在南京----寻求别样的人们》

武夷山

         中学母校的退休语文教师徐昭武先生编著的《鲁迅在南京----寻求别样的人们》近日问世了。下面转发母校校友、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为本书写的序，以及《现代快报》对此书的报道。

我读《鲁迅在南京》

      钱理群

早在1981年读研究生时，就读过俞润生、许祖云、徐昭武等老师编著的《鲁迅在南京》，读得津津有味。现在，三十五年后，徐昭武老师又寄来了他新编著的《寻找别样的人们——鲁迅在南京》，资料更为详实与全面，我依然读得兴趣盎然。原因就在于，“鲁迅”与“南京”，都与我的生命有着割不断的精神联系。鲁迅不仅是我终生研究的对象，更对我一生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而南京，则是我精神抚养之地，我在南京读的小学与中学，我的母亲大半生都生活在南京，最后安葬在南京。而我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也与鲁迅有密切的关系：鲁迅当年就读的陆师学堂的一部分就在附中的校园内，留存至今的那座欧式小洋楼，我读书的时候是教员楼，我曾经多次去那里向老师求教。现在，南京鲁迅纪念馆就设立在这里。附中校园竖立的鲁迅铜像，以及鲁迅的亲密学生胡风与巴金的铜像，都使人感到鲁迅就生活在今天的附中学生中间。我在2004年在附中用三个月的时间给学生开设《鲁迅作品选读》的选修课，也是基于一个信念：鲁迅的心是和当代青少年的心相通的。也就是说，在我的认识里，“鲁迅”与“南京（南京人）”的关系，以及我与鲁迅、南京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心灵契合基础上的一种缘分。因此，我读《鲁迅在南京》这本书，就有“有缘千里来相会”的感觉。边读边想，还随手写下一点联想：关于鲁迅，关于鲁迅的研究。把它抄录如下，就权当本书的“序言”吧。

一，鲁迅在南京所接受的中等学校教育

讲到鲁迅去南京求学的缘由，自然要引述鲁迅《呐喊·自序》里的那段话：“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这回重读这句话，又看到了本书编选的《江南水师学堂文献史料》、《江南路矿学堂文献史料》，就想到鲁迅这一代人之所以能够“走异路，逃异地，寻别样的人”，即走上与传统知识分子不同的道路，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新学堂”的开设。就像周作人所说，“那时前清政府还是用科举取仕”，鲁迅因此还参加过最后一次乡试，这是“知识分子想求上进”的唯一出路与正道。但洋务运动却开辟了另一条路：“顺了办江南制造局的潮流，在南京、杭州等处办了几个特殊的‘书院’，教授格致等所谓‘西学’”，所谓“特殊书院”，就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中学”，还办了江南水师、陆师学堂这样的“中等专业学校”，因为免费，还给津贴，就给鲁迅这样的既不愿走传统科举之路，又无力交学费的，没落、穷苦人家子弟提供了一个新的出路（周启明：《鲁迅在南京学堂》）。我由此想到的是，要认识鲁迅和他那一代人的成长之路，就必须对洋务运动开创的中国现代中学教育进行一番研究。

收入本书的有关水师、陆师学堂的文献史料，就很有研究价值。比如我注意到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奏增水师学堂学额折》里提出：“中国创建水师，------制胜之道，首在得人，欲求堪任将领之才，必以学堂为根本”，因此提出“国家整军经武，广储将才”，“力图自强”，必“以学堂”为“根本”，这都是很有眼光与见解的。而根据建设海军人才的需要，提出的“中西文武功课兼营并习”的课程设置，除课堂教学外，还注重“赴堂外机器厂、绘图房、木厂”实习，强调学生体育锻炼，“操习泰西跳跃攀躋，各种武艺以壮筋骨”（《江南水师学堂简明章程》），这都极具开创性，可以说是为以后的中学教育奠定了基础的。因此，本书中收录的《与鲁迅在南京有关的人物》里提到的学校总办俞明震，同学张协和、芮石臣、伍仲文等，都在当时与以后中国中等教育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张协和、伍仲文担任过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科长、代司长和科员，在芮石臣《事略》里，称“我国之有中等工业教育自先生始”，这都绝不是偶然的。过去我们因为鲁迅批评水师学堂“乌烟瘴气”，而完全忽视、甚至否定洋务运动中的中国新式教育的意义，恐怕失之片面。

事实上，水师学堂、矿路学堂的教育，对鲁迅的影响，其主要方面也应该是正面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自然科学知识（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学等）与文史知识、语言知识的相通，中、西知识的相通，古、今知识的相通，这三相通是奠定了以后的中等教育课程设置的基本格局的，也为鲁迅及他那一代，以及以后几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样的知识结构对鲁迅一生的发展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单就鲁迅在这里学习了英语和德语这一点，就为鲁迅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鲁迅的思想以后深受德国文化的影响，是在这里奠定基石的。

而且鲁迅在校学习期间，也非一味的反感与反叛，许多同学的回忆都说到他的勤奋，考试成绩的优良，因此多次获得金牌。尤其可以作为佐证的，是《鲁迅在南京读书期间的重要文物》里提到的保存至今的“手抄讲义”和“《地质学笔记》佚文”、“地质佚文”，人们很容易联想起后来鲁迅在日本仙台读书时听藤野先生讲解剖学写下的笔记，以及他后来在北京“沉默十年”时期的大抄古碑与古籍，可见鲁迅在南京读书时养成的认真记笔记、抄书的习惯，也是影响其以后的治学的：这些手抄讲义、笔记全都是“墨笔抄写，字迹工整”，还“附有大量图解，铅笔绘制，线条清晰”，这里显示的认真，严谨，一丝不苟，也是为鲁迅一生的学风、文风，以致为人，打下了基础的。也就是说，鲁迅在南京所受的教育，不仅为他打下了科学、全面的知识基础，还训练、养成了他认真治学做人的基本习惯，这对周树人以后成为鲁迅是打了一个坚实的底子的。这里显示的，正是作为基础教育的中等教育的基本职责和作用。

当然，鲁迅对江南水师、矿路学堂的反感与批评也是真实地反映了起始阶段的中国新式中等教育，以致洋务运动本身的局限的。最引起鲁迅不满的，不仅是可以登高“远眺”的“可爱的桅杆”与给人以“镇压”之感的“关帝庙”并存，所象征的既新又旧的改良教育的不伦不类，更是中国传统的等级观念和行为依然在新学堂里横行无阻：高年级学生处处趾高气昂不说，即使在走路时“也一定将肘弯撑开，像一只螃蟹，低一班的在后面总不能走出他之前”（见收入本书的鲁迅：《琐记》）。顺便说一点，鲁迅对这样的“螃蟹姿势和态度”的警惕与批判是贯穿一生的。就在《琐记》里他就谈到民国初在教育部也发现了这样的持“螃蟹态度”的官老爷。在晚年（1933年）所写的杂文《推》（收《准风月谈》）里，又在上海十里洋场上发现了“弯上他两条臂膊，手掌向外，像蝎子的两个钳子一样，一路推过去”的“高等华人”，以及“不用两手，却只将直直的长脚，如入无人之境似的踏过来”的“洋大人”。可以说，这样的对一切不平等的等级观念与社会结构的高度敏感，嫉恶如仇的反叛性格，也在南京求学时期已经形成，并有所表现。鲁迅最后毕业时感到“爽然若失”，决定“到外国去”寻求更新的路（《琐记》）：鲁迅及他那代人终于和洋务运动的改良主义决裂，走上革命之路，绝非偶然。

或许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当他发现学校的改良教育不能满足自己的精神渴求时，所作的自我选择。这就是周作人所说的，“凡是‘正宗’、‘正统’的东西，他都不看重，却是另外去找出有价值的作品来看”（见收入本书的周启明《鲁迅与中学知识》）。他的同班同学张协和也有这样的回忆：鲁迅虽然上课时十分认真记笔记，但“在下课后从不复习课业”，凭着过人的感悟力，课业上的东西在课堂上就基本掌握了，足以应付考试，还能得到好成绩。课余的时间，他只读自己想读的书。主要有两类，一是不被正统文坛承认，在传统文学里始终处于边缘地位的小说与戏曲，张协和就特别提到鲁迅读笔记小说，《西厢记》，“对《红楼梦》几能背诵”（张协和：《忆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另一是周作人所说的，鲁迅对新出版物的格外关注，这包括新报纸，新刊物和新译著（周启明：《鲁迅与清末文坛》）。这实际是对当下时事政治的关注，对当代思想文化的关注。我们从本书《与鲁迅在南京有关的书刊》里，可以得知，鲁迅当时热心阅读的就有：维新派最重要的机关报《时务报》，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申报》、康有为创办、梁启超等为撰稿人的《知新报》；留日学生编印的以译介欧美及日本的政治学说为主，亦涉及法律、经济、外交、历史、哲学诸领域的杂志《译书汇编》。最引人注目，也是鲁迅自己津津乐道的，是鲁迅对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的阅读（《琐记》），而如周作人所说，以后，严复“每译出一部来，鲁迅一定设法买来”（周启明：《鲁迅与清末文坛》），于是鲁迅书单里，就有了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甄克思的《社会通铨》，《穆勒名学部甲》等严译名著，由此而及西方各种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名著，其中也有卢梭的《民约论》。严复之外，鲁迅还深受林纾的影响，接连购买了林译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林译哈葛得神怪小说《长生术》，以及柯南。达尔的《福尔摩斯包探案》。鲁迅后来回忆说，“我们”最初是通过这些林译作品知道西方文学的（《祝中俄文字之交》，收《南腔北调集》），影响鲁迅的，还有谭嗣同的《仁学》。鲁迅正是通过课外的自由阅读，结识了清末思想、文学界的严复、林纾与谭嗣同这样的大家重镇，从而与中国近代思想大潮流建立了思想、精神上的联系，并由此与西方启蒙主义文化传统相联接。这对鲁迅以后的发展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的。这样的独立选择、自由阅读也就使鲁迅能够超越在洋务运动推动下产生的刚刚起步的新式中等教育的局限，使自己的思想、精神获得了更为健全的发展，南京时期的鲁迅由此而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这是我们讨论“鲁迅与当时的中等学校教育的关系”时，应该特别注意的。其中的经验对今天的中等学校教育也是有启示意义的。

二，鲁迅在南京时期的道路选择对他思想的形成与一生发展的关系

读本书选录的《鲁迅对南京的回忆》，我注意到，鲁迅在《自序》、《著者自叙传略》及《自传》里，多次谈到他的“走异路，逃异地，去寻别样的人们”，并不是一次到位，而是一个不断追寻的过程，经历了寻路——失望——再寻路——再失望-----，在肯定与否定中往返的复杂而痛苦的心路历程。鲁迅在《自传》里是这样描述的：“因为没有钱，就得寻不用学费的学校，于是去到南京。住了大半年，考进了水师学堂，不久分在管轮班。我想，那就上不了舱面了，便走出，又考进了矿路学堂，在那里毕业，被送往日本留学。但我又变计，改而学医，学了两年，又变计，要弄文学了”。这里的“寻（路）----走出----又变计-----又变计”的叙述，是写尽了鲁迅选择道路的艰难与曲折的。这不仅是个人生计之路的选择，更是救国之路的追寻。读水师学堂，不仅是“因为没有钱，就得寻不用学费的学校”，还是顺应着“救国必先强军”的军国主义时代思潮。鲁迅后来曾这样回忆说：“那时，欧美各国都用海军侵略着中国，目睹这些，我的青春热情就激起了海军热”。后来，转入矿务学堂，除了对水师学堂的不满外，一个重要原因即是认识的变化，“当时我想，国家的当务之急，首先是开发矿业”，即所谓“工业救国，科学救国”（见收入本书的《与杨之华的谈话》）。再后来转为学医的动因，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有明确交代：“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所说的“译出的历史”应该是鲁迅东渡日本时行囊中的《日本新政考》，研究者考证，就是康有为编写的《日本明治变政考》一书（见本书《与鲁迅在南京有关的书刊》）。最后弃医学文，则是因为“医学救国梦”的破灭：“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我们的第一要者，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呐喊>自序》）。因此，可以说，从“周树人”（这是初入水师学堂由本家叔祖改的名字）到“鲁迅”（这是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是经历了“强军救国”——“科技救国”——“医学救国”——“文学救国”的反复选择的，而这背后，是对建设现代文明国家的道路与理想的构建过程。这样的思考与选择集中表现在鲁迅决定弃医学文以后，所写的早期著述《文化偏至论》（1907年作，收《坟》）一文里。提出的问题就是什么是中国需要的“文明”：“以富有为文明欤？”“以路矿为文明欤？”“以众治（按，指议会民主）为文明欤？”不难看出，这都是鲁迅在“南京——日本”时期曾经有过的现代文明理解与想象。而经过反复探索得出的结论是：经济的发展和富裕，科学技术的发达，民主政治的确立，这都是把中国建设成现代文明国家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根本。“根柢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也就是说，应该把国人的自觉，精神的独立、自由，个性的充分发展，作为建国之根本，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这就是鲁迅的“立人”思想，研究者认为，它是构成了鲁迅思想的核心的，鲁迅也因此找到了他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的历史位置。这不仅是鲁迅“洞达世界之大势”，内察中国“固有之血脉”而得出的科学结论，更是凝聚着他自己，以及他那一代人面对近现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苦苦探索救国、建国之路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就是到今天也还不失其意义。

而鲁迅的南京求学，就是这样的坚苦卓绝的探索的开始。

   三，鲁迅南京求学时期的内心情感

   这是我读本书选录的《鲁迅在南京读书期间所写的诗文》最为关注之处。

   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贯穿这一时期诗文的浓浓的思乡之情和兄弟情深：“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不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戛剑生杂记》），“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和仲弟送别元韵并跋》）。而最具特色的是《跋》里的这句话：“英雄未必忘家”。人们很容易就联想起鲁迅晚年所写“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感慨（《答客诮》，1932年作，收《集外集拾遗》）。这自然是对那种将“英雄（豪杰，丈夫，或许还有革命战士）”与“人情、人性”对立的激进观念的微讽，同时也隐含着不被理解，屡遭误会的痛苦，而这样的被误解的命运是追随鲁迅一生，以及他的身后，直至今日的：鲁迅始终被看作是不通人情的，至少是让人难以亲近的。读读这些南京读书时的诗文，这样的有意、无意的成见大概就可以解除了吧。     

但如果我们一味急于为鲁迅辩解，而轻易将鲁迅描绘为一个“多情子”，而忽略了他不同于常人的独特的思考，冷峻的表达，也会从另一面误解了鲁迅。于是，我们又注意到，鲁迅对故乡、弟兄的一往情深，仅在我们这里讨论的“南京读书期间所写的诗文”里得到单纯、直露而充满诗意的表达，在他以后的作品里，就没有了这么缠绵的柔情四溢。我们熟知的写于1921年的《故乡》，那是真正的离别之作，尽管也有童年记忆里的金黄圆月的“神异的图画”，但充斥画面的是严峻的现实：“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早就把乡村少年英雄压迫成“木偶人”了。这是一个回不去、也不愿回去的故乡。成为“鲁迅”以后，写兄弟之情的作品，只有两篇，都很特别：小说《弟兄》（写于1925年，收《彷徨》）竟然是对“兄弟怡怡”的嘲讽；而散文《风筝》（写于1925年，收《朝花夕拾》），回忆的是“我”对弟弟施行“精神虐杀的这一幕”，最后的情感选择是：拒绝“春日的温和”，宁愿“躲到肃杀的严冬去”。而这样的感情选择却真正是“鲁迅”式的。
    写于这一时期的《莲蓬人》、《惜花四律》和《祭书神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仍浸染在中国文人传统里的“少年周树人”：“怵目飞红随蝶舞，关心茸碧绕阶生”（《惜花四律》），“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莲蓬人》），这里的用词，意境，情感都没有走出传统的巢穴，缺少了个人的独创。比较有特色的是《祭书神文》：“绝交阿堵（钱的别称）兮尚剩残书，把酒大呼兮君临我居”，“寒泉兮菊菹，狂诵《离骚》兮为君娱”，“君友漆妃（墨的别称）兮管城侯（毛笔的别称），向笔海（砚的别称）而啸傲兮，倚文冢（文稿掩埋处，指书丛）以淹留”。据本书编者介绍，有人说此文是“一篇读书人的宣言”，也是最能显示鲁迅“读书人”的本色的。全诗构思巧妙，想象丰富，也显示了鲁迅内在的浪漫主义气质。而明显可见的屈原的影响，更有助于人们对鲁迅的理解。当然，和以后鲁迅《野草》里的想象的怪异、繁复，情感的充满张力相比，《祭书神文》依然属于青少年时期相对单纯、单一之作。

    真正可以说是“鲁迅式”的表达，无疑应该是《自题小像》。关于此诗的写作时间，我认为还是应该相信鲁迅自己的说法：“二十一岁时作”，即写于1901年南京读书期间，与许寿裳“二十三岁时赠余”的说法并不矛盾。这首诗第一次明确表达了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志向，鲜明地表达了鲁迅的爱国情怀和献身精神，如许寿裳所说，这是鲁迅“毕生实践的格言”，这是南京时期的周树人思想发展达到的最高点，同时预示着一个新的开端，一个“鲁迅时代”的到来。而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其思想、情感、表达的复杂和丰富，即“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上下联之间的张力。既存爱国之心，献身之志，却屡遭“不察”，难逃不被理解，甚至放逐的命运。可以说，这是屈原以降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现代尤甚。

像鲁迅这样的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被斥为“汉奸”，而鲁迅说的误国、害国、卖国的“爱亡国者”却打着“爱国”旗帜到处招摇，这都是现代历史以致当代屡见不鲜的现实。
    

四，“鲁迅笔下的南京”给我们的启示

   “南京在鲁迅笔下生辉”专题的编选，是本书的一大创意和亮点。我首先注意到，南京的几个主要风景点：石头城，白下城，雨花台，莫愁湖，都尽入鲁迅三十年代的诗作里：“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无题二首》其一），“雨花台边埋断戟，莫愁湖里余微波”（《无题二首》其二），“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赠画师》），足见鲁迅对南京这块土地，即使没有达到魂牵梦绕的地步，但也是念念不忘，一有触动，就情不自禁，发而为诗。

更重要的是，发生在南京的种种人和事，都在鲁迅密切关注之中，是他对当代中国的观察与思考的有机组成部分。相关的杂文有几篇特别值得注意。

其一是《<玄武湖怪人>按语》。这本是一条猎奇的社会新闻：南京玄武湖举办五洲动物园，特别展出了“三种怪人”云云，却引起了鲁迅的强烈反应，他立即著文揭露：“所谓‘三种怪人’，两个明明是畸形，即绍兴之所谓‘胎头疾’；‘大头汉’则是病人，其病是脑水肿。而乃置之动物园，且说是‘动物之特别者’，真是十分特别，令人惨然”。悲愤之情溢于言表，这不仅是学医的经历使鲁迅天然地同情病人，更是因为不将人（而且是病人）当人看，视为动物，还要玩赏他们的不幸，这就超出了鲁迅的容忍度：关心人，特别是弱者的生命与尊严，这是鲁迅的一个底线，也是鲁迅观察、判断中国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鲁迅更不能容忍的，是爱国青年的惨遭镇压。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日本占据了东三省，“许多热心的青年们往南京去请愿，要求出兵”，国民党南京政府百般阻挠：“火车不准坐，露宿了几日，才给他们坐到南京，有许多是只好用自己的脚走。到得南京，却不料遇到一大队曾经训练过的‘民众’，于是棍子，皮鞭，手枪，迎头一顿打”，“有的还从此找不到，有的是在水里淹死的，据报上说，他们是自己掉下去的”（鲁迅：《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二）》。鲁迅这回是出离愤怒了：他连续发表文章为学生伸张正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曾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后又抽去的《友邦惊诧论》：“（学生）放下书包来请愿，真是已经可怜之至”，国民党政府却要横加“罪名”，这是“怎样的党国”，“是些什么东西！”——这里说的“党国”，是对国民党专政体制的高度概括，是极具批判力的。联想起这些年总有人竭力美化国民党政权，就更显出鲁迅这一概括的意义。

其实，早在1927年国民党领导的北伐军收复南京，到处举行庆祝盛典时，鲁迅就发出警告：“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忘却进击”，最后革命精神逐渐“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鲁迅因此告诫说，绝不能陶醉于革命胜利中，必须保持“永远进击”的革命精神，否则革命就会变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鲁迅不幸而言中：南京革命政府最终蜕变为“党国”，这其中的教训是深刻的。

鲁迅对南京革命政府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还有一个重要方面。1928年中山陵即将竣工，南京市民中突然谣传：石匠将“摄收幼童灵魂”，以合孙中山墓龙口。于是“家家幼童，左肩各悬红布一方，上书歌诀四句，借避危险”。歌诀曰：“你造中山墓，与我何相干”，“人来叫我魂，自叫自承担。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面对这样的民间歌诀，一般人都会一笑置之，鲁迅却从中看到了市民“对于革命政府的关系，对于革命者的感情”：他们根本不理解革命，也不愿意对革命有任何承担。“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鲁迅说，这句歌诀“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在中学里读过鲁迅《药》的我们，自然会联想起满清革命志士夏瑜“为革命流血却被愚昧的国民吃掉”的悲剧。在鲁迅看来，这样的充满“小巧的机灵和厚重的麻木”的国民性不加改造，“市民是这样的市民”，就绝不会有真正的革命。而当时的革命者却“不敢正视”这样的“社会现象”，“只检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这是国民革命终不免因缺乏根基而失败的重要原因（《太平歌诀》）。

可以看出，鲁迅这些杂文，论述的都是在南京真实发生的具体新闻、事件，是从“这一个”出发的，但它的思考、剖析，却又具有一种超越性，从中概括出了更具普遍性的“这一类”的社会、文化典型现象和思想命题，以致我们今天在近七八十年后重读这些文章，仍然深受启示，这就是鲁迅思想与文学的生命力所在。

    以上所写，都是我读《鲁迅在南京》的零星感想，却不想拉拉扯扯写了这么许多。应该感谢徐昭武老师给了一次机会，让我和鲁迅与南京相遇，引发了连绵不断的思绪，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的享受，写下来，则是希望与本书的读者共享。

                          2016年2月25——27日

现代快报  2016年9月11日  ​ ​ ​ 鲁迅在南京：寻找别样的人们 ​ ​ ​ 　　水师师生在英籍教员楼前合影 　　水师学堂的桅杆 　　《鲁迅在南京：寻求别样的人们》 　　徐昭武 编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年9月   鲁迅，在中国曾经是神一样的存在；去神化后，他在文化，乃至精神领域，依然是独一份儿，仍然在最高处。   但是，高处不是一天就登上去的，登高的人需要一个过程。1898年5月到1902年3月，一个名字叫周树人的年轻人在南京求学，这段时间可以说是鲁迅登高的起点。   这个月刚刚出版的《寻求别样的人们——鲁迅在南京》一书，记录了鲁迅在南京的点点滴滴，各种回忆文章，各种照片，各种书信，各种年表，事无巨细。   鲁迅离开南京后就去了日本。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学医，然后弃医从文，然后一步一步成为了大家知晓的那个人。   鲁迅在南京，从16岁到20岁，应该是最青春的年纪。      现代快报记者 倪宁宁   来南京   为了寻找别样的人们   1898年，鲁迅来南京那一年16岁。1926年，45岁的鲁迅在一篇名为《琐记》的散文中，把自己来南京的前后大略写了出来。   鲁迅年幼的时候，家境不错，算是有名望的家族。但是他13岁的时候，祖父因为科场案发，吃了官司，被下了大狱。狱中的祖父需要供养，也需要打点狱卒，家里只好变卖家产。与此同时，父亲又得了重病。有四年时间，鲁迅是在当铺和中药铺之间游走中度过的。1897年，父亲去世，家道中落终于不可避免。   而鲁迅是这个陷入困顿中的家庭中的长子，他不得不在少年阶段便担负起家庭的重担，乃至家长的重任。也不得不思考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鲁迅的选择是去南京，去读新学，“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 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鲁迅没有选择“三味书屋”，选择正统的封建教育，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去读大逆不道的新学，这说明，早在青少年时代，他的“反骨”便是极其恩正的。当时，办洋务、办新学堂虽然远不是社会主流，但也是一种不小的风尚。全国各地，包括杭州都有新学堂。鲁迅为什么不去更近的杭州，而选择了南京？   原因只有一个，经济拮据——“无须学费的学校在南京，自然只好往南京去”。   因为寻找别样的人们，也因为手头紧，南京与鲁迅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而且，鲁迅这一来，就呆了将近4年。   在南京辗转两个学堂   生活了4年   1898年5月，鲁迅在下关弃船上岸，来到了南京，应该这是他见识到的第一个大城市。这对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他要上的学校是江南水师学堂，之所以选择这所学校，免学费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一个名叫周椒生的叔祖在学堂教汉文兼管轮堂监督（轮机科舍监）。有亲戚关照总是好的。而且就是这位亲戚，把鲁迅周樟寿的名字改成了大名鼎鼎的周树人。   江南水师学堂创办于1890年，应该是为了振兴海军建的，坐落在仪凤门与挹江门之间，今天在大桥南路广场西侧的中山北路346号处，可以找到遗址。学堂分为驾驶、管轮、鱼雷三班，鲁迅被分在管轮班。   鲁迅在这里都学到了什么？《寻求别样的人们——鲁迅在南京》有详细的描述：一周中，一天读《左传》，一天做古文，其余四天学英文。   有意思的是，学堂号称水师，却没有水。爬杆算是专业训练——“一进仪凤门，便可以看见它那二十丈高的桅杆”。鲁迅很喜欢爬桅杆，他曾经对萧军说，“在桅杆上面可以借着看一看四处的风景”。   但是鲁迅到这里不是为了看风景的，很快他就对这个新学堂有了自己的认识——乌烟瘴气。学堂原来有个游泳池，但是因为淹死了两个年幼的学生便被填平了，不仅如此，还在填平的游泳池上面，“造了一所小小的关帝庙”。他到这里来学新学，结果遇到的还是鬼神。而学堂也没有什么新气象，扎着辫子的老师，自以为是不说，还把冒犯自己的十多个学生记了大过。鲁迅是其中之一。   仅过了半年，鲁迅便离开了水师学堂，改投矿路学堂去了。矿路学堂附设在江南陆师学堂内。矿路学堂的设立，主要是两江总督刘坤听到青龙山有煤而开设的。   鲁迅在矿路学堂，一学三年。矿路学堂仿照德国制，开设有德文、矿学、地学、算学、历史、绘图等课程，在这里上课，主要是抄笔记，老师把书抄在黑板上，学生转抄到笔记本上。鲁迅第一次接触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眼界大开，感到新鲜，学得津津有味。按规定，一等学生请总督发给《执照》，二等学生只发给《考单》，鲁迅是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绩毕业于矿路学堂的。他应该是个好学生。   学习之余看新书   为从周树人到鲁迅打基础   很多会学习的人都知道，很多重要的知识和思想并不是能从学校学到的，鲁迅也是这么认为的。南京四年，除了按部就班地做学生之外，鲁迅把很多时间都放在课外阅读上。   “凡是‘正宗’‘正统’的东西，他都不看重，却是另外去找出有价值的作品来看。”鲁迅的同学周启明回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让鲁迅看得津津乐道，“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周作人说过，严复每译出一部来，鲁迅一定设法买来。鲁迅还深受林纾的影响，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学名著。   不仅如此，鲁迅还关心时事，阅读了大量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报刊，比如维新派最重要的机关报《时务报》、有广泛影响力的《申报》、康有为创办的《知新报》，以及留日学生编印的介绍欧美及日本政治学说的《译书汇编》等。正是通过这些非主流的阅读，让鲁迅与中国近现代思想大潮，与西方启蒙主义传统建立了精神上的联系。所以，当鲁迅结束了在南京的学习之后，他既没有成为一个水手，也没有成为一位开矿的实业家，而是成为一位有新思想的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902年，离开南京后，鲁迅选择去了日本。在日本经历一段不长的学医生涯后，他最终把文学，通过文学唤醒国人，当作了终身的“职业”。   求学南京，年轻的鲁迅经历了从强军救国，到实业救国，到更广阔的思想领域的寻路过程。   南京是他寻路的起点，也奠定了一位伟大的文学家的思想基础，也应该是他从周树人转变为鲁迅的一个重要阶段。     南京   鲁迅喜欢去这些地方   明故宫   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曾骑马于此。在南京工作期间，又与许寿裳同游于此。    聚宝门   鲁迅在《估〈学衡〉》一文中说：“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   石头城   鲁迅1931年《无题二首》有云“石头城上月如钩”。   雨花台   鲁迅1931年《无题二首》，有云“雨花台边埋断戟”。   玄武湖   鲁迅于1934年曾写《玄武湖怪人》一文。   狮子山   靠近江南水师学堂。据周作人回忆，鲁迅曾与之同游于此。   妙耳山   妙耳山面对江南陆师学堂，在学校的南面。   鼓楼   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曾偕周作人等游于此。   夫子庙   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曾游于此。   下关   鲁迅到南京下船上车的地方，求学时常到这里散步喝茶。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说：“江南水师学堂靠近下关，下关乃是轮船码头，有相当的店铺市街，所以颇为方便的。”鲁迅在南京读书时去饮茶的江天阁、天宝楼茶座，以及后来多次路过南京住过的旅社等，均于抗日战争时期毁于日寇炸弹中。   青龙山   鲁迅在南京读书时期曾到青龙山煤矿下矿实习。   江南图书馆   鲁迅在南京工作期间，曾往江南图书馆借阅图书，抄校古籍。江南图书馆在南京汉中门内龙蟠里六十九号。   金陵刻经处   鲁迅1914年捐款金陵刻经处，刻印《百喻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