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渊洁“语录” 　

成人与孩子

　　一般来说，望子成龙心切的家长，自己都不是龙。

　　如果一个国家的孩子说大人话办大人事，这个国家的大人准说孩子话办孩子事。

　　好教师用50种方法教一个学生。差教师用一种方法教50个学生。家长自己做出成就，是给自己的孩子施加压力的最好方法。孩子会模仿家长走成功的人生之路。家长不成功，却要求孩子成功，等于家长种了土豆非要收获原子弹。家庭教育的秘诀：闭上你的嘴，抬起你的腿，走你的人生路，演示给你的孩子看。所有孩子的模仿力都比奥斯卡影帝影后出色一千倍。

　　合格的教师和父母的标志：发现孩子的优点，告诉他什么地方行。不合格的教师和父母的标志：发现孩子的缺点，告诉他什么地方不行。

靠山与靠谱

　　靠山不重要，靠谱最重要。

　　手机把它的主人变成随叫随到的犯人，手机其实是手铐。

　　生的时候人自己用哭声宣告问世，死的时候别人用哭声为你送行。悲剧是贯穿人生始终的主旋律。

　　钱能给人自由，也能将人囚禁。钱是翅膀，同时又是脚镣。钱在让你飞起来的同时，捆住你的双脚。

文凭与饭碗

　　拥有大学文凭的真正含义是好找工作，而找工作的真正含义是给别人打工。因此，大学文凭实际上是加入打工族的特别通行证。没有大学文凭的真正含义是不好找工作，不好找工作的真正含义是逼迫自己创业当老板。因此，没有大学文凭实际上是进入老板序列的特别通行证。

　　铁饭碗的真实含义不是在一个地方吃一辈子饭，而是一辈子到哪儿都有饭吃。

　　（《北京晚报》11.27）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 明确纳税人十四项权利

   据《羊城晚报》12月1日报道，国家税务总局近日首次发布《关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公告》，把散落在我国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和相关税收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相关规定“归拢”，明确列举规定了我国纳税人拥有的十四项权利与十项义务。

   纳税人十四项权利的第一项就是知情权，此外还包括保密权、税收监督权等。税务部门专家表示，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已成为一种国际趋势，许多国家将提高为纳税人服务水平和保护纳税人权利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究其原因，现代税收体制如果要实现高效运行，很大程度上需要纳税人的配合，同时“租税国家”的性质也决定了税务机构对纳税人态度的改变。

高长虹忆鲁迅

   就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鲁迅也不愿加入国民党——虽然许广平当时是国民党员。对于这一点，曾经跟鲁迅合办《莽原周刊》的高长虹回忆道：“那时加入国民党的人很多，成了一时期的风气。我问鲁迅为什么不加入国民党？他说他想骂的人不一定是国民党要骂的人，国民党要骂的人他不一定想骂，所以他不加入国民党。这话在现在看来好像是很奇怪的，在那时却十分平常。那时在我们谈话里把骂人看得像现在抗敌一样光荣。 ”高长虹还说：“鲁迅那时（按：指上世纪20年代中期）的政治思想还没有确定，凡是革命的、进步的，他都赞成。我曾问过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意见。他说：‘怕是对的吧！’不过，他对于那时的青年共产主义者却很表示不满，常说他们是皇太子主义，以为明天的天下一定是他们的。鲁迅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他不很相信理想。最喜欢嘲笑的是黄金时代，那是永远没有的…… ‘再过五十年还是这样，这里有《莽原》，那里有《现代评论》！ ’”

   高长虹这些文字出自他的《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刊登于1940年9月1日重庆《国民公报·星期增刊》，是应茅盾先生之约而作。这份报纸存世不多，一般人不易读到，也没有引起鲁迅研究者的足够重视。这篇回忆表明，鲁迅在当时虽然跟国民党有着反抗北洋军阀政府的一致性，但仍然在政治思想上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原则立场。鲁迅批判的“皇太子主义”是一种“打倒皇帝自己做皇帝”的农民起义观，归根结蒂仍是一种封建意识，为鲁迅所不满是理所当然的。（摘自11月30日《今晚报》作者陈漱渝）

易纲谈创新的五个层次  

   据《中国经济导报》11月28日报道，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近日在北京大学作报告称，创新也分不同层次,在最浅的层次上,是产品的创新,比如电灯、手表、计算机、因特网,以及许多金融产品的创新,都是此类;组织创新是创新的第二个层次,近现代以来的大多数创新就是按照公司、企业、市场等组织模式完成的;而将组织的运作以概念、规则、法律等形式固定下来,则是创新的第三个层次,世界性的竞争规则,像WTO、IMF等,都是别国制定的规则;拥有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是创新的第四个层次,因为创新的完成要靠一个一个以某种形式组织起来并按照游戏规则行事的个人;实现对产权的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则是创新的第五个层次,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才能产生有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的个人,有了他们,才能够有创新。

位置学

   某官员写了一本游记，附有很多插图，均为他在各地游历时的照片，大多是三四个人的合影，但都没有图片说明。照片上的人，有些认识，有些不认识。不认识的，根据位置也能判断身份。作者是副厅级，如果他站在中间，旁边的人应该等于或小于副厅级；如果他站在一侧，中间那个人，就应该是厅级或厅级以上干部。我向他询问了几个我不认识的、站在中间照相的人，果然职务都比他高。

   他们习惯了位置的排列，即使在最轻松无序的游玩中，也要把位置排列得一丝不苟，绝对错不了。  （摘自 《杂文月刊》第12期上作者易水寒）

最珍贵的东西

   给一家心理机构做问卷调查，只有一个问题：你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

   一位老妇人这样写道：到了古稀之年，所有美好的东西，如容貌、健康，都已渐渐失去。最珍贵的便是逝去的青春韶华了。另一位被调查者，是刚刚工作的大学生，他唉声叹气地写出：我想要座别墅，安逸快乐地生活，但我清楚那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还有一个上小学三年级的男孩，他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他最珍贵的东西，就是手上的遥控赛车，那是爸爸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每天与小伙伴们一同赛车，是他最快乐的事。

   在所有的调查问卷中，将近80%的人都认为，最珍贵的是那些已经失去或不能得到的东西。只有20%的人觉得，正在拥有的东西才最珍贵，而在这少数人当中，又以儿童居多。由此，心理学家测试出，儿童是幸福感最强的人群。因为儿童没有被太多的世事干扰，也没有过高的欲望。其实，世间最珍贵的，并不是“得不到”和“已失去”，而是现在所能把握的幸福。

   （摘自12月1日《新民晚报》作者汪亭）

“直言”有待双向容忍

   翻开刚出的《中国新文学 大 系·杂 文 卷（1976-2000年）》，先读主编朱铁志的序文，不由就想起他去秋的另一篇序文来。比起前者纵论二十余年中国杂文演化的洋洋大观，后者显得单薄哩，只是评析陈乃举一本《秋实集》，却也独具特色——特色就在坦陈 “不足”上。乃举杂文之不足，我有同感焉，却从未直言，我因此钦佩铁志。坦然容忍批评，欣然置于卷首，我更钦佩乃举。

   近日悼念钱学森，提及他最感念母校加州理工学院的争鸣氛围，那里“打学术擂台”居然是常态。当研究生钱学森在讨论会上与导师冯·卡门互不相让，过后竟是这位权威学者上门坦承：“钱，昨天的争论你是对的，我错了。 ”换在我们，研究生敢？《光明日报》刊载过40年前中科院地质所一位研究生因为反对导师观点而不能毕业，今天这类“老板”式导师并未绝迹啊！

   晚年孙冶方在一次会上给于光远传递一张纸条：“8+2=10，还缺2个。”意即已争论8次，渴盼再战，凑成十全。——如此幽默方式、游戏心态，多好！

   杨振宁回忆录中提到奥本海默在德国做玻恩的研究生时，经常会打断别人包括玻恩的学术报告，走上讲台拿起粉笔说：“这可以用底下的办法做得更好……”杨振宁的描述还是皱着眉头的，甚至直指奥氏日后成就领导研制原子弹大业仅仅因为处于美国特殊环境。可是我们一些朋友谈论类似脾性的束星北时，却欣赏他打断同为物理学大家的王竹溪讲课，“捏起粉笔在王

   先生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口气讲了大约四十分钟。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耿直固然可敬，礼貌却嫌欠缺。

   要培养直言的风气，我想，还有待双向容忍。   （摘自12月2日《文汇报》作者司徒伟智）

校长推荐上北大 “推荐语”竟然如出一辙  

   宋石男在12月2日 《新京报》撰文说，“热爱集体，乐于奉献，思维敏捷，勤于钻研，勇于创新，敢于质疑，成绩优异，竞赛成绩突出，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善于合作，积极参加多项社会工作，组织能力强，综合素质突出，在同学和教师推荐过程中得到高度认同”；“热爱集体，乐于奉献，思维敏捷，学习能力强，勤于钻研，勇于创新，学习成绩优异，多次获得年级第一，善于合作，社会工作能力强，综合素质突出，能够发挥表率和带动作用，在同学和相关教师推荐过程中得到高度认同”； “热爱集体，乐于奉献，思维敏捷，勤于钻研，勇于创新，成绩优异，多次获得年级第一，兴趣广泛，文理兼优，尤其对人文社会科学有着特殊的爱好，善于合作，组织能力强，综合素质突出，在同学和教师推荐中得到高度认同”。

   以上三段话,是北京某中学校长给北大实名推荐三名保送生写的评语。仅从字面上看，三段评语如出一辙：集体总是热爱的，奉献总是乐于的，思维总是敏捷的，素质总是突出的，认同总是高度的。可是，我们完全不能看到被推荐者的个性与才能。

   在死气沉沉的推荐语里，折射出的是流水作业的刻板，应试教育所制造的伤痕。这伤痕不止烙在学生身上，也烙在教育者身上。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指出 现行税收结构不利创业和经营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在12月2日《中国经济时报》上撰文指出，从我国税收结构的设计看，主要征税对象是企业，以及企业的投资经营活动。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房产和遗产等财产税、土地矿产淡水等资源税、排污行为税、个人所得和劳动保障税等税种的比例过低。如房产税仅为575.4亿元，占全部总税收的1．16％；而排污收入，比如对自来水征收的排污费，排放烟尘费等，可能没有列入财政收入之中，有的可能没有开征，但是，即使征了，比例也很低；2007年资源税仅收了261亿元，为总税收的 0．053％；个人所得税为3184．94亿元，也只占总税收的6．44％。

   这样一种税收结构，其作用及其特征是：负担主要集中在创业、投资和经营方面，是抑制和不鼓励投资开办企业的税制;资源税几乎是象征性的，是鼓励浪费性开采和使用能源、矿产和淡水等资源的税制；对污染几乎不征税，或者征税很轻，是鼓励排放污染环境的税制；几乎不征房产税和遗产税，是鼓励居民有钱不要创业、投资办厂和经营，而去购买住宅，倒卖房子，或者出租房产进行食利的税制。简言之，办企业不如倒房子。目前这种税制结构，与鼓励创业、保护生态环境、节约利用资源、抑制食利阶级产生和谋求共同富裕等现代理念是不相符合的。

韩少功妙答文学的作用

   经常遇到有人提问：文学有什么用？我理解这些提问者，包括一些犹犹豫豫考入文科的学子。他们的潜台词大概是：文学能赚钱吗？能助我买下房子、车子以及名牌手表吗？能让我成为股市大户、炒楼金主以及豪华会所里的VIP吗？

   我得遗憾地告诉他们：不能。

   不过，岂止文学利薄，不赚钱的事情其实还很多。下棋和钓鱼赚钱吗？听音乐和逛山水赚钱吗？情投意合的朋友谈心赚钱吗？泪流满面的亲人思念赚钱吗？少年幻想与老人怀旧赚钱吗？做完义工后的充实感和成就感赚钱吗？……这些事非但不赚钱，可能还费钱。但如果没有这一切，生活会不会有些单调和空洞？

   在没有版税、稿酬、奖金、电视采访、委员头衔乃至出版业的漫长岁月，不过是仅仅依靠口耳相传和手书传抄，文学也一直能生生不息蔚为大观，向人们传达着有关价值观的经验和想象，指示一条澄明敞亮的文明之道。把文学与利益联系起来，不过是一种可疑的现代制度安排，更是某些现代教育商、传媒商、学术商等等乐于制造的掘金神话。

   在另一方面，只要人类还存续，只要人类还需要精神的星空和地平线，文学就肯定广有作为和大有作为——因为每个人都不会满足于动物性的吃喝拉撒，哪怕是恶棍和混蛋也常有心中柔软的一角，忍不住会在金钱之外寻找点什么。在这个时候，人类的文学宝库中所蕴藏的感动与美妙，就会成为出现在眼前的新生之门。（摘自12月3日《人民日报》作者 韩少功）

人脉就那几个人  

   博恩·思希是位社会学家，主要研究人脉学。他有一套著名的理论：1比25裂变定律，即你如果认识一个人，那么通过他，你就有可能再认识25个人。这套理论曾被西方商业界广泛采用。

   人脉真的很重要吗？2004年7月，博恩·思希到中国访问，有人送给他一本《中国历代帝王传》。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他对中国帝王的死法产生了兴趣。他发现中国的皇帝有一半以上是被自己身边的人害死的。同时，他还发现，欧洲国家的帝王在死亡的形式上，也与中国帝王相类似。

   博恩·思希经过反思，认为人脉学上存在着 “二律背反”。就是说，人脉理论看似颇有道理，但是，通过运用哲学上的辩证分析，就会找到它的谬误之处。至于人脉理论的谬误在哪里，他没有说。

   后来，我在别人的一本书中发现了这么一段话：“无论你的产业有多大，人脉有多广，你一生所面对的，说到底就是身边的那几个人。相互琢磨和提防的，也就是你身边的那几个人。当然了，真正给你爱和你真正能爱的，也就是那几个人。”这也许是博恩·思希想说而没有说的。你周围的亲人，从小认识的那几个朋友，以及身处的小环境，也许就是你最具有价值的人脉。（摘自《格言》11月下作者刘燕敏）

闲话“领导打岔”

   《红楼梦》第四十九回、五十回描写芦雪庵诗会极为精彩。从宝玉、湘云吃烤鹿肉，到黛玉、湘云、宝琴争联即景诗。偏偏在这个时候，几个丫鬟跑进来道：“老太太来了。”是的，这位贾府里最高领导的驾临，使得这幅正在徐徐展开的美好图画戛然而止。

   年轻人早没了刚才没大没小的轻灵与活跃，而是众星捧月般将贾母围在当中。老太太自然是很习惯这样的场景，那腔调活脱脱像现在的一些大干部、大领导：呵呵，没妨碍你们吧？我呢，因为现在白天短，中午不敢睡觉，想起你们了，便来凑个趣儿，欢迎不欢迎啊？嗯？哈哈。年轻人自然不可能当领导是空气，也自然不可能重回刚才那无拘无束的图画中去，只会在一边随声附和。领导继续和年轻人亲切交谈：刚才都做些什么呢？众人便说：做诗呢。领导随口说道：做诗？嗯，好，不过好是好，毕竟不如做些灯谜，马上就要过年了，正月里正好用得上，是不是啊？众人应道：是啊是啊，还是领导想得周到！

   如此闲扯一会儿，领导起身了。领导是个好领导，还很关心年轻人，说的都是家常话。只一样，领导这一来，完全不理会年轻人正在上演的青春舞曲，而是随着自己的兴致发表意见。这样不痛不痒地一打岔，芦雪庵的这些青年演员们不由自主地停下了正在上演的精彩剧目，呆呆地站在舞台上，忘了台词，忘了步伐，忘了眼波流动，忘了神采飞扬……

   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原本正在精彩上演的好戏，因为“领导打岔”而变了调、走了腔、改了面目呢？   （摘自12月4日《今晚报》作者卢荻秋）

为什么笑脸只留给熟人

   一位外国朋友，中文学得倍儿棒，也算是大半个中国通了。不久前，在一次聚会上，他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只把笑脸留给熟人？ ”

   他通过观察，发现许多中国人走在大街上，神情是紧张而肃然的，不会轻易送给陌生人一个笑脸。其实中国人是善笑和爱笑的，只是这种笑容，多数是留给熟人的。

   他举了例子，在大街上，两个陌生人相遇，彼此木然地擦肩而过，而这时，他们的同伴突然发现对方是熟人，然后停下来寒暄并介绍，于是几个人的脸，突然冰雪消融地绽满了桃花般的笑容。不独如此，就是买东西也一样。以前我到一家水果店买水果，老板见我是老外，总是给我最高价，而且秤也不老实。而有一天，他发现我是他女儿的老师之后，局面一下子变了，价格不仅不高了，买几个还强要送上几个。而对别的陌生人，却照样卖。他把善意和笑脸，只留给熟人，这种行为方式，让我很奇怪。

   老外满脸通红地说完他的困惑，在座的诸位听完之后表情各异，有说他钻牛角尖的，也有说他不了解中国国情的。但大多数人，却从他闪着疑惑亮光的眼中，感到了一丝从背脊到发梢一路冷过的寒气。作为一个外来旁观者，他以第三只眼的角度，看到我们早已熟视无睹的细节，而困扰我们的社会问题的病根，也许就潜藏在那一个个小小的细节中。

 （摘自12月3日 《扬子晚报》作者曾颖）

“牛马赛跑”会是怎样

   最近一次教育论坛上，人民大学附中的一位副校长语出惊人，他把成绩好的学生和成绩差的学生比作 “马”和“牛”，称中国的教育 体制 是 逼 着“牛”“马”赛跑。此言一出，引发众人关注。

   目前在我国，学生成才的途径依旧单一。而这条道路上的 “通行证”，就是各科考试综合成绩得高分。家长为了让孩子成为“骏马”，不惜花费大量精力和金钱成本。但是，不是所有学生都具备“马”的潜质。有的学生具备其中某一两项特长，但在学科考试中并不能体现出来，于是他们便成了“牛”，在升学选拔中处处失利。

   不科学、不合理的比赛，让“牛马”赛跑，以“马”的标准来要求所有的“牛”和“马”，当“牛们”努力向“马”看齐，最终就会舍弃了自己力量上的优势，而只追求速度上的提高；结果往往是“骏马”没有当成，连“牛”也做不成了。

   杨福家院士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名美国中学生，学习成绩优异，凭他的成绩可以进入哈佛大学，然而他最终却选择了一所烹饪学院学习厨艺。原因很简单，这所烹饪学院产生过许多世界级烹饪大师，该学生父母也非常尊重孩子的意愿。当“牛”有着充分的发展空间和适合他们的评价标准时，他们的潜力才会爆发出来。

只有让 “骏马”和“壮牛”都能获得尊严，才能实现自身价值。

（摘自 12月 4日《解放日报》作者徐敏）

颁奖应避嫌  

   小娴在12月5日《新民晚报》撰文说，中超颁奖典礼，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奖项是：公安部获得了中超的“特别贡献奖”。据说，这是今年足协新增的一个奖项。

   按理说，中国足协给公安部发个“特别贡献奖”，未尝不可。回头细想，整整一个赛季，30轮赛事、240场比赛，球员与球员、球员与球迷、球员与裁判，彼此之间，闹出过多少乱子、整出过多大动静？平心而论，公安部门确实不易，他们为维持球场秩序、保护球迷安全、维护中超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功劳不可抹杀。也难怪中国足协动了表彰公安部的念头。

   可问题是，2009年，中国足坛最大的新闻是打黑扫赌，而中国公安部，偏偏是负责足坛打黑的第一职能部门。

   如此看来，在这个节骨眼上，足协偏偏给公安部颁奖，不够智慧，至少时机不对。就算初衷是出于真心感激，结果仍容易让人产生联想。

   公安部还是从中国足协那里接过了这个颇有“创意”的奖项，不过，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拿了奖之后，坚持司法公正的公安部是不会手软的，扫黑打赌的力度，相信一定不会减弱。

杨绍明：两张照片的故事

   杨绍明是原国家主席杨尚昆之子，以下是他的口述。

   周总理难得的一张游泳照

   那一年，毛主席在庐山开政治局会议时，开玩笑地对周总理说，刘少奇、朱德都会游泳，唯独他是“旱鸭子”。周总理听过之后认了真，要我父亲帮他找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给他派一个游泳教练来，他不相信自己学不会。

   父亲回来后把这个“新闻”告诉了我：“周伯伯要学游泳，快去拍照片！”于是，我带上相机跑去庐山人工湖，看见周总理真的下水了，一边是教练，一边是警卫长。我赶紧找了一只小船撑过去。周总理学得很认真，起初并没有注意到我正在给他拍照片，后来终于发现了，便从水池中抬起头，哭笑不得地说：“嗨！你这个小二！ ”周总理在延安时曾从马背上摔下，从此右臂带伤，因而最终还是没有学会游泳。我拍的“周总理学游泳”的照片，就此成为“绝照”。

   给小平同志拍“办公照”

   我给邓小平拍过许多照片，至今清晰地记得，有一次，新华社要我拍一张邓小平的办公照，我就去报告卓琳阿姨。卓琳阿姨回头对邓小平说：“我们帮着打灯，绍明来拍一张你的办公照。”邓小平听完，马上回了这么一句：“我从来就不办公，拍什么办公照片！ ”听似“不近人情”，但这却体现了邓小平的一贯风格，因为他最讨厌形式主义。在日常生活中，他批阅文件并不是坐在办公桌前，而大多是在家中那张木条沙发椅上，或坐或半躺，随看随批。不过，那次在家人的劝说下，邓小平最后还是同意拍了，当时就在他看电视的休息室里，他坐在沙发上，手上就拿着当天的《人民日报》。（摘自《我的父辈》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张黎明主编）

低碳与低调

   日前，南京20家环保组织发倡议书提倡低碳生活。我相信大多数人会赞同这一倡议。不过，要真正做到过低碳生活，首先还要低调做人。

   众所皆知，小汽车族是排放二氧化碳的主力。然而，小汽车的拥有者有相当多一部分不是因为工作、生活需要，而是将其当成身份的标志。你没有小汽车，我有小汽车，我的身份就比你高了。都有小汽车，但我是小排量的，你是大排量的，我就也想换成大排量的。一些政府官员更是将小汽车跟官阶、级别挂上钩，好像到了什么级别没坐上什么车就丢了脸。

   我从报上看到，日本小家庭的平均住房面积为80多平方米。我们的收入比日本低得多，可我周围的人住房面积大多超过100平方米。几年前，我到某市委机关办事，看到一位主任空荡荡的约40平方米的办公室还惊讶，以为这太浪费了，可如今某些领导的办公室已有 120平方米，其中卧室、洗手间一应俱全。我问别人，要这么大的办公室做什么？答曰：什么级别的官就要什么样的办公室。

   可见，如果一个人放不下架子，处处想炫耀自己的地位与财富，那是过不了低碳生活的。真要赢得别人尊敬，最好是低调做人、过低碳生活。

   （摘自12月8日《中国青年报》作者汪强）

完成减排目标：中国每个家庭一年多付64美元 　

　　中国于11月25日向世界宣布旨在应对气候变暖的减排计划表，承诺到2020年时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将比2005年降低40%到45%。中国将为此支付多大的成本？

　　由前中国气候谈判代表、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率领的团队，完成一份题为《关于中国未来低碳发展路径和技术选择的情景研究》的研究报告。报告计算，2005年中国共排放温室气体56亿吨。如果到2020年时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削减33%，则2020年中国将排放109亿吨二氧化碳。

　　“如果目标是33%，那么我们只需要延用现有的措施就可以了”，邹骥说，“但即便如此，中国付出的代价也极为巨大。”关于这一点，一位气候谈判专家告诉记者，“为达到GDP能耗下降20%的目标，‘十一五’期间，中国需要关停5000万千瓦的小火电，头三年已经关停了3000多万千瓦，这已经造成数十万人的失业”。

根据邹骥的研究，当减排目标设定为“下降40%”时，新增成本还不明显，而当减排目标提升到40%以上时，减排成本开始飞速上扬——这是一个成本剧增的临界点。例如，当减排目标设定为“下降45%”时，则相比33%的减排目标要多减排22亿吨二氧化碳，每减排一吨碳的成本上升到14美元，每年增量减排成本为300亿美元，相当于全国每户居民每年要多负担64美元。而当减排目标为“下降50%”时，相比33%的减排目标要多减排29亿吨，每吨碳的减排成本上升到了27美元，每年增量减排成本达到860亿美元，相当于每个中国家庭每年要多负担166美元。

　（《21世纪经济报道》12．2　邓丽　定军文）

提高会议费标准三问 　

　　财政部近期调整了中央国家机关会议费开支标准：一类会议由每人每天400元提高到600元；二类会议由每人每天300元提高到500元；三类会议由每人每天260元提高到400元。

　　首先，会议就是会议，本来是没有必要划定类别的，之所以要划定类别，无非为了依据行政级别给予不同待遇。问题在于，官越大，是否就饭量越大、身板越大呢？

　　次则，无论调整前后，会议费标准动辄每天数百块，远超普通公众的支付能力，而涉及到基本民生，却为何远远低于财政的支付能力呢？譬如说，广东省的贫困标准竟然比经济不发达的老挝低19%、比越南低20.4%、比蒙古低55.3%。

　　第三，为什么要提高？会议费提高幅度均在50%以上，难道财政部认定物价实际涨幅在50%以上？那么有没有已经或准备采取哪些措施保证普通公众的实际生活质量不下降呢？

(《羊城晚报》12.7　许斌文)

电动车“新国标”影响上亿人出行 　

　　12月初出台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新国标规定“40公斤以上、时速20公里以上的电动自行车，将称为轻便电动摩托车或电动摩托车，划入机动车范畴”。

　　在北京新街口路口，一位骑电动车者说：“你看前面二环堵成这样，电动车要是归为机动车，那我就得上机动车道，你说还走得动么？”更多电动车

主表示对此项规定尚不知情，但“事关我们出行的事情，规定出台为何没有听证？这有点草率吧。”

　　一纸规定的更改将牵扯到很多方面的变化：超过2000家电动车生产企业将变成无证生产的非法企业，超过500万就业工人将面临失业，按现有1.2亿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计算，近亿人出行将受到影响——要么选择考驾照上牌买保险，要么放弃骑行。

　　对此，专家表示，此新国标恐成利益集团的利益平衡工具，近亿人的出行目前却受到影响，谁又来为民生利益考虑呢？对于波及面如此之广的一项公共政策，出台之前管理部门无疑要做大量的调研工作。“如果政策出台得过于仓促，标准拟定得过于简单刻板，在推行中遇到巨大阻力后再回过头来调整，反而会损害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工人日报》12.7　车辉文）

鄂尔多斯现象背后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连辑日前发表演讲，称今年鄂尔多斯的人均GDP超香港。

　　鄂尔多斯在本世纪初还有5个国家级贫困县。因煤和天然气的发现，在短短五年间经济就增长了整整八倍。截止2008年，全市人口159.1万人，经济总量达1603亿元，人均GDP1.4万多美元，财政收入265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435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7052元。

　　然而，欣喜之余，地方政府还是保持谨慎为好。经济总量和人均GDP固然反映了一个地方的经济实力，但更要看到它是怎么来的，民众是否能够实实在在享受经济增长的好处。

　　以人均收入而言，2008年香港普通职工的月收入为1万港币，约合人民币9100元，而鄂尔多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月约为1619元。再从财政支出来看，2008年香港特区政府用于教育、福利、医疗的3项支出占到整个财政支出的54%，而鄂尔多斯在这些方面的支出虽有大幅提高，但其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恐怕30%都不到。更不用说在城市管理、生态建设等方面的差距了。

　　当然，香港毕竟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不能把香港的一些做法简单套在鄂尔多斯上。但像鄂尔多斯这样的资源城市要富起来很快，问题在于，城市富起来后如何持续发展。

（《燕赵都市报》12.8　邓聿文文）

院士增选名单泄密猜测

　　11月12日,一份2009年中科院院士增选结果的不完全名单惊现网络。在名单中，增选院士为24人。几天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杂志社的任博士在其博客上发布了一份新当选院士名单，共35人。

　　12月4日揭开谜底的这一天，中科院宣布选举产生35名新院士。网络版第一份名单的24人全部在这35人之列。网络版第二份名单的35人，与最终公布的名单完全吻合。看来，网络发帖者的“猜测和推断”准确无误。

　　中科院院士每两年增选一次。为了做好保密工作，中科院为院士增选专门制定了相关文件，程序不可谓不严密。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让不明真相的群众只能作出种种猜测：

　　猜测一，新院士增选结束后，有人按捺不住喜悦心情，把名单透露出去了。

　　猜测二，消息提前泄露，说明选举过程有内幕。

　　猜测三，为什么“网络完全版”与“官方版”有差别，可能一个是按得票排序，而另一个按姓氏笔画排序。

　　猜测四，秘密在哪个阶段泄出？按增选程序，最后一轮是院士不记名投票，最先知道结果的一定是参与投票的院士。可能的链条是：院士A告诉了B，B告诉了C……末了，圈内人任博士发布。

　　我们希望赋予科技塔尖的这群人“最高学术称号”时，每一步都公平公正，不要有种种荒诞社会力量的介入和干扰。 （《中国青年报》09.12　从玉华文）

“碳足迹”无处不在 　

　　通俗地说，碳足迹指的是一个活动或产品“所排放的温室气体综合”。这里的温室气体，主要是指二氧化碳。这个足迹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指的是我们产生的二氧化碳对地球的影响，就像一个个脚印踩在地球上一样。

　　有人说，我没开工厂，没开车，也会产生二氧化碳？其实，环顾一下我们的生活，开灯、做饭、洗澡、打电话……无一不在产生二氧化碳。可以说，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踩下“碳足迹”。有关数据显示，平均每个人每年的碳足迹约为3吨。

　　那么一吨二氧化碳是什么概念呢？在常温25℃及标准气压下，1吨二氧化碳的排放所占空间为556立方米。

　　有人说，减轻碳足迹只是初级目标，“碳中和”才是最高追求。所谓“碳中和”，指的是实现碳排放为零的目标。即排放多少碳就做多少抵消措施，如植树等，来达到平衡。

链接

如何计算碳足迹？

　　用电的CO2(二氧化碳)排放量(KG)=度数×0.785

　　开车的CO2排放量(KG)=公升数×2.7

　　乘飞机的CO2排放量(KG):短途200公里航程以内,公里数×0.275；中途200~1000公里航程以内,55+0.105×(公里数-

　　200)；长途1000公里航程以上,公里数×0.139

（《新京报》12.6　颜颖颛文）

非正式搞笑

　　出租车上，广播正在播报：“本台最新消息：海洋路发生一起恶性伤人事件，两名歹徒打伤我一百一十名民警，夺路而逃……”

　　听完广播，我和出租车司机毛孔都竖起来了。这歹徒也太嚣张，太厉害了！居然打伤了100多个警察还能夺路而逃，难道是武林高手？

　　正当我们议论的当口，播音员又说话了，侧耳一听：

“不好意思啊，刚才报错了，不是一百一十个警察，而是110民警。”

（《杂文月刊》2009年第12期）

西安事变不是单纯逼蒋抗日 　

　　随着相关档案的陆续公开，中国内地学界对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的研究也有了很多新进展。中国近代史学者杨奎松教授近日接受了记者采访，他14年前写作的《西安事变新探》被国内外学界认为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

　　记者：张学良为什么发起西安事变？除了抗日外，有没有其他原因？

　　杨奎松：主要是跟中共中央的关系问题。在他发动事变前的1936年11月，中共接受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的宁夏战役刚刚失利，损失很大，处在非常危险的状态。当时红军三个方面军已会合在甘肃北部，但国民党中央军也围追堵截过来，把红军逼到很小的一块地方，已无法继续生存了，中共中央只好决定重新再来一次长征，突破包围圈后想办法进山西、河南、陕西，经过一年左右再转回来。张学良跟中共中央已经秘密合作了很长时间，想要通过中共联合苏联。如果中共走了，张学良的这个计划也就彻底泡汤了。

　　记者：张学良要联合苏联的目的是什么呢？

　　杨奎松：当然是要抗日，东北军拖家带口，离乡背井，跑到西北来能呆多久，整个东北人都想回东北啊。但靠蒋介石能打回东北吗？这一点张学良非常明白，蒋介石自己也讲得很明白，东北问题不是靠中国自己能解决的。张学良当时要回东北，唯一可以指望的只有苏联。因此，发动西安事变不是张学良单纯地想要逼蒋抗日的问题，最直接刺激他的原因是红军要走，他必须要把中共中央和红军留下来。因为张学良抗日必须要联苏，而联苏他除了找中共，别无他途。如果红军走了回不来，或者蒋介石把共产党消灭了，他也就没有联苏的希望了。

　　另外，张学良在给毛泽东去电要求知道苏联政府的态度时，问的也是苏联对他的“一二一二革命”（即“西安事变”）有何意见。由此可知，张学良发动事变其实就表明了准备站到中共和苏联一边，参加“革命”了。这已经超出他打回东北老家去的目标。

　　（《时代周报》11.30　刘若南文）

耶鲁教授给女儿上的经济课 　

　　《24堂财富课》（陈志武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8月版）是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与女儿谈商业模式的对话集。这是一堂“生活中的经济学”，采用父女之间对话的形式，通俗易懂，融专业性与可读性于一身。

盖茨的商业模式

　　不久前的一天，早晨7：30，我开车送14岁的女儿陈笛上学途中，她问起：“盖茨为什么这么富？他怎么会有近600亿美元的财富？”

　　我说：“1977年盖茨21岁的时候，创办了微软公司。1986年3月微软股票上市，那时他30岁，就成了亿万富翁!”

　　陈笛：“可是，他为什么一个人能赚这么多钱？”

　　“其实，盖茨能拥有亿万财富，并不是说他已经实现了这么多的盈利收入，而是在他公司上市后，股票市场对微软未来的收入非常看好，愿意给微软的股票很高的价格。也就是说，是股市帮助盖茨把未来的收入提前变现，他今天的财富不是靠过去已赚的收入累计起来，而是未来收入的提前累计。”

　　陈笛：“那么，为什么微软会这么值钱？它跟别的公司有什么差别？”

　　“原因当然很多。第一个原因可能是软件商业模式的特点，因为一旦微软花成本开发出一种软件，比如Windows，那么，每多卖一份Windows，收入是260美元，可是其成本接近零，也就是说，这260美元是纯利润，净赚。今天全世界有6亿多的电脑用户，哪怕中间只有1亿人购买，这也是260亿美元的收入!你说，这么大的市场，同时每卖一份软件的边际成本又几乎为零，这种商业模式怎么会不赚钱呀!”

　　陈笛：“爸爸，你说的边际成本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一旦你已经投入开发成本、广告成本，为了再多卖一份产品，你还要付出多少成本。比如，我正在开着的凌志牌汽车，每一辆要卖4万美元。但每辆车的制造成本会很高，而且每辆的成本基本一样。况且他们要付工人很多的工资、退休金以及其他福利，所以，每辆凌志的边际成本很高，丰田汽车公司的利润空间永远无法跟微软相比。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喜欢微软的股票，而不会太热爱汽车公司股票。”

星巴克为什么会成功

　　陈笛：“爸爸，如果微软产品的边际成本几乎是零，而餐馆、制造公司等的运营成本、材料成本很高，那为什么还有人去开餐馆、建制造公司呢？这本身不就说明还能赚钱吗？”

　　“的确是这样，各个行业都可以有赚钱机会，关键还得看有没有办法降低成本，或者巧妙地创新商业模式。比如说，星巴克咖啡店创始者霍华德·舒尔茨通过开咖啡馆成为亿万富翁，更确切地说，他的财富是13亿美元!他于1985年成立星巴克公司的前身，到今天星巴克的市值是254亿美元，短短20多年就在有300多年的老行业里创造出这种奇迹。”

　　陈笛：“这我就不明白了，像星巴克这样既没有新科技，又是一个老掉牙的行业，怎么还有机会呢？”

　　“首先在于规模，星巴克今天有差不多1.3万家分店，遍及全球，这是星巴克跟微软类似的地方，都有广大的消费群体。”

　　陈笛：“为什么星巴克的品牌这么好，世界各地的人都愿意去，都愿意为星巴克咖啡付这么高的价格？他们是不是花很多钱做广告?”

　　“这个问题问得好。的确，几乎所有公司品牌都要花大钱做广告，以此在消费者群体中建立信任和形象。可星巴克没有花过一分钱做广告，但它的品牌却是全球咖啡行业最响的，这是星巴克最大的成功秘诀。”

　　陈笛：“为什么星巴克不用花钱做广告就能建立顶尖品牌呢？”

　　“最重要因素就是全球化和全球范围内的人口流动，为星巴克这样的品牌连锁店带来空前的机会。像爸爸经常在世界各地跑，不管到哪儿，我都没有时间、也没兴趣去了解当地的咖啡馆。因此，如果一看到那里有星巴克，很自然，我肯定会去那里，因为我熟悉他们的咖啡单和咖啡口味，一进去就知道要什么，就像在纽黑文的星巴克一样。换句话说，一旦纽黑文的星巴克把我变成了顾客，我就成了世界各地星巴克的顾客。因此，是全球化带来的跨国人口流动造就了星巴克，为星巴克节省广告开支，使它每卖一杯咖啡的边际成本很低。”

（原文写于2009-12-14 09:49:17 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