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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高登义科学探险手记》丛书(6册)的“登极取义”4:从天气实习室到中国登山天气预报

已有 5524 次阅读 2018-11-14 22:19 |个人分类:心得交流|系统分类:图片百科

 

登极取义4

从天气实习室到中国登山天气预报

在我所在的地球物理研究所第二研究室,有一个为新来科研人员学习天气预报的“天气实习室”。凡新来的大学生,都必须在天气室实习三年,每周轮流值班天气预报。通过连续三年的天气预报实践,加深认识影响我国的主要天气系统演变,为进一步研究欧亚大气环流演变规律,为我国天气预报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打下坚实的基础。

“天气实习室”三年  当时,“天气实习室”由1956年毕业的李玉兰负责,我们尊称为“主任”(照片62、63)。主任的责任是安排每天分析天气图的人员,安排每周担任预报主讲的人员,并指导我们正确地分析天气图。李玉兰主任不仅能够相当准确地分析天气图上的天气系统,而且手绘的等值线流畅美丽,我们戏说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当时的天气室在地球物理所大楼最上层的401大房间。每周天气会商的时间是每周六的下午,其时,第二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包括陶诗言、顾震潮、叶笃正、杨鉴初、朱抱真(照片64)、潘菊芳等前辈都会参加,发表指导性的高见。

 

照片62. 李玉兰主任与我的儿子高峰(左)和她的女儿王晖在一起

 

照片63. 李玉兰主任(前左)和我们家人在一起

 

照片64. 我所同事看望本所前辈之一朱抱真先生(左2)(右3黄荣辉、左1高登义)

 

第二研究室把天气实习室视为正式的天气预报台,完全按照正规的天气预报过程进行。凡当周任预报主班者,第一,根据天气实况检验上周天气预报的成功和不足之处,并尽可能找出不足的原因;第二,分析一周来天气形势演变,给出未来一周的天气形势展望和三日内的天气预报。每次预报会商过程中,研究室的前辈们都会即兴发言,点评上一周和当天当班者的预报思路与方法的优缺点,重点讲解所遇到的天气系统特点,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不仅学习前辈天气预报的精髓,而且加深欧亚地区主要天气系统的认识,受益匪浅。

我也在这个天气室中经过了三年的天气预报实践,从预报实践中,从前辈们每次的指导中,学习了许多书本上得不到的思维和方法,为后来参加我国登山天气预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例如,陶诗言老师(照片65)有一句话,令我永远难忘。他说,“要做好天气预报,首先在你的脑海中要储备欧亚天气系统在不同季节演变的模型,随时都可以为你提供预报的思路和方法。”老师强调说:“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影响东亚天气气候的天气系统演变规律牢牢铭记于脑海里,那么,制作我国的天气预报就有非常好的基础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首先非常熟悉欧亚天气系统演变规律及其对于天气要素的影响,而要做到这点,我想,必须认真研究总结欧亚天气系统变化规律及其对于天气要素的影响。当时印象最深的天气系统就是东亚大槽演变对我国天气预报的重要性。又如,叶笃正和顾震潮前辈,经常强调青藏高原对于西风急流的分支作用,影响青藏高原和我国长江流域以南的天气变化最大的是被分支后的南支西风急流,国外也叫副热带西风急流。

 

照片65. 陶诗言先生(左)七十五华诞与叶笃正先生合影

 

1966年,在我去珠峰科学考察之前,我曾经专门请教过叶笃正和陶诗言老师。叶笃正老师建议我把《西藏高原气象学》专著带去,一边指导科学考察,一边研究这本书中的不足。陶诗言老师建议我把所资料室里保存的春季欧亚天气形势图带到珠峰,随时查询。我按照两位老师的意见,带了《西藏高原气象学》专著和近三年来春季欧亚天气形势图,装了一个大铁箱,参加1966年的珠峰科学考察。

与绒布寺住持对话绒布寺今昔  1966年2月底,我随同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科学考察队冰川气象组来到了珠峰大本营绒布寺(照片66)。

 

照片66. 珠穆朗玛峰北坡1966年没有被破坏前的绒布寺

 

一开始,中国科学院科学考察队的帐篷不够用,我和几位队里的年青人被分配到绒布寺的寺庙里过夜,大约有20来天。这20来天印象深刻,至今记忆犹新。第一天晚上进住绒布寺,是由科学考察队领导华海峰领着我们四人去与绒布寺的住持联系。在黑幽幽的寺庙中,一位小僧人手举小灯笼走在住持前面,我们紧紧跟随。三转两转地来到了一间相当大的殿宇,高高的屋顶,四周都是奇怪的壁画,没有灯,幽深深地,令人毛骨悚然。住持特别强调,不能够点火,不能够触摸壁画,保持清洁。说完,单手胸前直举,告别我们说:“善哉!阿弥陀佛!佛祖保佑施主!”

我们拿出自己的鸭绒睡袋等睡觉设备,取出电筒,悄悄地入睡了。

在这些日子中,住持时不时地来看望我们,我们得以有机会向住持请教问题。一天晚上,住持来看望,问寒问暖。我乘机请教绒布寺的来龙去脉,引起了住持的兴趣。他在一声“善哉”后,来龙去脉地介绍了绒布寺的今昔。

早在明末清初,在珠峰北坡的绒布寺叫“大绒布寺”,南坡的绒布寺叫“小绒布寺”,小绒布寺的住持是由大绒布寺任命,每年末,小绒布寺的住持等都要来大绒布寺朝拜和进修。1960年之后,小绒布寺的住持虽然不再由大绒布寺任命,但还是要来大绒布寺朝拜。看来,1960年之前,珠峰是完全在我国境内。

在两三次与住持接触中,得知住持出生在日喀则,曾经留学英国,会三种语言,英语会话非常流连,汉话说到也不错,藏语是他的母语那更不用说了。言谈中,他渊博的学识和对中国的爱洋溢其间,令人钦佩。

可惜20天后,我们四人都回到了帐篷,从此失去了与绒布寺住持的联系。

偶然进入中国登山队气象预报组  有一天,我和冰川气象组的沈志宝一道去登山队气象组访问。此时,正值登山队气象组讨论天气预报,组长彭光汉客气地要我们二人一起参加讨论。

看见气象组挂在帐篷壁上的几幅欧亚天气形势图,我的眼睛顿时亮了,好像回到了我们研究室的天气实习室了。我一边认真地听他们讨论,一边仔细地看近三天来500百帕天气形势图演变,有了自己的预报思路。

轮到我发言时,我参照我在地球物理所第二研究室讨论天气预报的思路和方法,回顾了三天来500百帕天气形势演变特点,指出了南支西风带上的低压槽和高压脊变化,提出了未来三天可能的天气形势演变,并建议要重点抓住南支西风带上低压槽和高压脊变化。我的这些观点,实际上是向陶诗言、叶笃正老师等前辈学习的。

我的发言引起了登山队气象组组长的兴趣。讨论完毕,彭光汉组长单独约见我,热情邀请我参加登山队气象组天气预报工作(照片67~69)。

 

照片67.1966年彭光汉在珠峰北坡大本营

 

照片68.50年后我们重逢在我的家中(右为彭光汉)

 

照片69.1966年10月出生的彭光汉女儿(右)陪伴其父(右)来到我家

 

我知道,中国登山队和中国科学院科学考察队是两个兄弟单位,双方都有自己的领导,我不能够自己做主回答,建议登山队气象组通过登山队领导向我们科学考察队领导联系。

彭光汉很执着,当天就向登山队领导许竞、王富州(照片70)汇报,第二天,科学考察队领导冷冰书记(照片71)就约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可以,但要向地球物理所领导汇报。

 

照片70.在珠峰大本营,中国登山队政委王富洲与队友握手告别

 

照片71.1975年中国科学院珠峰登山科学考察队合影(前排右3冷冰,左3高登义)

 

很快,通过电报联系,陶诗言老师代表地球物理所第二研究室发来电报,“同意高登义同志参加登山队天气预报”。彭光汉组长任命我为登山队气象组副组长。

说真心话,光汉是我从事我国登山气象预报的引荐人,是我在科学考察道路上遇见的又一位“贵人”。

记得我有一位大学同年级同学,在40年后聚会时,她热心地给每一个同学单独“看手相”,曾经对我说,“你在关键时刻几乎都有贵人相助”。这也许是巧合。

珠峰天气预报的教训与决心   根据登山天气预报组组长彭光汉的分工,我主要负责高空风预报,即700080009000m高度上的风向风速预报。根据我在所里“天气实习室”学到的知识,我制作了4个预报工具:1.300百帕等压面上沿东经75度和东经90度的风向风速时间剖面图,2.300百帕等压面上沿东经75度和90度的高度值时间剖面图,3.300百帕等压面上沿北纬40度和30度的高度值时间剖面图,4.300百帕等压面上沿北纬40度和30度的风向风速时间剖面图。前两个工具的用途是监视高空天气系统自西向东移动的情况,后两个工具则是用于监视高空天气系统自北向南移动的情况。制作预报时,综合使用上述4个工具来判断是否有西风带上的天气系统自西北向东南移动,从而制作珠峰北侧79千米高度上风向风速的12天预报。

1966年春,利用上述工具作了三次珠峰地区70009000m高度的高空风预报,12天的风速变化趋势基本可信,但风速的定量预报不准,也曾带来沉痛的教训。

196642122日,上述后两个预报工具中显示,北支西风急流迅速南下,948位势什米等高线从北纬35度南下到北纬25度,另外,上述前两个预报工具中也显示,一个25米/秒以上的大风中心自西北向东南移动。据此,在422日的登山气象组的天气会商中,我预报423日风速要加大,但风速加大多少,大风维持多少时间,我没有把握。讨论中,没有得到组内预报员的支持,我的预报没有列入气象组的预报结论中。

其时,中国登山队副队长张俊岩同志正率领第二分队从7600m营地向8100米营地运送登山物资,突然遇到大风袭击,在没有得到气象组预报的情况下率队下撤。在大风中通过76007400m的大风口(作者称其为“狭管效应”地区),有4位队员的登山包被大风吹下山谷中,16位队员有不同程度的冻伤。当我和彭光汉组长一道去看望这些冻伤的队员们时,看着他们当中有人要被截去手指、脚趾,内心既悲痛又惭愧。我希望他们能批评我们,但他们都默默无言。当我和组长彭光汉快离开时,一位受伤的老队员说话了:“我只担心明年的登顶任务能不能完成。”短短一句话,也许是对他的身体的担忧,也许是对我们气象预报组水平的担忧!“登山天气预报的确重要,的确与登山队员性命忧关啊!”我下定决心,我立志要把登山天气预报水平提高!

518日,结合学习中国科学院关于中国科学研究“赶超世界科学水平”的文件后,我郑重地向科学院党委写信,“要把国家登山天气预告任务作为珠峰天气学考察研究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登山天气预告中,虚心向登山气象组内的预报员学习。带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作好珠峰登山天气预告。”

就这样,我在青藏高原山地气象科学考察研究过程中,一方面发现了一些山地天气气候变化规律,另一方面也为我国登山队攀登珠峰、南迦巴瓦峰等制作了越来越准确的气象预报。登山天气预报实践提出了科学考察研究的题目,通过科学考察研究发现新的山地气象规律,利用这些新发现规律指导我国登山气象预报。

珠峰科学考察初见成果  1966年我参加的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主要是在国家登山队气象组度过的。中国科学院的气象科学考察任务,一部分是沈志宝同事在6300米考察完成,另外一部分由我负责在大本营的科学考察,收集分析研究珠穆朗玛峰大本营的气象观测资料,特别是在大本营进行登山气象预报中的实践总结。

在分析研究珠峰1966~1968年科学考察资料中,在陶诗言老师的指导下,由我执笔撰写了“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气象条件”、“珠穆朗玛峰的云”、“青藏高原对大气环流和天气系统影响的初步探讨”,与沈志宝合作撰写了“珠穆朗玛峰北坡的局地环流和冰川风”。当时,叶笃正老师好像在“牛棚”里,没有办法请教。

这里特别要强调,“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气象条件”论文,陶诗言老师虽然没有答应在论文前署名,然而,从论文思路和结构都是陶诗言老师设计的,文章也是经过老师修改的,也许,当时正在文化大革命中,老师不敢署名吧。让我心里稍为得到安慰的是,在1980年出版的另一篇论文“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气象条件和预报”中,陶诗言老师终于署了名。

就这样,我于1966、1975、1980、1983、1984、2003、2008年先后多次为我国登山队攀登珠峰、南迦巴瓦峰制作登山天气预报。1984年被中国登山队誉为“珠峰天气预报的诸葛亮”、“西藏气象的眼睛”。2003年5月11日到21日,在中央电视台演播室《珠峰气象站》栏目中(照片72),进行珠峰登山天气预报的实况转播,有幸准确地预报“5月16~18日没有宜于攀登珠峰的天气”,“5月21日起有三天以上的攀登珠峰好天气”。2008年奥运圣火在珠峰传播过程中,作为珠峰天气预报的顾问,提出“5月6日后有三天宜于攀登珠峰的好天气”,与在珠峰大本营的气象组共同为奥运圣火传递做出了贡献。

         照片72. 20035月,高登义与主持人王小丫女士(左)在《珠峰气象站》栏目中作登山天气预报实况转播

 

在完成多次攀登珠峰和南迦巴瓦峰天气预报过程基础上,撰写出版了三篇关于攀登珠峰和南迦巴瓦峰的天气预报论文,并在《中国山地环境气象学》(照片73)专著中,以第三篇“人类对山地环境气象条件的适应”为题,在第一、二章中分别论述了攀登珠峰和南迦巴瓦峰的气象条件和预报,在第三章中论述了人类对于各种山地环境气象条件的适应问题。

 

照片73.《中国山地环境气象学》,高登义著,2005年,河南科技出版社。

 

珠峰科学考察成果的多样性    我在参加1966年珠峰科学考察过程中,途经兰州,并在兰州身体训练。其间,认识了兰州回民中学的语文老师、北京师范大学1964年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杜生渝女士,结为终生伴侣,生育了两个儿子高峰和高原(照片74)。高峰寓意珠峰科学考察,高原寓意青藏高原科学考察。

1974年底,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把我夫人杜生渝调入本研究所。之后,我的学术论文大多是她帮助我最后对文字与语法修饰,并以她秀丽的书法抄录整齐后,送交相关出版社(照片75)。

的确,一个男人的点滴成功离不开女人的支持。在此恭敬致谢!

          照片74.我的家庭(前排左起,高原、外婆刘玉霞;后排左起,高峰、杜生渝、高登义)


照片75.杜生渝为我的论文抄录的原件

 

难忘恩师们的教诲与鼓励  回顾我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第二研究室的《天气实习室》走向中国登山气象预报的道路,除了恩师陶诗言外,杨鉴初、朱抱真研究员的指点和帮助也永远难忘。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1958级的学生。在我大学求学期间,陶诗言老师为我们讲授“天气学”课程;毕业后虽然没有直接在陶诗言老师的门下工作,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科学院基本停止了科学研究,而我却正在忙于青藏高原及天山山脉科学考察的时候,老师对我的确起到了科学研究启蒙的作用。

1963年初,记得我班部分同学在中央气象局的气象台毕业实习的时候,一个星期天,班里要我去请陶诗言老师来讲课。那时,陶诗言老师的家里没有电话机,我只能乘车去老师家当面邀请。

我和老师一道乘320公共汽车到中央气象局。

陶诗言老师是我国天气学的权威,我当然要抓紧机会向老师提些问题请教。在从汽车站走向气象局的途中,我们谈起了挪威气象学家的欧洲大气锋面模式时,我冒昧地问:“陶先生,您为什么不给出亚洲大气锋面模式?”老师深沉地对我说:“我也想啊,但不那么容易!必须积累相当的天气资料,并要与欧洲大气锋面模式有相当的不同才行啊!不过,你能想到这个问题,很好!”老师的鼓励令我高兴,但老师那样的深沉,我当时并不理解。数十年后的今天,我明白了当时老师深沉的原因,因为挪威气象学家提出的欧洲大气锋面模式是气象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要突破它,谈何容易啊!

刚进研究所时,我被分配在气候学家张宝堃老师的门下。当时,在研究所里流传“气候不如天气,天气不如动力”;我的毕业论文是典型的“动力”范畴,但被分到气候学家的门下,虽然没有什么情绪,但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一天,我正在所图书馆按照张宝堃老师的吩咐翻译美国《Science》杂志的一篇文章,陶先生正好也在图书馆看书。陶老师(照片76)向我走过来,先问我在看什么。当老师知道我正在按照张老宝堃师的吩咐,每周翻译一篇美国《Science》杂志的文章时,关切地对我说:“张老这样严格要求你,你要好好珍惜!叶先生把你分配到张老的门下,是要你好好向张老学习传统气候学的研究方法,将来开展气候动力学研究,这可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啊!”陶诗言老师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旋,细细琢磨老师的话,原来是在做我的思想工作啊!

 

照片76.在庆祝陶诗言老师七十五华诞座谈会上,陶诗言老师(右)与学生(中是高登义,左是徐飞亚)谈笑风生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于攀登珠峰的兴趣高涨,关心我的攀登珠峰气象预报文章的人越来越多,似乎我也变得有名了。随之而来的头衔也多了,什么“给地球号脉的人”,“珠峰天气预报的诸葛亮”,什么“西藏气象的眼睛”……然而,在这背后,人们并不知道,我是在陶诗言老师的鼓励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啊!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我在原地球物理所大楼的最顶层的小屋子里撰写珠峰科学考察总结报告。因为当时的珠峰科学考察是绝密任务,这间高个子不能站直的小屋是不能让一般人进来的。但陶诗言老师是指导老师,当然例外。一天,我向陶诗言老师汇报总结题目后,老师很认真地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写一篇关于攀登珠峰天气预报的文章呢?”老师的提问很突然,我毫无思想准备,不知该说什么好。在我迟疑中,我想,在科学院是不搞天气预报的,人们也不看好天气预报的文章,这是其一;其二,我才参加一次攀登珠峰的天气预报,恐怕没有什么好写的。老师看出了我的犹豫,认真地说:“珠峰是世界最高峰,今后一定是登山者关注的地方,这是第一;第二,正因为珠峰天气预报时间长,是超中期天气预报,难度大;第三,珠峰天气预报与国家任务紧密相关,而且当时就能检查预报结果。仅就这三点,就值得研究,值得总结,值得写!”老师的三个“值得”看出了老师的决心,我被感染了,答应写。

在我撰写这篇论文的过程中,陶老师从题目、提纲到对文章的逐字修改,都付出了心血。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66年11月19日,陶老师以他自己在为我国火箭发射基地做天气预报中的教训,告诫我,在制作珠峰天气预报中,一是要抓住主要矛盾,预报出宜于攀登珠峰的好天气时段,二是要在有利于攀登珠峰的好天气条件中,密切注意出现不利于攀登珠峰的坏天气条件。听完老师的教诲后,我立刻在我的科学研究笔记本上认真追记了老师的谈话,并绘制出老师讲述的天气环流示意图(照片77、78)。

陶老师列举了两个不成功天气预报的个例。第一例,1965年10月某日下午,老师第一次做火箭发射天气预报,其时,一次高空槽前的地面冷锋过境,本站大风,据此,老师预报“明天下午八点前,地面偏北风,晴天”,然而,天气实况与预报不完全符合,上午晴天,但下午云量增大,不符合火箭发射条件。检查原因,原来,这个冷锋过境后,它的尾巴变性,成为暖锋,使得本站云量增加(见照片77中的示意图)。第二例,一次,北支西风槽后,本站处于高压脊区,老师预报晴天;但由于南支西风槽前的偏西南气流北上,形成气流的辐合区,云量增加,不符合火箭发射条件(见照片78中的示意图)。

这两点,不仅在我撰写论文中有益,而且,更在我制作攀登珠峰天气预报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最为难忘的是,老师以自己天气预报不成功的教训来启示我,真是推心置腹,诲人不倦啊!老师这种求真务实的科学研究态度和敢于在学生面前袒露自己天气预报不成功事例的精神,潜移默化地注入了我的科学研究人生。

          照片77.1966年11月19日,作者请教陶老师后在笔记本上追记的原始记录

 

照片78. 1966年11月19日,作者请教陶老师后在笔记本上追记的原始记录

 

后来,我先后发表了“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气象条件”与“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气象条件和预报”两篇论文,后者的第一作者是陶师言老师。

陶师言老师和我署名的那篇文章曾经多次被国内外的登山家复印去阅读与预报参考。美国登山队在攀登珠峰前还专门托中国登山队王富洲要这篇文章的复印件,并提出希望把文章的大小标题和图表翻译成英文(照片79、80)。

记得在1984至1985年我应邀参加日本第26次南极考察期间,日本冰川学家和气象学家藤井理行和松田治(照片81)把我与陶诗言老师署名的那篇文章的复印件带到考察船上,多次与我讨论文章中提到的天气预报问题。

 

照片79.应美国登山队请求,我的论文《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气象条件和预报》将目录图表等翻译为英文

 

照片80.同上。(本页是攀登珠峰最佳季节总结和攀登珠峰天气预报的开始)

        照片81. 作者(右2)与日本冰川气象学家藤井理行(左2)、生物学家松田治(左1)在南极

 

杨鉴初研究员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四位著名气象学家之一,当时,有“叶顾陶杨”之称,即,叶笃正、顾震潮、陶诗言、杨鉴初。就天气预报而言,陶老师偏重中短期天气预报,杨老师偏重长期天气预报。攀登珠峰的天气预报中,7~10天的中长期天气预报非常重要。为此,我在多次请教陶老师的同时,也多次请教杨鉴初老师,而且,在请教后也立刻在我的科学研究笔记本上做了追忆记录(照片82、83)。

从9月26日我的记录可见(照片82),杨老师强调,做中长期天气预报要有信心,敢于下判断,老师说,“首先要思想上有信心,打主动仗,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做好”,“要敢于最后下判断,不要三心二意,主意定不下来。”在具体预报方法上,老师根据我提出的利用新德里前一年秋天高空风的变化类型与当年定日高空风的关系,杨老师强调用“相似相关法”,先利用历史资料,将它们之间的关系分类,最后对当年定日的高空风做出判断。我向杨老师介绍,根据对比分析,定日气象站的高空风资料可以代表珠峰的高空风。杨老师说,若如此,就以定日气象站所有7年的高空风历史资料与前一年秋天新德里的高空风历史资料的关系分析归类,等今年秋天新德里的高空风资料出来后,预报明年春天珠峰的高空风。

从10月21日请教杨老师后的记录可见(照片83),老师特别强调一点,要预报某气象要素当年的变化,以直接用该要素历史变化归律来与当年相同要素寻找相似相关为最好。

杨老师(照片84)既从信心上鼓励我,更从具体方法上指导我,受益匪浅。

 

照片82.1966年9月26日,作者请教杨老师后追记的笔记

               照片83.1966年10月21日作者请教杨老师后追记的笔记

 

照片84.扬鉴初老师

 

从我1966年9月26日的记录里(照片82)还可看出,在我请教叶笃正和朱抱真老师中,两位老师都建议我参考印度预报雨季开始的方法来预报珠峰雨季的开始。

回首往事,在我为中国登山队制作攀登珠峰气象预报中的一点一滴成就都饱含了多位老师指导与教诲的心血,没齿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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