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道教史笔记（八）

 

大约东晋初期，五斗米道改名为“天师道”。南北朝时，天师道有南北之分：北天师道的代表人物是十六国北魏之际道士寇谦之；南天师道的代表人物是南朝刘宋道士陆修静。

 

一、寇谦之对北方天师道的改造

 

寇谦之（365--448），字辅真，关中冯翊万年人。青壮年时代修道求仙，主要活动于后秦羌族姚氏政权（384--417）控制的关中与河南嵩洛地区。关中本是汉末大批五斗米道徒从汉中向北迁入的地区，也许寇家受环境影响，成了信奉天师道的世家。谦之自幼便好道教，然作为士族子弟子，感兴趣的主要是道教服食成仙的方术。其多年服食无效，但却以“幽诚上达”，感动了仙人成公兴下凡，引导他入山修炼。二人先入华山，后至嵩山，隐居石室，采药服食。7年之后，成公兴尸解飞升，留下谦之继续“守志嵩岳，精专不懈”。

 

寇谦之曾两度托神造经，创立道教新教义。第一次是在后秦弘始十七年（415），他托称太上老君降临，授他以新天师之位和《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亦名《老君音诵诫经》，现残存一卷），宣布将旧道法“尽皆断禁，一从吾乐音诵诫新法”，即革除旧五斗米中不合“大道清虚”之旨的三张伪法，而代之以“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的新道法：

 

1、新法废除了祭酒道官世袭制度，代之以儒家“唯贤是授”的原则；废除三张原在巴蜀设置的24治称号；规定道民不得任意改投道官，道官招收弟子须先考验3年；还废除了五斗米道的租米钱税制度和滥收  信之事。但保留了五斗米道祭酒统领道民的制度。

 

2、反对滥传房中术和滥传服食仙方，强调斋功为养生求仙之本，认为服食药物只能保证除病寿终，而长生的关键则在于奉守道戒，斋功礼拜，如此感通仙官下降接引，口授诀要，才能飞升成仙。

 

3、增加了了不少道教戒律和斋醮礼仪。戒律的内容，主要是儒家忠孝仁义道德规范；礼仪则包括奉道受戒之仪、求愿收福之仪、禳灾除病仪、忏过解罪仪、三会之仪等等。

 

北魏明元帝泰常八年（423）年，谦之再次托称有上师李谱文降临，授予他《箓图真经》（60卷，今已全部佚失）。在这部经书中，他对道教教义又作了如下变动：

 

（1）以“无极至尊”为最高神，替代三张时代原本所奉主神“太清玄元无上无极大道”，并构造了包括寇谦之本人在内的诸神系列，明确了诸天尊、神仙间的等级从属关系。他还把佛教释尊也拉入三十六天的诸神谱系中。

 

（2）吸收了佛教的劫运观念，认为在“末世垂及”的时代，地上生民只有立坛宇朝夕礼拜神灵，功德及于上世，并能修身炼药，学长生之术，才可能成为“真君种民”。

 

（3）书中还鼓吹寇谦之为李谱文的义子，受命奉持真经“辅佐北方太平真君”，这显然是为迎合当时正欲入主中原的拓跋魏统治者而有意制造的谶语，说明寇氏已准备下山投靠封建统治者，实现他佐国扶命、“为帝王师”的宿愿，使道教成为官方的正统宗教。

 

由于天师道的“新法”适合了鲜卑统治者与汉族门阀地主的需要，加之教主善于钻营，终于得到了官方的正式承认和支持，在北魏大为兴盛起来，特别是在北魏统一北方之后，寇氏得到了魏太武帝的宠信，这使新天师道在北魏发展到了极盛。

 

二、陆修静对南方天师道的改造

 

陆修静（406--477），字元德，吴兴东迁（今浙江吴兴）人，南朝刘宋著名道士。他适应当时门阀士族阶级的需要，对江南天师道组织进行整顿，搜集整理道教经典，制定斋醮科仪，从而推动了对南朝旧道教的改造和士族新道教的形成。

 

陆氏生当于东晋末至南朝刘宋时代。由于不满于儒家士族官僚的世俗生活，“乃精研玉书，稽仙圣奥旨，知羽化在我，道不吾欺，遂勤而行之。不舍寤寐。”出家后，初隐云梦山修道。孝武帝大明五年（461），溯江南游，筑精庐于庐山之下，隐居数年，名声远播。及宋明帝即位，被召入京都，深得明帝之欢心，“宋帝乃于北郊筑崇虚馆以礼之，盛兴造物，广延胜侣。先生乃大敞法门，深弘典奥，朝野注意，道俗归心。道教之兴，于斯为盛也。”在崇虚馆居约10年之久，于元徽五年卒，享年72岁。

 

在道教史上，陆修静是融合天师道与神仙道教，使早期民间道教发展为以奉持三洞经典科戒为特征的官方新道教的大师。具体说来，他对道教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整顿改造道教组织

 

早期五斗米道在组织制度上实行的是祭酒制度，其基本特征是“立治置职”，由兼具道师和官吏身份的道官祭酒“领户化民”，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并配有相应的三会制度、宅箓制度、缴纳命信制度等等。陆修静的《道门科略》对此作了较系统的论述。它规定：

 

（1）户口制：道民入道后应将全家男妇如数申报登记，若有家口增减，皆须由户主携带宅录和“命信”（纸笔财物等等）去本治上户或除名；道师凭此向天曹启告，请天神守宅之官保佑道民家口安全，禳灾却祸。

 

（2）三会制：在三会之日，道民必须到本治所去参加宗教活动，登记检查“宅箓命籍”，听道师宣布科禁，考校功过。

 

（3）入道升迁制：普通民众须积有功德，才能受箓为道。受箓之后，须有功才能升迁。

 

陆氏对道教组织的整顿，基本上是按照“三张”旧法，看来并未收到什么效果。

 

2、搜集整理道教经典

 

陆修静在遍访道教经典的基础上，总括“三洞”，校理卷数题目，于太始七年（471）撰成《三洞经书目录》（今已失传），共著录道家经书并药方、符图1228卷。在著录并刊正当时存在的某些道书的同时，他还首创了在道教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道教典籍分类方法----“三洞四辅十二类”，即将道书分为三洞（洞、洞玄、洞神）、四辅（太玄、太平、太清、正一）7大部类，其中三洞各部又划分12小类。隋唐以后历代整理道书，编修《道藏》，均沿用这一分类方法。

 

北周武帝宇文邕亲撰《无上秘要》，是最早的一部道教类书，共百卷（现存约70卷）。其时京城玄都观道士撰《玄都经目》，著录号称凡6300余卷，实有2040卷。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著录道教经典、药方、符图1228卷，实际行世者1090卷。此后，南朝梁道士孟法师撰《玉纬七部经书目》、陶弘景撰《隐居经目》；此外，梁朝学者阮孝绪撰《七录》，其外篇《仙道录》著录道教经戒、服饰、房中、符图4部凡425种，1138卷。

 

3、建立完善道教斋醮仪式

 

早在三张时代的五斗米道，已有一些简陋的斋法，如教斋、涂炭斋等。但由于这些斋法中保留有原始巫教杀牲血食、疯狂自虐的落后习俗，往往招致佛教及世俗学者的批评嘲笑。陆修静在完善道教宗教科仪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陆修静在总结前代斋仪的基础上，制定了“九斋十二法”，使道教的斋醮仪式基本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对后世影响甚大。（隋唐时张万福、杜光庭等道士继续撰集斋仪，大体皆以陆氏所撰为本。）他不仅撰订斋仪，并且亲自实践，还对斋仪的意义作出理论上的解释，认为：“道以斋戒为立德之根本，寻真之门户。学道求神仙之人，祈福希庆祚之家，莫不由之。”“此功德巍巍，无能比者。上可升仙得道，中可安国宁家，延年益寿，保于福禄，得无为之道。下除宿愆，赦见世过，救厄拔能，消灭灾祸，解脱死人忧苦，度为一切，莫不有宜矣。”

 

三、道教教义、戒规和组织的变化

 

1、教义的变化

 

东晋以来，道教在佛教影响下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突出地表现在新问世的道经大量吸收佛教教义，如涅般轮回、因果报应等等，加以改造，成为道教教义的一部分。

 

（1）生死观：以有生为空幻，不再强调爱身养生。

 

（2）修仙途径：从追求肉体不死，即世成仙，变为积功累德，死后升入仙堂，或来世成仙，并因此强调济世度人。

 

（3）祸福观：宣扬人生罪福皆由前世宿业所致。谓今世富贵乃由前世行业，积善愿念所致；而今生魂神苦痛，则皆由前世作恶所致。若今世再作恶，则又将报在下世。

 

2、戒规的变化

 

道教早期五斗米道虽已有某些简单的道戒，但与佛教戒律相比，还很不完善。晋宋间问世的道经中，已载有各种戒律，凡道士日常修行及生活起居的各方面，都有相应的戒规，其名目少则三戒、五戒，多则达“三百大戒”甚至“千二百威仪”。其中五戒、八戒、十戒的内容，与佛教戒律完全相同，只是将说戒者换上老君或元始天尊而已。但是与宣扬“沙门不敬王者”的佛教不同，道教戒律受儒家影响，将忠孝礼仪等宗法伦理道德也作为道士必须遵守的教规。

 

3、组织的变化

 

原五斗米道的组织制度是祭酒制度，最初仅行于巴蜀。自魏初五斗米道迁至北方后，随着天师道组织的分化，这一套制度便难以维持了。晋宋之际，道教在组织形式上出现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即道馆制度的兴起。

 

道馆与天师道的道治或静室有相同之处，即二者都是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但天师道的道治设于师宅，静室设于民家，是在家道教徒从事宗教活动的地方，而且祭酒与道民之间是半官半民的关系。而道馆则是出家道士集体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又是他们集体生活的场所。道馆中的出家道士也有等级区分，但道师与弟子间已是纯宗教的师徒关系。道馆的经济来源也不再依靠向道民征收“天租”。除了道师传授经典、替人作斋祈福治病所得的贝危信外，主要靠帝王、官府和贵族定豪之家的赏赐和施舍供养。一些道馆还拥有自己的房舍地产和供驱使的馆户。出家入馆的道士不仅不再缴纳道教的租米贝危信，而且还能免除政府的赋税力役，这是南北朝时代出家道士大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神仙道教主要是通过经典和方术的传承，结成较为松散的师承关系。某些道士采药服食，往来名山洞室，寻找仙馆，因此而出现了最早的道教馆舍。南朝的道馆遍及江南各名山大都，尤以丹阳茅山一带最多。隋唐以后，道馆改称为观，大的道观称作宫。宫观制度确立后，一直沿袭到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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