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这也是我加入共产党的思想基础。但是，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来不属于宗教范畴。事实上，当1984年12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无神论在中国思想界的宣传已经有三十多年，自小接受无神论思想的熏陶的我，没有也不可能有自觉的有神论思想，当然更不可能在宗教意义上去信仰某种“主义”。

我在大学里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是一种学术性的教育，当时担任马克思主义教育课程的老师都是以非常严谨的态度来讲授马克思主义，可以肯定，至少在他们看来，他们所讲授的马克思主义是学术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以我今天的观点来评价当时我们老师的讲课内容，我仍然认为，他们所讲授的马克思主义是属于学术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当时讲课时完全不再有“文革”时的那种非理性的狂热，而是在正当理性地反思和批判“文革”的时候以他们力所能及的理性来讲授这些课程的。以我自己的感受来说，在他们的教育之下，我所接受到的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而不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神话。我是基于这些知识，同时本着追求政治上的解放的欲望而申请入党的——当时的我自觉长期以来由于家庭成份不属于“红五类”而抬不起头，既无望参军，更绝望于入党。前者是我要求入党的认知基础，后者是我决定申请入党的意志动力。

所以，当我后来成为一个学者的时候，我是以自己固有的认知理性来审视马克思主义的。随时间的推移，我的知识较之于过去越来越丰富了，相应地，自己的认知理性也越来越发达，以我迄今为止的认知理性来审视马克思主义，我有这样一种自我感受，即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越来越坚定了，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坚定！这种信仰是基于我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作为一个伟大学者的马克思的人格的崇仰。

我最为崇仰马克思这位伟大学者的有两点：一是他对人类特别是人类中受苦受难的大众的深切关怀，二是他为人类特别是劳苦大众获得自由而几乎倾注了其一生的精力去从事对资本主义的科学研究。因此，我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在我看来是真正具有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马克思及其最亲密也最信任的朋友恩格斯所创立的学说，并且是他们把他们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充分地融入了其学说之中的马克思主义。今天的我之所以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因为我追求能够把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融会贯通的知识体系。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够把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融会贯通的知识体系——这绝对不排除将来还可能出现比这种知识体系更好的知识体系，即把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融会贯通得更加彻底的知识体系，而且我期望这样一种知识体系早日诞生。

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文精神，概括地说，就是他们对自由的崇尚，并且以实现人类的自由为作为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根本目标。但是，当他们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们从来都没有把自由理解为一种超时空从而超历史的东西，而是把自由纳入了历史范畴，把它看作是跟人类的发展进程相一致的具体的东西，从而他们总是把人类的自由理解为一个过程，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并且因此他们总是努力去探寻这个自然历史过程的规律，亦即探寻人类的自由的本质以及由这个本质所决定的实现人类的自由的具体途径。

因此，马克思主义决不能被归结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只是其非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假设的共产主义，而是他们对这个假设的求证过程，即他们对人类的自由的本质以及由这个本质所决定的实现人类的自由的具体途径的探索过程。这个对人类的自由的本质以及由这个本质所决定的实现人类的自由的具体途径的探索过程所体现的，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精神。

这就是说，在我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文精神是通过他们的科学精神具体地表现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人文精神就是他们的科学精神。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精神，概括说来，就是从经验事实出发的唯物主义精神，这种经验事实在他们看来是由实验科学所提供的，因而他们的唯物主义精神，归根到底是他们对实验科学的信仰和对由实验科学所提供的经验事实的信赖。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根据由他们所信赖的实验科学所提供的经验事实，最终发现了唯物史观——恩格斯曾称之为“马克思的历史观”。

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观，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是社会生产力中最重要的要素生产者（或曰劳动者）和生产工具（或曰劳动工具）的发展；而作为生产者的人和作为生产工具的物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生产目的与生产方式和生产方法的关系。在生产目的与生产方式和生产方法的关系中，是生产目的决定生产方式和生产方法——但是，一定的生产目的又必须通过相应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方法才能达到。

这样，马克思的历史观就可以被归结为关于生产方式和生产方法的理论。在这个理论中，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是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又逻辑地引申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简言之，经济决定政治的理论，或政治必须适合经济的性质的理论。

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他们对当时中国的了解，认为中国的前途应该是“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一版第七卷所载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评（一）》）——在他们看来，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参见：同上），并且建立“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的现实条件是“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同上），即1840年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的对华贸易，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英国对封建主义的中国的资本输入。这意味着，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观，资本主义国家对封建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入必然导致某种社会变革，并且这种社会变革的结果是“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的诞生——在中国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共和国”的诞生。

1911年，具有“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孙中山（参见拙文：《试论孙中山的人文精神》，《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所发动的辛亥革命爆发，这次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是要建立中国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所期待出现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共和国”是一致的。但是，辛亥革命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其革命成果被蒋介石所窃取，在这个基础上由蒋介石所创立的中华民国并不是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待出现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共和国”，而仍然是一个在本质上无异封建主义国家的专制独裁政权。这就是说，具有“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孙中山的社会理想并没有实现于中华民国，相反，对于孙中山的社会理想来说，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中国历史的一种倒退，至少中国历史并未因此而取得进步。

因此，推翻中华民国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革命，应该是对辛亥革命未竟事业的继续，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是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待出现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共和国”。

我信仰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也坚定地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待出现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共和国”。（参见拙文：《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的期望：“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