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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只有官商勾结才能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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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形势无限好之背后的文化隐忧
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形势是怎样的？出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我还是要引用 “文革”时常见于“两报一刊”的那句话来加以评论：“革命形势无限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从来都没有象现在这样好。”—— “文革”之末，国民经济实际上已经到达了崩溃的边缘，但“两报一刊”也还是那句话：“革命形势无限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从来都没有象现在这样好。” 我相信当时“两报一刊”之所以这样说，也是出于“社会和谐”的考虑，虽然那时还没有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
中国社会发展的形势固然是“从来都没有象现在这样好”，但是“革命形势无限好”的背后，还有没有问题呢？最近凤凰网站在当今中国富人的立场上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中国富人为什么缺乏安全感？凤凰网并发表评论予以了探讨，结论是：“在中国经商，不借助同政府权力的斡旋，企业很难获得成功。而一旦借助这种权力取得成功，也就意味着企业背负了‘原罪’。这是一颗引爆器控制在他人手里的炸弹，随时可能爆炸。”换言之，官商勾结是致富的必由之路，但靠官商勾结而致富，实际上等于是富人为自己埋下了一颗随时都可能由穷人引爆而导致富人灭亡的炸弹。这的确是一语中的！
但是，为什么只有官商勾结才能致富呢？这篇凤凰评论没有予以直接而明确的解释，只是提出了“规范市场制度、完善市场规则”的必要性，这似乎是意味着把只有官商勾结才能致富的现实原因归结为现在中国市场制度的不规范、市场规则的不完善。诚然，肯定现在中国的市场制度不规范、市场规则不完善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我相信，就是市场经济发达如现在的美国，其市场制度也有不规范之处，其市场规则也有不完善之处，而且事实上可以说，没有一个现代国家有一种绝对规范的市场制度从而有一套堪称“完善”的市场规则。由此看来，这篇凤凰评论除了为通过官商勾结而致富的富人寻找一个看起来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以外，没有任何实在的积极意义，因为它根本无助于人们认清当今中国现实的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前一段时间曾经探讨过中国古代遗民问题，最近仍在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迄今为止，我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所悟出的道理是：
遗民都是忠君者，他们的忠君行为在其成为遗民之前和成为遗民之后乃至于其去死后的世世代代都一直受到整个社会的道德褒奖，这足以说明，中国古代的忠君行为是一种具有相对永恒与普遍的伦理价值的越超性道德。在名教条件下，这种超越性道德以“忠臣”之类的名节形式可得以永垂世册或流芳百世。所以，只要人们践履忠君之德，他们便可望成就其道德名节而使自己青世留名。也因为如此，那些看重道德名节而“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孔子语）的君子，自然就不看重现世的功名利禄，而是一心一意去谋求自己的道德名声。这种内在地推动着人们去追求不朽之德名的名节之心以及作为这种名节之心的外在表现的气节之操，也就是为中国传统伦理所推崇的独立人格。
但是，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以来，由于“孔家店”逐渐被彻底打到，传统礼教（名教）也相应地被废止，从而超越性的传统伦理道德不再有其生存的社会条件，而原本“忠君”的爱国道德则演变为“忠党”（“忠于党国”）的爱国道德。蒋介石统治的民国的“忠党”之德与古代中国的“忠君”之德固然同属于爱国道德，但是，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是在普遍意义上去提倡爱国道德的，对一切忠于自己国家（王朝）的人们都持赞赏态度，虽然在战场上可无情地消灭他们的肉体，但对他们的精神则心怀敬意，例如，当年史可法激烈抗清而战死沙场，后来清帝下江南时还曾到扬州祭奠史可法；而蒋家王朝却是在特殊意义上去提倡爱国道德的，其统治者只是对“忠于党国”的人们持肯定或赞赏的态度，对那些对“党国”不忠或反对“党国”的人则一概加以排斥、否定，从内心到行动都是如此，其比较激烈的做法是把对“党国”不忠或反对“党国”的人们往死里整，而比较温和的做法则是对国民进行“党化教育”，要把他们教育得“不成功便成仁”地“为党国尽忠”。后一种做法类似于当年曹孟德曾经想尽各种办法来感化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云长，然而曹孟德在最终发现其感化无效时也就把关云长放归于蜀了，并没有加害于他。曹孟德放归关云长这样的事，在提倡“忠于党国”的蒋家王朝是不可能发生的，当时，不要说是对待忠于自己政党的共产党人绝对不会如此心慈手软，就是对待像杨虎城、张学良这样其实无意于对抗“党国”而只是违逆“党国领袖”意志而主张联共抗日以图救国救民的人，也是要么无情杀戮之，要么终身软禁之。如此看来，蒋家王朝的“忠党”之德较诸古代中国的“忠君”之德在文明程度上委实是一种倒退。
“忠君”之德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它与不朽的道德名声紧密联系在一起，与现实的功名利禄则并无必然联系，故践履“忠君”之德者不必是出于功名利禄之心，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也可能仅仅是为了成全其道德名节而已；反之，“忠党”（“忠于党国”）之德却不具有超越性，而仅仅是为自己的统治者（“党”或“党国领袖”）所褒奖的一种政治道德，这种政治道德是与经济利益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故践履“忠党”之德者必是出于功利目的，其“忠党”行为也就不再具有成全其独立人格的伦理道德意义，而仅具有成就其现世功名利禄的政治经济意义。
从古代的“忠君”之德到民国的“忠党”之德的转变是中华文化的根本性转变，随着这种转变，从殷周之际直到清代的追求不朽德名而看重道德气节和讲究道德操守从而顾惜廉耻的礼义文化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追求现世功名利禄从而政治上“唯上”和经济上“唯利”的功利文化。
历史事实表明，这种文化转变客观上促使蒋家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极其短命的王朝，因为随着以“忠君”为核心内容的传统伦理道德的瓦解和以“忠党”为核心内容的民国政治道德的建立，一心只求现世功名利禄的人们视不朽之德名为子虚乌有，不再有名节之心与气节之操，而是普遍信奉“有奶便是娘”和“无毒不丈夫”，持守如此生活信条者，为了达成其功利目的而了无廉耻之心，更无慎独之意，只有政治上的趋炎附势和经济上的唯利是图。在一个缺乏人格独立和道德自律的社会里，只要搞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就势必是奸商横行和官商狼狈为奸地荼毒百姓。民国之所以会形成官僚资本主义这座曾经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其文化原因正在于此。从伦理道德方面看，短命的蒋家王朝正是葬送于寡廉鲜耻以至于百无禁忌地无所不为、无所不取的恶劣党风与民风。
文化的转变虽然有其客观原因，但文化转变对于文化主体来说却并不是一个外在的自然过程，而是一个内在于文化主体的自为过程，文化转变朝哪个方向变化是由文化主体自己选择、自己决定的。总结蒋家王朝如此短命的历史经验，是可以从中吸取其历史教训的。当中国固有的文化面对严酷的世界现实而不得不发生转变时，它的主体在选择、决定其文化转变的方向时，固然应该“打倒孔家店”而建设一种新文化，但是却无疑不应选择一个比中国固有的礼义文化更加落后的文化形态作为其新文化建设的目标，然而，蒋家王朝恰恰是选择了一个比以“忠君”之德作为其核心内容的礼义文化更加落后的文化形态，建立了一个以“忠党”（“忠于党国”）之德作为其核心内容的功利文化。这种文化选择在文化发展远见上甚至远远落后于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的文化选择，黄宗羲在他那个时代就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况于无形无声乎！非其道，即立身于其朝，未之敢许也，况于杀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见，君有无形无声之嗜欲，吾从而视之听之，此宦官宫妾之心也；君为己死而为己亡，吾从而死之亡之，此其私匿者之事也……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1]但是，蒋家王朝的国民党却非但不知“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的道理，更反其道而行之地提倡起“非为天下，为党也；非为万民，为蒋姓也”的“忠于党国”的“新道德”，完全无视“五四”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建设要求。吾今观凤凰评论而终于知道，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即使是像凤凰网这样的“民主论坛”，其文化自觉的程度都仍然不能跟17世纪中期中国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相比，当然更无法同20世纪初“五四”的文化自觉程度相比了，所以根本就不可能为中国新文化建设提出比蒋家王朝的国民党更高明的文化建设目标。如果当今中国的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程度都倒退到了17世纪以前的水平，那末，即使中国经济已经被迫地进入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一个足以同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文化和以这种新文化为价值基础的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难道会从天上掉下来吗？
附：凤凰网评论：中国富人为什么缺乏安全感？
导语：近日，一篇关于富人掀起移民热潮的新闻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对于这同一条新闻，媒体却做出了不同的解读。有论者说：你看，国进民退，民众“仇富”。富人对投资没信心了，也没有安全感，于是都跑了，我们的社会得反思；有论者则反诘说：用“仇富”来说事，有时更像矫情甚至是要挟。富人的特权已经很多了，但是却没承担起应负的责任。
到底孰是孰非？哪种观点更准确的指出了现实情况？我们先从新闻时事说起。
富人移民潮 到底为哪般？
据媒体报道，现在存在所谓的富人移民潮，富人选择移民的原因是哪些，他们的不安全感从何而来？
来自《经济观察报》（5月22日）的报道说，中国内地富人移民海外的趋势比较明显。根据4月初发布的《2010胡润财富报告》估算，中国目前有5．5万名亿万富豪。没有可信的数据显示这些富豪已经有多少移民海外，但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再次掀起投资移民海外的热潮，当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而美国并不是投资移民的首选地。
排在第一、二位的原因分别是子女教育和寻找安全感。子女教育的原因属于正常原因，而“寻找安全感”则令人反思国内的社会环境。在国内不借助同政府权力的斡旋，很难获得成功。而一旦借助这种权力取得成功，也就意味着背负了 “原罪”。一旦社会矛盾激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会成为权力的祭品和替罪羊，成为权力打击和清算的对象。所以及时地“见好就收”甚至逃亡国外，就成了迫不得已的生存方式和选择。第三个原因是认为国内投资环境不好，还有各种税费太高。
如何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已成为今天富人们不得不担心的一个问题。一是国内的投资环境，离法治化和规范化还有不小距离，许多投资渠道限制民营资本进入，腐败成本沉重。二是贫富差距拉大，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不时引发的“仇富”心态也让富人们如坐针毡。这种全社会弥漫的非理性仇富情绪，把富人连同他们的财富一起逼向海外“安全地带”。
富人缺乏安全感 真问题还是伪问题？
富人移民，是他们真的缺乏安全感还是他们的财富存在原罪，抑或是他们不想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富人移民，而我们关注的焦点是这些离开的身影背后的另外一些信息。比如说，政商关系复杂导致的经营困境，不时冲击着营商者的信心。上周，曾经的中国首富黄光裕一审判决入狱14年。黄光裕犯案受到法律制裁无可非议，但此案依然提醒我们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中国经商，不借助同政府权力的斡旋，企业很难获得成功。而一旦借助这种权力取得成功，也就意味着企业背负了 “原罪”。这是一颗引爆器控制在他人手里的炸弹，随时可能爆炸。
不可否认的是有些富人的财富是存在“原罪”的。一方面，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必须仰仗权力才能生存和发展，“财富”和“腐败”往往共生，资本和权力的结合本来就是一部分富人的生存方式，人们仇富也与富人财富来源的合法性、道德形象不佳及责任形象缺失都有一定关联。另一方面，社会调节机制一定程度的失灵和财富再分配机制的缺位使得贫富差距增大，富人害怕自己的财富成为清算的牺牲品也是正常的。
中国的富人可以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根据美国国税局统计，2007年美国收入最高1%的人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占联邦政府所征收的个税总额40.4%。而中国呢？早前有一份报告显示，占中国人口约20%的富裕人口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到全国个税收人的10%。中国的富人并不是缴税大户，相反工薪阶层才是。而且，美国的富人捐款多，赚了钱不回馈社会一定会遭到民众的非议，而中国的富人却在改革收入分配的节骨眼上选择了移民。
社会要进步逃避无出路
我们的社会确实存在问题，但富人移民国外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许多富人是国内某些不规范、不完善体制的受益者。他们在致富的过程中，游走于灰暗地带，与权力合谋，为自己带来利益。但是许多富人在完成了财富积累之后，并没有努力去推进法治和制度的建设，反而不是和权力结合的愈加紧密，获取更大利益。这其实是在做损害制度的事情，这相应的限制了那些没有资本做灰色交易的创业者，切断了他们的致富之路。
蜘蛛侠的伯父告诉蜘蛛侠：能力越大意味着责任越大。现代社会财富其实意味着社会资源，拥有更多的财富意味着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也就意味着更大的责任。所以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越多也就意味着其对社会的责任越大。当然，这种责任并非是一种强制回馈社会的责任。而是在规范市场制度、完善市场规则方面，富人应该承担更大的建设责任。这不但对整个社会发展有好处，也对富人自身有好处。
资料显示，中国的税收呈富少穷多的逆调节态势，经济学家茅于轼等人也说，现行税制实际是累退性质，富人的大部分收入没交税。正是基于这种现状，当下调整收入分配的呼声高涨，但这显然不是“均贫富”，而只不过是要让社会回到正常的轨道上。而只有一个正常的社会，才能不但给穷人一个安全的底线，也能给富人一个稳定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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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马克思说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同样的，每个人的安全感也是富人获得安全感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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