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博友李亚辉先生可是连篇累牍，好文不断啊！我读之常受其启发而产生一些怪想或生出一些新念。亚辉兄前不久所发文章《谁来拯救民科?-和鸿飞》提出：

       民科搞科学是业余爱好，业余爱好肯定和吃饭的职业没啥关系，民科为什么容易选择一些世界性的难题，作为研究对象？

　　第一，有趣；世界性的难题，为什么难倒了无数人，本身就很有趣。

　　第二，纯理论；世界性的难题，一般都是纯理论的，没有说“如何造一个地球这么大的馒头？”，是一个世界难题的，既然纯理论，就没啥条件约束，一支笔几张纸，就能搞。

　　尤其在中国，这个最最彻底的剥削国家，还能搞啥？不就是搞自己的脑袋，你还能搞啥？

　　第三，有难度；有难度，就会长期搞。民科搞科学，是兴趣，不是任务，你说搞一个三天完成的项目，就没啥意思了。

　　第四，功利；当然包括和官科一模一样的功利心理，这算啥，人人都有，官科甚至更严重。

        我对其中纯理论研究比较适宜于仅有一支笔、几张纸的民科去搞的观点，颇以为然，而尤其赞同“民科搞科学，是兴趣，不是任务”之说！ 任务压在头上，能创新么？能！不过这种创新是奴隶式创新。

        奴隶是从不搞理论创新的，他们只可能搞技术创新。奴隶之所以要搞技术创新，是因为他们被繁重的劳动压得透不过气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狗急跳墙”地为了减轻自己的劳动负担，只好设法去搞技术创新来达到自我减负的目的。相对于任务压力繁重的奴隶，给人布置任务的主人则不必为自我减负而烦恼，所以也不会有动力自己去搞技术创新的，但为了从奴隶身上榨取更多的劳动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也会鼓励奴隶去搞技术创新，并因此给奴隶们提供一些创新条件。奴隶的技术创新与主人的榨取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剥削本能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缺一则无法搞成技术创新。

       奴隶为什么不搞或搞不了理论创新？因为奴隶头上压着繁重的任务，完成任务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去“玩虚”的？所以，理论创新是只有那有闲阶层才有条件去做的事。有闲阶层不必是以剥削奴隶为事的主人，但却是比这些主人更自由的主人。以剥削奴隶为事的主人其实忙得很，心事多着呢，又要管奴隶，又想着赚钱，哪有时间去搞理论创新？所以，理论创新只能由自己既不是奴隶又不是剥削奴隶的主人，而是温饱解决而衣食无虞的自由人去从事，其中实际从事理论创新的自由人就是所谓知识分子。

      中国古代，大夫以上者是以剥削奴隶为事的主人阶层，农、工则是被主人剥削其劳动剩余产品的奴隶，商是与那些主人争抢其钱财而为主人阶层所忌恶的“奸人阶层”，这些“奸人”与主人一样忙，所以和朴实的农、工一样也做不了知识分子。只有为主人阶层豢养着的士，才是真正的有闲阶层，才有条件去做理论创新工作。只不过有条件搞理论创新，却不一定就去作理论创新之事。为主人阶层豢养着的士人中，有些只是象狗一样被豢养着，只知如何去讨好主子，以博得主子的欢心，从而讨得更多的奖赏，这些属“狗”的士人是不会去从事理论创新的。从事理论创新工作的，只是那些忠诚于自己的主子，诚愿为主子卖命的属“牛”或属“马”的士人，他们宁肯为自己的“苦口良言”而得罪主子，也不愿辜负主子对自己的豢养之恩而对主子“巧言令色”，于是为了能有“良言”献给自己的主子，便殚精竭虑去从事理论创新——这部分士人，就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是社会上唯一从事理论创新工作的阶层。知识分子应该并且也有可能贡献给社会的，也就是他们的理论创新的成果。这些成果以其理论形态而不同于社会从事实务的实业阶层的劳动成果，但却为实业阶层的技术创新提供了理论指导，这种理论指导有助于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可以起到缩短技术创新的探索进程的作用。理论的意义仅此而已，它本身并不能给社会带来直接的福利或实惠。 知识分子之所以不被看重福利或实惠的人们所重视，其原因也在于此。

        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经不住金钱的诱惑，舍理论创新之本业而求名利之实惠，或如古代属“狗”之士那样专门“巧言令色”以博市场青睐而成其大名，或如古代农、工中为繁重任务所压者那样被迫去从事旨在减负的技术创新，或如古商那样直接“为奸”以赚其钱而成其大利——要皆放弃了理论研究工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极个别“不识时务”的知识分子残余还在从事“猜想”一类的理论探索工作，只有把求知当作业余爱好的民科才去从事理论创新了。然而，理论创新仅靠一点业余的爱好和时间是不足以成事的，所以民科理论的低水平引来那些从事旨在减负的技术创新工作者的鄙夷之声，其发出这种鄙夷之声，不是由于他们本身有多么高的理论水平，恰恰相反，其理论水平与民科约略相当甚或低于后者，但只为其放弃了知识分子的责任而离开理论领域去从事实务而寻找其合适的借口，所以便拿只作为其业余爱好的民科的理论研究的成果作为攻击的靶子，以此来平息其内心因缺乏理论所造成的不安，即其攻击民科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求得其心理平衡而已。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形：凡是理论上不再有建树或者固步自封的人，对民科的攻击就越是厉害。为什么？因为这般人曾经从事过理论研究，只是其所得理论成果早已陈旧过时，不再有学术市场，而他们又不再能改行去从事技术创新，如此其心理最是不平衡，所以借攻击民科来平衡其心理是最好的办法！

      其实，民科在理论研究上的低水平根本不值得官科兴师动众地群起而攻之，民科的低水平理论正是当今中国学术界的理论创新水平的真实写照，如果没有民科的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理论探索，中国学术界连这样的低水平理论成果都是不会有的。所以，民科的理论贫困之悲哀，这并非民科本身的悲哀，而恰恰是官科理论贫困的折射，因而是官科自己的悲哀！官科理论的贫困和民科理论的贫困相辅相成，综合地反映出了当今中国已经不再有一个知识分子的阶层，而是只有一些知识分子的散兵游勇或“孤魂夜鬼”了——许我乱言，大概张志东先生就是属于这“孤魂夜鬼”之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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