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学者当官”

周 健

近来关于学者当官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老师写博文讨论陈章良教授做官的得与失。同时，也见到一些教授、专家表示对当官的“不屑一顾”，好像反对学者当官的意见也不少。个人以为，就当下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支持极少数有德、有识、有力、有为的学者去当官可能更有现实意义。

首先，我们大致分析一下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的社会各个方面都不同程度的获得了进步，只是这种进步是参差不齐，有些方面进展不大，有些方面进展快一些。当然，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起来，毋容置疑的是我们仍有很大差距。最近，美国的《纽约时报》对中国这次搜寻马航MH370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的报道，也确实说明了中国科技实力的不足。人们经常抱怨的是中国各个方面的问题都太多，分析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的讨论也不少，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的也有。关键的问题是缺乏让那些有科学性、有实用性、有效能的解决之道能够被采用的机制。

第二点，对于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影响，可能来自政治制度、国家体制、政府结构、各种管理机制、公民和官员等诸多因素。就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而言，要改变这些影响因素的可能性是微小的，所需的时间进程是缓慢的、需要的成本也可能也是高昂的。很显然，官员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力不可小觑。层级越高的官员其影响的范围越广、效能也更大。因此，当社会某个方面能够出现官员变革机会（比如在大学或科技界公选官员，也假定这些公选能够逃脱“人治”模式的约束），这可以说是天赐良机，千万不能错过，更不该轻易放弃（无论是因为对过去或现任官员的不满，还是对官员的不削一顾）。因为在中国，能胜任的人要得到相应的任用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国家有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但是执行时绝大多数都是在“人治”模式下运行的，结果可想而知。

第三点，官员的价值和学者官员的典型意义是值得重视的。成功的官员或者说成功的管理是具有重大价值的，这一点应该是专家学者们的共识。一个合格的学者官员的成功实践，可能为中国的某个行业或领域（如大学、教育行业等）带来巨大的革新，即使短期效益可能不够显著，还可能在今后几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显示出巨大的效益来。因此，对全社会来说，一个成功的学者官员的价值应该超过一个成功的个体研究人员的价值。这方面，清华大学的王晓东教授、北京大学的饶毅教授他们的杰出工作应该是这方面的实证例子。与此同时，如果学者官员能够成功实践，既能为该行业或领域提供样本性的参照资料，还有可能会给中国的高层决策者提供决策参考的信息，最后如能达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境界，那么就能极大地推进中国实力的提升。

第四点，学者做官也是有条件的，至少在下面几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是对中国现在的官场有深刻的认识和全面的把握，你可以在官场“同流”，但不能“合污”。其二是有在官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提升中国实力做出卓越贡献的强烈追求。其三是具有沉着面对官场的种种挑战、甚至失败的勇气，有扬长避短、与时俱进、不断前行的毅力。其四是具有高超的统筹和协调能力（比如抗上而不犯上、防范下属内耗等等），其五是具有变革精神、创新能力、相应的领导科学知识和技能，你不仅需要“出污泥而不染”，还需要能“曲径通幽”，创造出“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别有洞天”。

第五点，支持少数学者当官，不是鼓励人人都去争官当。中国已经是一个官本位现象十分严重的国度，无数人热衷于官位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个人支持极少数学者去当官的本意只在为现行的“人治”模式控制下的官员选拔任用机制，建立起一星半点的、科学领导的示范样本。当然，也企盼这种示范能够逐步扩展。

综上所述，希望有胆有识、有力有为的学者不要放弃当官的机会，有官可当时应该当仁不让，最终实现为官一方、造福人民的宏大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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