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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训练:我的不愉快经历
冯兆东
2016-05-26
一、前言
刚刚统计了一下,我在兰州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共带过48名研究生了。这么多年带了这么多学生,总是有不少正面和负面的感受。恰好,李云帆的博文《该放这样的学生一条活路吗?》 (发表于科学网,2016-5-25: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360014-979617.html)触动了我。李云帆先是举了“不尽心、不上心、甚至投机取巧”地获得了博士学位的三个例子。李云帆接着说:如果老板坚持原则,不让毕业,正义看似保住了,老板的不讲人情会被学生终生(仇恨地)铭记。如果老板放他们一马,这些学生会终生铭记老师的恩情。
我自然是不赞成“用放弃或放低职业标准”去换取好处的。我在我的博文《来自科学网的一条负能量:该放这样的学生一条活路吗?》(2016-05-25: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200905-979670.html)里说:学者们在所有属于“职业范畴”的领域都必须遵守“职业操守”。您不能拿“基金申请评审”作为人情交换的筹码去支持“次品申请书”,您不能拿“博导”作为人情交换筹码去释放“次品博士”,您不能拿“审稿人”作为人情筹码去接受“次品文章”。只要您拿您的“职业位置”作为筹码去换取好处,您就在伤害“社会公正”和“科学效率”。而且,您应该为您自己的不守“职业操守”付出代价的。
不过,我也认识到“太绝情”会很难的。问题出在哪儿?我们的体制偏死:废掉一个在读博士就可能废掉他(或她)的一生,这太剧烈了。我还是“赞同”美国情形:可以淘汰博士生,但每个人会有第二次机会。淘汰是为了给那些不上心的人或失迷的人上一堂严肃的社会功课。给他(她)第二次机会是由于:everybody deserves the second chance。
二、几点“上、中、下”的归纳
我这么的归纳似乎有点过早地给自己“盖棺定论”,我还得冒这样的风险:我的葬礼上将没有我的学生出席。但是,没有缺吃也没有缺穿还没有政治野心的我似乎老被“应该的-正义的”和“不应该的-不正义的”深深地困扰着。我弟弟训斥我:别想当“救世主”啦。我的好友劝我:老冯你何必呢,整个社会都这样,你又能咋的?可是,我还是想说出来,“出身贫寒”的我对社会的公正一直是很期盼的。我把我与学生的经历拿出来晒晒,希望导师们在困扰的过程中尽可能坚守公正,因为公正对社会是好的,因为公正对您所从事的行业是好的,因为公正对您自己的职业声誉也是好的,因为公正对那些“出身贫寒而刻苦”的人们更是好的。
2.1. 上
我在我的博文《好博士生和博士生训练:我的经历之一》(2015-07-0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200905-902802.html)中怀念了已经不在人世的汪海斌博士(汪海斌于2011年11月8日因车祸殉职于去昆仑山北麓采样的路上,时年35岁)。汪海斌博士有三个宝贵的品质是我这辈子忘怀不了的:诚实,勤奋,谦逊。我和他频繁地打交道有十年之久,没有一件事让我对他有不信任的感觉。他的工作总是让人放心,因为他的实验数据是经得起检验的,他的博士论文也很优秀。还有,他不卑不亢的谦逊很是讨人喜欢。自然啦,我的学生中有一批属于“上”的学生,他(她)们中有兰州大学的博导,有中南大学的博导,有新疆大学的新秀,还有一批正在成长和壮大的青年学者(也包括那些曾做过我的硕士生的优秀者)。
2.2. 中
首先,我对“在职研究生”有抱怨。由于已经有了职位,他们大多对“大锅饭体制”很是信任,“大锅饭”阻碍了他们“在读博期间”对学术的更高追求。其次呢,我对EI文章有抱怨。当年(05年左右)兰州大学容许以EI文章博士毕业。我很快发现,我的学生的EI文章是由一个大型的国际遥感协会的年会文集出版的,短短4页的文章,连错别字也没修改,更不用说严肃审稿啦!为此我还写信给该遥感协会,诅咒了他们的“类欺骗”行为。不过,既然学校容许如此的EI文章作为博士毕业的本钱,我也就失去了对学生的控制。当年用如此的EI文章毕业的博士都没有机会得到我能提供的逻辑思辨训练和英文写作训练,他们中仍然坚持在科研战线的几位正在为此付出着“艰辛”的代价。我期望他们能尽快“补上”当年的欠账。
2.3. 下
这样讲是要惹人的。不过人是已经惹了的。我的惹人方式也随着我阅历的增加在改变。我在题为《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是职业关系》的博文(2015-07-0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200905-902836.html)中倡导:学生与导师的关系是职业关系;而不是:导师带研究生是出于导师的恩典。如果读者接受我的倡导,我晒晒我的“学生的不好”就不会被“传统地”认为是“做导师的不够宽容”啦。好在,我归为"下"的也只有3位(确实只有3位)。而这3位都是由于“不敬业”而出了问题。
2.3.1.一位“不努力、走后门”的温和者
第一次遇到一位让我很棘手的“临近毕业而不合格的博士候选人”是2006年。她的博士论文充其量不过是一篇能说得过去的硕士论文。从我与她的学术对话中可以看出,她是懒于精读文献、懒于思考的人。据可靠消息说,她是那种宁肯花时间去通串兰州的大街小巷而不肯花时间在科学研究上的人。我本来想让她延迟一年。结果呢,她的同学用“敌视”的眼光看我,她自己又哭又闹。最后我不得不让步:让她答辩了。再后来呢,她利用她的后门想留在兰州大学任教。我被激恼了:我写信给兰州大学人事处,把她留校的事给搅黄了(当时的我对兰州大学是十分热爱的)。当时的我是这么想的:(1)让她留在兰州大学,显然我是在贡献于“兰州大学的学术持续下滑”(这算是“公心”吧);(2)让这样的学生在“不适合于她”的单位去工作,会严重影响我的学术声誉(我的学术声誉会严重影响我之后的学生的出路的);(3)让一名“不怎么合格”的人得逞会负面地影响我的其他在读的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特注:这位学生很大度,在生气了一小段时间之后,她很友好地来参加我也在场的许多活动。
2.3.2.一位“被大锅饭祸害”了的消极者
这是一位我们仍然时不时地在一起“聚餐”的兰州大学的老师。他公开负面影响我的其他学生:他声称,“我已经是大学老师,做得好与不好都没关系,谁也不敢解雇我的”。事实上,他也确实是在“大锅饭”的状态下完成博士论文的。在他博士阶段的第四年时,他想答辩博士论文。我一看他的博士论文,错别字和语法错误不少,而且论文的整体水平需要提高。我让他延迟一年。一年后他的博士论文也只是改了那些我指出来的错别字和语法错误而已。让我更不满意的事发生在他毕业之后。我用我的在研项目刻意地为他的“NSFC青年基金”做了雄厚的铺垫,而且我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了他的NSFC青年基金申请书。可是,当他拿到NSFC青年基金之后,他仍然坚持他的“已经吃到了大锅饭”的做事原则,对这个难得的基金丝毫没有上心。结果呢,他的NSFC青年基金毫无成果(是的,毫无结果)。我对此事是极其愤怒的。第二件事:我本来想帮他“英文发表”一些。结果呢,他的姿态是“同事姿态”(即:需要友情的帮忙)而不是“学生姿态”(通过改文章去学习写英文文章的本事)。于是呢,我干脆不理他了。后来的他请我给他写一封做博士后的推荐信,我拒绝了他(我真的没有好话写在推荐信上呀)。特注:我希望他看到这篇博文后能坚持参加有我在场的“聚餐”。
2.3.3.一个极品无赖
刻意“欺蒙拐骗”地去混学位的研究生还是有的。而且,一旦他们被学校或导师发现并要惩罚时(如:延长学制或退学处理),他们中的一些人很是无赖:有的威胁着去跳楼,有的还真去跳楼。我自己曾遇到了一位如此无赖的研究生,他用“欺蒙拐骗”的办法花去了我不少经费(包括在国外进修的经费),结果呢,他几乎什么也没做,而且还要求按时博士毕业。当我坚决地拒绝了他的无赖要求后,他威胁着要跳楼。当时的我被这个混蛋气疯了,我给了他两条出路:要么延长1-2年,合格地毕业(一则对得起他花掉的科研经费,二则我的面子也保住了---能拿得出手的博士,三则我的在读学生的积极性不被负面影响);要么卷铺盖走人。他自己“死乞白赖”地用各种戏剧性的表演方式威胁学院和学校:“不让我按时毕业,我就跳楼”(后来的事表明:他很可能只是演戏而已)。最后呢,他在“集体导师”的名义下博士毕业了(这给无赖们开启了“获得博士”的通道)。这些我都管不着!但我希望他:永远不要说他是我冯兆东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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