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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 孙小淳]

苏联专家谈中国的“科学文化”

2013-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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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50年代中苏科技合作，很多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中国怀着深厚的友谊和情感。与此同时，他们对中国的科技也有仔细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看出了中国“科学文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虽然知道批评“虽怀善意仍常遇不测”，还是凭着科学家的良知说话。

米·阿·克拉契柯教授，化学博士，1925年毕业于基辅工业大学，苏联科学院普通与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1948年获斯大林奖。 1958年1月至8月和1960年3月至8月在中国工作，期间访问过中国十几个城市的许多科研机构。他在1960年8月离开中国时提交了一篇《对中国科学的某些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书”），希望能给中国的科学事业有所帮助。其中对科学的特点，对科学的组织，对中国科学中存在的问题，讲出了亲历者的感受。如今读来，对我们今天建设健康的科学文化，仍有裨益。

克拉契柯教授在“意见书”中，首先肯定中国发展科学的有利条件。这些条件包括：（1）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科学发展事业的关怀，表现在政府为科学拨出大量经费，提供试验大楼、仪器等硬件设备。（2）取之不尽的天才和爱好劳动的中国人民。（3）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为科学发展提供了机遇，不仅能够促进实用科学的繁荣，而且可促进理论科学的发展。

然后他谈了几点对科学的认识和对科学人才培养的看法，是针对中国科学的问题而发。他认为无论是理论科学还是应用科学，解决问题才是重要的。评价科学，不能像评价生产大米、砖头那样论斤计量。“在科学作品方面，数量指标起不了特别的作用，无论如何也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每一个科学作品来说，最主要的是质量，也就是向自然界提出的问题的回答充分程度如何和所得答案的可靠程度如何。”他对中国当时选拔科研人才的做法感到不解。他不清楚当时选拔的具体情况，但通过与年青人的交流，他发现他们的科学知识水平很低，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他对当时大学生在读期间就编科学教科书的做法更是不解，认为这违反科学实践的规则，他很难“想象出比这更奇怪更无益的事情了”。关于当时宣传的23岁的清洁工，只有5年小学学历，却能在大学课堂讲课的徐荣庆事迹，更是觉得荒唐。他认为，“无论工人、农民和牧人都能成为优秀的科学家，但是要经过很好的、长期的准备过程，这对所有献身科学的人，不管他们出身如何，都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天才，他们的成绩也应首先归功于顽强的劳动和他们自己独立经历过的极严肃的科学准备过程。”

在“意见书”中，克拉契柯教授专门谈了“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些短点”，涉及如下方面：

发表科学论文太少。评价科学的成果，他认为发表论文的质量和数量是很重要的指标。中国当时每年发表的论文，比荷兰这样的小国要少得多。

科研总结虚假空泛。他看到有的研究所的总结报告，一年之中完成了大量的科研题目，在他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关于工作时间和劳动纪律。“完成任何一项工作，体力的也好，脑力的也好，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原则乃是不需要证明的定理。但是，中国科学院研究机关的许多领导者大概认为这个定理已被推翻了。”研究所中的工作时间可以随便用于开会、搞体育活动、晚会等。“最优秀的中国科学家没有时间从事科学研究，没有时间提高自己和培养干部。”

缺少科学界舆论，缺少学术批评和对工作的讨论。“在所有从事科学工作的国家里常常举行报告会，Seminar，学术专题会，在这类会议上听取关于研究所进行的科学工作的总结，做概述性的报告等等；有指导科学研究工作的学术委员会。在中国工作的一年时间里，我不仅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议，而且关于这种会议一次也没听说过。”在中国，“很多会议上对工作不进行实质的讨论，而主要是从完成工作的期限来差眼，而且这个过程像出售古玩的拍卖会… 最低限度所必需的几个月时间一直缩短到3-5天这类神奇的数字。”

不正确地向上级机关汇报已进行的科学工作。“科研机关常常向刊物部门和上级机关不正确地或不准确地报道自己的工作，把小的说成大的，把次要的说成主要的。”“这个现象是和缺乏学术批评以及对科学和工业经济学的理解水平低有关系的。”

对待科学劳动的轻率和不认真的态度。这在科学青年和科学机关的部分领导者当中很普遍。“他们认为，任何一项科学工作，任何工作者都可以在任何期限内完成。进行行研究工作，不需要，至少是领导者不需要认真准备也不需要高度的水平，不需要研究与题目有关的文献等等。这类工作不需要细致的组织，不需要详细而清楚的总结。”

研究题目变化无常和对理论工作的估计不足。科研题目变化极快，说明原来的题目不切实际。尽管有国家领导人关于必须开展理论工作的正确指示，但是在科研机构存在对理论工作的重要性的不理解。

关于高等学校与研究所的工作。关研究所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研究人员太多，不利于对研究题目进行创造性的讨论。组织大量的小型研究所，不如在高校开展研究。

关于外国专家的利用与国外的科学联系。中国聘用了很多外国专家，特别是大量的苏联专家。中国聘请专家，不注意自己国内已有的队伍情况，结果造成专家资源浪费。就算请到了合适的专家，可是中国的科研人员却忙于会议和其他社会义务，没有时间向外国专家学习。“到中国来过的最优秀的苏联专家们常说：‘中国能够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赶过我们，但是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如果他们放下会议开始工作的话。’”

克拉契柯教授对中国科研环境的批评可以说是非常中肯。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科学已经大有成就，今非昔比，克拉契柯教授提出的问题有些可以说是不复存在。但是在有些方面，涉及对科学的认识、科学的态度、科学舆论、科学的评价、科学的管理等等，仍然是中国科学面临的问题。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发展，要超越，就必须要有一个严谨的、脚踏实际的、充满活力的、善于激发创造的“科学文化”。读克拉契柯教授的“意见书”，值得我们深思！

（2013年10月6日星期日）

参考文献：

吴艳、鲁大龙、李俊雄编译，《中苏两国科学院合作资料选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