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在我国教育界已经引起极大的反响。最近相继见诸于报刊的三篇文章，可以为此作证：一篇是《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启动》，第二篇是《大师不是培养的》，第三篇是《教授，我要退学》。

 

三篇文章均触及高等教育改革，发出不尽相同的声音，但看得出来都聚焦“钱学森之问”。《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启动》报道，复旦大学推出了“望道计划”，打算选拔若干名学生，组织知名教授定期主持学习研讨班，引导他们去发现、思考、解决问题……帮助学生找到自己的兴趣点。这种动态化管理的举措是为他们进行研究性、探索性、讨论性的学习提供更优良的环境，同时也有利于学生调整自己的兴趣点。上海交通大学首批选择几个学科作为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的试点，该培养实验计划是学校的人才培养“特区”。将按照人才成长的规律，为这些学生精心设计了课程体系，包括与世界著名大学合作，聘请海外教授授课，采取讨论式教学，主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而且计划往中学前移，本科毕业后将他们安排至国外高校深造，“希望在几十年后，这批人中会有一些大师出现”。

 

可是《大师不是培养的》认为：“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与“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总是培养不出大师”是有区别的，二者不能划等号。理由是：“培养”云云，对于人才的成长有必不可少的作用，但人们往往忽略，“培养”也有负面效应，被“培养”者很难突破培养者的框框，大师是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中造就的。假如大师可以培养，那么谁来认定大师？曹雪芹在世时，有谁会把他当作大师呢？

 

推出“望道计划”和“特区”，当然是想以实际行动回应“钱学森之问”，希望在几十年后大陆出现真正中国意义的大师。不过这样做是否真有效果，未免让人产生疑问。尽管颇具天赋的学生才可能被选中，这为培养计划奠定了基础，但是培养杰出人才毕竟不同于铸造精品，入选的学生是否必定按照计划努力而最终被“点石成金”，其间充满着许多不确定的变数。比如他们心中到底是怎么想的？《教授，我要退学》或许可供借鉴。这位大学生自称完全没有资格讨论“钱学森之问”，但希望中国的大学至少别像钱钟书笔下的三闾大学。故而“计划”符合其意愿，至少学校里大肆借书非常过瘾，而且可以消除无处交流的苦闷。但是，做学问、搞研究毕竟需要动力，他认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学习最终为了什么？是为了兴趣还是工作？

 

“计划”实施者应当倾听这类学生的心声。一个学生如果人云亦云，即便成绩优秀，然而没有兴趣，缺乏自信，没有独立见解，想必导师未必能看得上眼。于是问题来了：这些学生之所以被选中依据什么？居然上了大学连自己的“兴趣点”还要老师帮助寻找？众所周知，兴趣是好东西，它比知识、比能力更重要，一个人有了兴趣可以创造奇迹，否则其他条件再优越，也未必有能耐。如果这里所说的“兴趣点”仅针对专业知识和研究方向，倒还罢了——通过恰到好处的点拨，让源自外部刺激的情境兴趣发展为扎根心头的个人兴趣——怕就怕，老师要帮助寻找或调整的“兴趣点”还包括兴趣其他方面的心理成分，那麻烦就大了。杜威早就指出：兴趣是三位一体的。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中，似乎唯有兴趣才有充分调动情感、认知和意动的神奇本领，故而爱因斯坦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心里想的是大家以为的“兴趣点”，实际所指所做的“兴趣点”仅限于知识专攻、能力训练，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如此培养杰出人才的计划有可能会落空。

 

由此进一步思考，用“特区”式的培养方式，好像也对优秀人才的成长不利。完全可以想像，一些学生被选中后，起初多半异常兴奋——毕竟有这么好的学习条件、宝贵的交流机会，甚至还可以出国深造——但是仔细想想，它有点像培养拔尖的运动健将，关起门来训练结果未必理想。我国对提高足球竞技水平不可谓不重视，但是由于缺乏群众运动的基础，比赛结果总是让人失望。与之比较，乒乓运动则不同，因为全国有数以千万计的青少年自发爱好打乒乓，通过层层选拔，在世界乒坛长期独领风骚。二者的根本差别显而易见：前者刻意打造，后者顺其自然。其实，培养杰出人才的道理是相通的。虽然大师级人物的出现从来没有固定的模式，但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除了有好的导师指点外，更具普遍且根本性意义的是要有一个适宜的土壤，使他们得以自由施展才华。

 

我国的乒乓球健将，从小爱好打乒乓，并把它作为一种玩耍，觉得打乒乓特别快活、特别有劲，可以一展身手，这样打着、琢磨着，后来又有教练的指点，结果成为世界冠军。可惜，做学问和搞研究，培养杰出人才，在中国却缺乏类似的土壤。比如说，科学家最重要的素质是好奇心，好奇心是每个学生都该有的，可是随着一年年的长大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又比如说，大师级人物小时候个性独特、行为有时不按常理，这类孩子却缺乏自由活动的空间，甚至被打入另册……

 

从这个角度说，推出“计划”和“特区”作过渡或许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我们对此要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杰出人才，尤其大师级人物的出现，可遇不可求，作为教育工作者，来不得半点急功近利。假若我国从中小学到大学，乃至整个社会，依然把孩子的读书、学习、研究看作是出人头地的手段，假若培养人才依然采取实用主义，而不是看作是学生天性、兴趣和心理需要之必然，不认为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为其提供适宜的土壤诸如浇水施肥等，那么即便通过“计划”把他们培养成杰出人才，最后还送到国外高校深造，几十年后他们中间就是出现了大师，人们还是会说：他们是国外培养出来的，或者说他们不是真正中国意义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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